冯崇义：中共党国传不到红三代

习近平登基不久，我就发表《习近平的党国情结》、《红二代的信仰与认知错乱》等文章，论述习近平代表中共内部最落后顽固的红二代势力，由于价值观和认知上的双重错乱，蛮横地倒行逆施，将中国从后极权社会重新拖向极权社会。在后来的《破解当下中国的极权主义回潮》等文中，我也指出，由于世道人心的变迁，中共党国无法造就像红二代那样的红三代权力网络和权力格局，因而无论红二代如何折腾，都不会再有党国极权从红二代到红三代的代际传承。无可奈何花落去，中共极权党国注定与红二代一起灰飞烟灭。应光传媒友人之邀，兹将一得之见再简要申述如次。

红二代之属性与特性

人们已经观察到，中共党国红二代集体接班，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是颇为独特之现象。苏联第一个共产党国苏联，并没有形成红二代集体接班，盖因苏联红一代遭受斯大林近四十年连续系统之清洗，其上层被消灭殆尽，子嗣只有受牵连之祸而无承接权力之福。作为苏联傀儡之东欧几个共产党国，建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土崩瓦解、未及传到红二代便“一世而亡”。朝鲜倒是推行红色世袭之典型，但它是传统帝制一家一姓之世袭，也没有红二代集体世袭。

笔者1989年在香港出版《农民意识与中国》一书，就已论述中国的共产革命是古今中外最大的一场现代农民战争，因而也论功行赏而形成古今中外最大的现代农民政权。满脑子农民意识的中共红一代权贵，自然会荫至子嗣红二代。红二代这一概念有两个不同含义和指称。一个是生物学和血缘上的含义，也就是广义上的红二代，指中共“开国元勋”的所有子嗣。1949年开国之前参加“打江山”的父辈是红一代，其子女便是红二代。

另一个是政治学和社会学上的概念，也就是狭义上的红二代，指的是那些党国“功臣”的后裔们由利益纽带和价值理念形成的特定政治派系。他们在价值理念上标榜共产主义正统，认同“确保红色江山万年红”的“江山意识”、“理想信念”和“历史使命”，认同集体世袭党国权力的血统论。严格意义上的红二代体现在价值理念层面，也就是他们自己所标榜的“红色基因”、“红色血脉”、“教育纯正”和“思想纯正”。当然，他们对“思想纯正”的定义并不一致，大部分将“马列毛”和“邓三科”都视为纯正，更加原教旨的一小部分则将“邓三科”排除在外，只认“马列毛”为纯正。我主要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红二代这一概念。

这些红二代也不乏“忧患意识”，但他们思考的不是如何使中华民族在市场化、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大潮中摆脱一党专政的魔咒，脱胎换骨而完成现代化的伟业，跻身人类大家庭的正常成员。恰恰相反，他们最大的忧惧是“江山易姓”，是中国从一党专政到宪政民主的转型；他们的最大的心愿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然崩塌、觉醒的中国人民渴求人权民主的历史条件下，守住风雨飘摇的党国江山和统治特权。

红二代之历史轨迹

太子毛岸英在1950年就命陨朝鲜，既给红二代“集体世袭”提供机会，也给红二代之崛起造成障碍。毛岸英之死，使得其它家族有所顾忌，不敢轻易冒头。红二代在中共建政之初就享受各种特权，诸如特供商品、子弟保育院、子弟幼儿园、子弟小学、子弟中学等等。但是，直到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初兴，红二代中才以成立“红卫兵”这一特殊方式登上政治舞台。1965年5月，当“五一六通知”刚传达给省部级干部的时候，红二代就相应号召率先成立红卫兵以掌握主动权。他们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对联，并接受“自来红”的称号以区别于“自来黑”、“自来黄”、“自来白”。在“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之后，红二代们又牵头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等组织，以维护父辈党政军当权派的权威，并将文革导向对“五类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那些在以往的共产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中所打击的“阶级敌人”。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并严厉教训因为“大跃进”的灾难而曾经对毛泽东有所不敬的所有干部。在毛泽东的部署和指挥下，广大党政军干部在文革中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备受打击，很多红二代也跟着遭殃。

飞来横祸并没有促使红二代们觉醒，最新觉醒的反倒是在文革中红得发紫的红二代之魁，他便是林副统帅的儿子林立果。林立果及其秘书于新野于1971年起草的《571工程纪要》，当时可谓石破天惊。这份文献“恶毒攻击”毛泽东治下的中国，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它指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他（指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毛泽东当时将孔孟之道定为反动思想 –引者），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农民生活缺吃少穿”；“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不过，林立果策划的政变被毛泽东、周恩来联手粉粹，林氏父子丧命温都尔汗，红二代接班再次受挫。

1976年毛泽东离世之后，红二代时来运转。他们跟着被打倒的红一代，在“拨乱反正”中纷纷重回庙堂、重获特权，在“改革开放”中各显神通、占尽先机。但是，上个世纪由胡耀邦、赵紫阳在前台主政的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民主思潮汹涌澎湃的时代，寒门子弟在“去极权化”的历史进程中冲锋在前，“太子党”备受诟病和掣肘。到了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受到血腥镇压和摧残，红二代才在红一代的刻意扶持下真正崛起。红二代在当下中共党国的权力格局中崛起，有结构性根源。中共党国奉行政治忠诚优先的干部路线，再加上专制传统中的世袭观念，使红二代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天然优势。经历了几十年政治斗争和动荡，红一代之间龃龉和宿怨甚多，却有将权力传给子嗣的共同愿望。在当时所谓中国“双峰政治”中辅佐邓小平的陈云，1989年六四大屠杀之后说过具有政治遗言性质的一句话：“权力要移交给我们的孩子，不然我们以后会被挖祖坟的”。

苏联东欧共产党国政权的崩溃，对中国红色贵族来说可谓天崩地裂。红一代在惊魂初定之后，做出极为自私的系统部署，向他们的后代交班，以保住红色江山。这种部署，使得红二代在党、政、军及其央企国企中纷纷上位、占据要津，形成强大的权力网络、掌控关键资源。曾庆红、刘源、习近平、薄熙来、王岐山、俞正声等红二代骨干，正是在苏东剧变和中共血腥镇压“八九民运”并全面清洗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之后，跻身中共权力中枢。吊诡的是，邓小平和陈云的子女都选择投身商海，而没有进入政治权力中枢。

1991年9月9日，潘岳等人起草、以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名义向中共元老提交了一份报告，题为《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当时坊间将这份报告称为“太子党政治纲领”，它确实体现了红二代当时的接班思路及中共党国的政治路线。第一，它判断“苏联事变主要是对中国造成巨大意识形态的深远冲击，但在其他方面，短期内尚不会有致命影响，不会出现大乱”。因而它建议中共要沉着应变，稳住阵脚、保住政权。第二，它提出要将民族主义揉进原教旨共产主义，借助“中国特色”和“中国传统”来强化中共的意识形态，而且在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中，应重点突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它提出中共的紧迫任务是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不能继续像革命党那样迎合民众的“革命”要求、热衷“群众运动”，而是确立旗帜鲜明的统治者意识，坚决防范政府的改革演变成为民众革命。

红二代是拥戴习近平的中坚力量

从1989年之后红二代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崭露头角，到2012年红二代正式掌控中共党国最高权力，又经历了20年的权力博弈。毛泽东将党国极权主义统治推向顶峰，对社会所造成的破坏也最大。1976年毛泽东离世之后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乃是物极必反而“去极权化”，给中国社会带来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毛泽东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都一元化的极权社会，演变为政治上依然一元化但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已半多元的后极权社会。就干部队伍而言，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寒门技术官僚的地位迅速上升并被推上党国最高权力的位置。“去极权化”过程中干部升迁任免的制度化和程序化，也延缓了红二代的升迁接班进度。更何况，红二代集体世袭，和中国在“去极权化”过程中形成的自由民主思想和时代精神格格不入。

习近平能够在政治角逐中入承大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红二代已经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并强烈要求接班掌权。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能凭借“重庆模式”在中国政坛掀起排空巨浪，显然有朝野上下红二代的紧密配合。刘源的心腹、同是红二代的张木生当时狂妄地指责在位的胡锦涛、温家宝“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显然是抱着党国主子的心态，认为他们作为长大成人的少东家，才真正有资格掌权来守护“党的家业”。早在2011年1月，由清一色红二代组成的“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就以公开信的方式郑重其事地向即将接班的习近平进言，“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

当时红二代整体上拥戴习近平上位。拥戴习近平的顽固派红二代，有朝野之分。在朝堂拥有特权的红二代顽固派，最热烈地拥戴习近平巩固既得利益并富国强兵；人生失意的红二代顽固派，则是拥戴习近平报复贪官并延续红色江山。令世人欷歔的是，这些顽固派红二代曾为薄熙来摇旗呐喊，而在薄熙来落马、习近平登基之后又大张旗鼓地为习近平的“中国梦”吆喝助威。甚至向往自由民主现代文明的红二代开明派，也拥戴习近平，因为他们把习近平当成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改革派。

开明派红二代当时将习近平误当改革派，实际上体现特定时局与机遇。2012年到2013年中共政权换届期间国人的乐观期待，既包含着人们的善良愿望，也体现在当时中国所出现的政治变革和宪政转型机遇窗口。当时，中国民间的维权运动和官府的维稳体制之对峙陷入僵局。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削弱法治、复辟文革的倒行逆施，受到自由主义知识界和当年开明派的共同抵制而败北；由周永康主导的暴力维稳导致天怒人怨，因而这股顽固的维稳力量在政治上失势。

薄熙来、周永康的倒台，朝野上下渴求宪政法治，宪政转型成为热门话题，自由主义宪政、儒家宪政和宪政社会主义等多种宪政思潮相互激荡。当时朝野上下推进中国朝健康方向发展的愿望，也曲折地体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但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是，习近平站稳脚跟之后，既不向左、也不向右，而是转身向后、复辟极权主义。朝野上下初见端倪的宪政共识被击碎，中国从后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的大方向彻底逆转。

红二代的认知错乱与习近平的极权复辟

红二代所振振有词、念兹在兹的“红色基因”、“红色血脉”、“红色文化”，实际上充满毒素。特别是中共1927年落草为寇、沦为匪帮之后，这些毒素逐步成型，在延安时期由毛泽东这位混世魔王集其大成。在这些毒素之中，最狠毒的部分包括通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消灭异己、铲除异端的马列主义政治路线；定于一、用小人、任酷吏、立淫威、使阴招的专制权术；没底线、黑吃黑的黑帮手腕；兵不厌诈、愚民弱民的骗术；以及盲目抵制外来先进文明的农民蒙昧主义。习近平所代表的红二代顽固派遵奉毛泽东为教父、对毛泽东顶礼膜拜，自然也就从毛泽东那里继承这些带有剧毒的基因和血脉，特别是痞子习气、阴谋手腕和霹雳手段。

习近平成功登基之初，有两个文本很能体现其执政理念。一个是2013年4月他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这份文件要求根除七大危险，其中包括“宣扬西方宪政民主，企图否定当代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宣扬普世价值，企图动摇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宣扬公民社会，企图瓦解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宣扬西方新闻观，挑战中国党管媒体原则和新闻出版管理制度”。

另一个是2013年6月军方红二代所制作的政治宣传片《较量无声》。该片由秦基伟的儿子、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秦天牵头撰稿和编导，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谋部三部、军事科学院、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推出。它指责失去政权的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放弃了政治旗帜，放弃了理想信念，放弃了思想武装和敌我意识，最终迷失了自己，也迷失了对手的政党”，因而导致苏联解体；它指责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施行“政治转基因”的战略，在政治、文化、思想、组织社会五条战线上全面渗透，试图通过“和平演变”颠覆中共政权；它还指桑骂槐，暗示前两任总书记江泽民与胡锦涛放松了政治警惕，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得以用拉拢、收买、威胁、策反等手段将诸多中国官员及学者培植为代言人。因此，他们要求将治国理政的重心放在防止“和平演变”，实际上是要复制毛泽东时代的“反修防修”。 

习近平登基以来，正是沿着红二代顽固派的思路重整朝纲，竭尽全力巩固和延续他们的“红色江山”，向极权统治复辟倒退。最突出的表现有三个方面。

其一，从“集体领导”体制回归领袖体制。习近平无功受禄、德不配位而全面接受党、政、军最高职务，个人野心随之全面膨胀。他得寸进尺，迅速设立十几个领导小组及委员会并自任组长和主席，架空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和国务院。他不但制定不准“妄议中央”、其他政治局常委向他述职等新“规矩”，提出不伦不类的“四个意识”、”两个维护” 等要求，以确保他“定于一尊”的地位，而且以“黑吃黑” 的方式运用不受制约的腐败专制权力“打击腐败”，实际上任意行使对他人的生杀予夺之权以立威。更加无耻的是，他运作其跟班仆从肉麻地表忠劝进，将他的名字写进党章、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列入党的指导思想、取消他的任期限制，彻底颠覆了“集体领导”原则，霸王硬上弓而成为货真价实的独裁者，还装神弄鬼制造令人恶心至极的个人崇拜。

其二，借助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话语，重建党国意识形态的一统江湖。正是党国意识形态那些似是而非的诡诈说辞和崇高话语，再度使“广大干部群众”在迫害无辜或相互戕害时理直气壮，也在极权暴政淫威中再度彻底毒化社会环境和风气。

其三，重建中共重建专政党凌驾于法律之上、任意干预社会一切领域的政治体制。习近平组建直接听命于他本人、统领一切专政机构和控制机构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党政、立法、执法、宣传各系统全方位协调行动，全面重启极权专政授权作恶机制，授权酷吏党棍对已具雏形的公民社会进行毁灭性打击、对整个社会和互联网实施全面管控，堵死中国向宪政民主和平转型的通道。

习近平红二代造孽作恶，那么明目张胆、肆无忌惮，显得那么理直气壮，既是因为他们的极权主义价值观，也是因为他们一系列的认知错乱（Cognitive Dissonance）。他们是党国宣传教育洗脑的精神产品，正是自幼接受的党国宣传教育洗脑，造就了他们畸形的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认知模式，也就是他们挂在嘴边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充满悖谬。他们明明在追求和维护等级专制特权，却不停唱着“为人民服务”的高调并自我感动；他们明知中共建政是武装夺取政权而从未经过民选授权，却相信中共政权是“人民的选择”；他们明知中共极权主义统治中国人民带来奴役和贫穷，却相信中共“解放”了中国人民；他们明知国民政府已实现民族独立统一，却相信中共给中国带来独立统一的说辞；他们明知中共立国之后将中国的传统美德连根拔起，却自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人；他们明知中共政权打断了中国向世界主流文明学习以及实现宪政转型的历史进程，却自吹给中华民族带来文明进步。他们自欺欺人、误己误人的种种悖谬，实在不胜枚举。

红二代的内部分化

共产主义极权党国之生存，离不开政治清洗，全球共产主义政权都是如此，差别仅仅在于烈度和频率。毛泽东自以为是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更具雄才大略的有为之君，因而对中国人折腾更甚，包括十年文革那种中共政权也自认不讳的“浩劫”。这些跌宕起伏的政治清洗或政治运动，充满血雨腥风。很多在血雨腥风幸存下来的红二代，也与其他中国民众一样历尽沧桑。因而，不管是政治地位和思想观念，红二代一直在分化之中。特别是中国从极权社会转入后极权社会之后，人生选择复杂多样、信息来源异彩纷呈，红二代的分化更加明显。甚至有些红二代主动放弃他们在青少年时期“社会化”所形成的思想观念，通过学习和接受新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而完成“再社会化”。

红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死硬顽固派。习近平及其拥趸打手，以其红色血统为政治资本、以红色江山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将统治特权视为天经地义、将延续中共的一党专政视为历史使命。与死硬顽固派势同水火的是红二代宪政派，有如凤毛麟角。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从共产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转变，比如义无反顾地公开为宪政鼓与呼的胡德平、胡德华兄弟，戴晴、高瑜、李大同等媒体人，以及任志强等商界人士和蔡霞等学界人士。接近宪政派但避免与顽固派正面冲突的是红二代现代派，比如刘亚洲、马晓力、秦晓、何迪诸人，以及已故的罗宇、陈小鲁等人，他们明白不误地拥抱普世价值和“现代性”，实际上认同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但其政治诉求保持战略模糊。红二代中最纠结的是豪强派。他们起初支持习近平登基，为的是守护他们共同的江山。但是，习近平野心膨胀而定于一尊，与拥戴他掌权的豪强们确立君臣关系、掌控对豪强们的生杀予夺之权，就像当年毛太祖对他们的父辈那样，这些豪强们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暗地里咬牙切齿。习家在中共党国权贵家族之中本来只是旁支小宗，当今却大权独揽，受排挤冷落的豪强大族忿忿不平，也在情理之中。当然，红二代中人数最大的是逍遥派，包括数不清的商海游鱼和置身事外的闲云野鹤。

红二代与中共极权党国一起被历史淘汰而无法传权于红三代

按照陈云的说法，“权力要移交给我们的孩子”才安全。问题在于，当今之势，红三代已决不可能像红二代那样集体世袭党国权力。这也就意味着，中共党国势必终结于红二代，红二代的垂死挣扎终归徒劳。

前文提到，红二代之崛起，是打下江山论功行赏的军功集团垄断了社会资源，荫及子嗣。因为文革以降对血统论的冲击，也因为后极权和半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形成新的机会结构，红二代尽管能够在各个系统占据要津并形成强大的权力网络，却无力让他们的儿女复制这种权力网络。而且，他们的儿女所接受的是跟他们迥然不同的教育，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中成长，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认知模式都有别于父辈，向往自由自在的现代生活方式而缺乏继承极权主义红色江山的内在强烈冲动。

实际上红三代很少涉足政坛，毛新宇、李小鹏就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了。在商界发财的红三代倒不乏其人，诸如李小琳、曾伟、邓卓芮等，但他们饱受物议，影响力无从谈起。其他进入公共视野的红三代代表人物，如习明泽、薄瓜瓜、邓卓棣、叶丹丹、朱和平、彭宇，也根本不成气候。平心而论，即使红三代有继承红色江山的心愿，中国社会也不容他们像其父辈那样呼风唤雨，中国的仁人志士与文明世界都会有效阻击红三代集体世袭。

归根结底，中共极权党国已是违反世道人心之异类，早就完全丧失了政权正当性或合法性。中共建政在程序上没有经过民选，因而从未具备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主合法性。正因为如此，中共才会长期封杀对它的批评和揭露，不断编造中共使中国获得独立和统一、使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之类的弥天大谎来构建它的“政绩合法性”。当中共愚民政策所造就的广大民众愚不可及而普遍相信中共谎言的时候，当广大民众缺乏权利意识的时候，当广大民众都没有通过民主选举程序来落实“主权在民”原则的时候，罪恶滔天的中共政权就仍然稳如泰山。但是，自从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后极权社会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具备了权利意识，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自由民主而奋斗，中共政权便深陷合法性危机而不能自拔。中共政权通过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并且成功寄生在世界资本主义肌体上求生存，也只是缓解合法性危机而无法克服合法性危机。

习近平被称为“总加速师”，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习近平的极权复辟显然延缓了中国中国宪政转型的进程。但是，称习近平为“总加速师”，也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加深了中共合法性危机、加速了世人对中共的抛弃、加速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离心离德。就内政而论，且不说习近平处处突出政治、全面强化党对经济的控制以及对私营经济的打压，使本应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注入新活力的中国经济反而雪上加霜，他柄政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大面积滑坡，伤害了亿万民众的利益而怨声载道。也不说习家军对中国公民社会斩草除根式的摧残和对互联网水银泻地般的控制，使中国追求人权民主的进步力量与他不共戴天。就连习近平自鸣得意的反腐运动，也早就被世人识破只不过是运用专制权力以黑吃黑、通过选择性反腐铲除异己的伎俩。外交方面同样不堪，导致中国在世界上举目无亲。习近平大肆挥霍的“大撒币”外交造成国库空虚而没有收买到像样朋友；习近平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不顾国际舆论对台湾的恐吓和在香港、新疆、西藏等地的人权侵害，以及对新冠疫情的刻意隐瞒，在全球引起公愤；习近平明目张胆的“人质外交”，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鄙视。面对复辟极权统治而对普世价值公开宣战的习记极权党国，主要民主国家不得不放弃30年来的挂钩（engagement）战略，重建世界民主联盟与共产专制对垒。

习近平红二代已经走上穷途末路，而且习近平红二代之后再也没人有意愿和能力维持中国现在这种权力格局。如果要避免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唯一的选项是各派政治势力共商国是，实现宪政转型。与其窝囊殉葬，何不绝地反击放手一搏？在这种大势所趋的宪政转型中，红二代中也许还会有幡然醒悟、拥抱宪政将功赎罪的真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