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七一百年建党纪念日前夕，中共中央出版了《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2021年版）》。书中收入习近平今年一月的一个谈话，他在其中批评官员只等待他的书面指令，而不愿积极行政。这是习近平对这个问题近年来少有的表态。但有专家认为，习近平的批评与中国政府的政策前后矛盾，有把中共官员当作“政治机器人”之嫌。
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不仅批评官员消极等待他的书面指示，还说有些官员只知道说场面话，不干实事。
集权过程中的矛盾现象
习近平在这么说的时候，似乎忘记了两年前（2019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这个条例明确规定，下级党组织向上级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向党组织就重大事项请求指示或者批准。
条例印发后，中共中央办公厅还对媒体表示，这个条例有利于解决有的地方和部门请示报告意识不强、内容把握不准、程序方式不规范，以及一些党组织在请示报告上打折扣、搞变通、不实事求是等问题。
这种规定在外界被看作是中共集权的一个步骤，它很大程度上也绑住了中共各级官员的手脚。而习近平这次的谈话似乎又要为官员松绑。
对于这种明显的前后矛盾，一位曾在中共体制内担任过地方官员的先生匿名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这种现象在习近平近年集权的过程中不难理解，“它（党政体制）在这种极端的权力掌控和相互斗争当中，发展到目前这样一种状态后，他们自己都很难去把控一个准确的方向，只是在斗争过程中随机地去应对，它没有一个长久的政治形态。”
官员首先是人
习近平似乎是想解决近年来中国政府自己明里暗里都承认的懒政怠政问题。这种问题自习近平掌权以来，越来越受到外界的关注。舆论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上台伊始展开的大规模反腐，让中共各级官员投鼠忌器，不敢乱说乱动，很快演变成各个政府部门懒政怠政的现象。
“一旦丝毫涉及到一点点人事、经济或业务方面的问题，就会推诿、扯皮，或者找不到人，其实问题本身可能很简单，”前述那位先生观察到，反腐败造成的懒政现象在2013至2016年期间在中国政府系统内部的各部门都表现得很突出。
他说，“事实上有一个潜台词，就是所有人都不干净。”
这种懒政怠政的现象近几年仍在延续。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创始人许志永在2020年元旦发表的新年献词中就警告说，中国政府官员懒政怠政的现象是普遍的。
“官员和党员都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干部、群众。作为人，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要明确地看到自己的将来和愿景，如果他们对这个社会已经没有希望了，你要他们去积极做事、积极从政，这是非常困难的，”前述那位先生分析说。
他强调，现在中国面临着很多新问题，包括新冠病毒、国际社会对中国警惕，以及其他方面的急剧变化；但在这种变局中，中共政府展现的方向却让人绝望。
“（中共）中央引导的方向越来越远离人们基本的认知以及过去形成的价值观，要塑造新的价值方向，这一点上又类似于过去文革的方向。”
政治与行政的张力
但美国明镜新闻集团总裁何频认为，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懒政，而是习近平对中国官员提出了过高的要求，“现在习近平过于焦虑，他把官员不当做人看待，而是当作他自己心目中的政治机器人，想无限制地要求他们做得更好更多，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
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中共中央组织部就改革了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办法。中组部当时告诉媒体说，改进政绩考核意味着对官员的压力更大、要求更高。
“他们压力过大，一个是工作上的压力，有政绩上的要求，上级还不断调整，还有责任制，出了什么问题，还需要问责，”何频这样分析说。
他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参照西方国家，不要给官员施加过高的压力，而应以专业性要求为主。
但英国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研究中国政治的博士后桃李(Holly Snape)认为，在习近平的观念里，政治始终是放在首位的，只是这种政治上的要求，比如”两个维护“，与官员们专业化的行政工作存在张力。“因为做工作需要有创造力，需要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努力去揣摩‘政治规则’，自然难以保持创造力，而只能尽量保守，”她向本台分析说。
她强调，虽然习近平要求官员把“从严治党”的政治性要求体系化地融入行政体制，但两者之间的根本张力难以解决。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下定决心要改变执政的规则，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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