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唯一一个自杀的中共省委书记

古玉文
2020-05-25  更新: 202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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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将阎红彦是文革中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自杀的省委书记。(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中共经常把其推崇的斗争哲学,比作历代帝王将相间的权斗,给人感觉好像中国人就是从古到今一直斗,好把“战天斗地”的祸水泼到传统身上。

但中共的斗,从党内斗到党外,从个人权斗到路线对错,无事生非,无人能逃。尤以阶级斗争、群众运动见长,杀伤力古今独步。斗争中党定对错,举国疯狂,铲除异见,以斗为快。

文革运动是个极致,中共上将阎红彦是文革中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自杀的省委书记。

延安整风向高岗发难 惹毛不满

1931年10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高岗到山西南梁。1932年2月,谢子长利用“三嘉塬事件”,成立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政委高岗。谢子长借助阎的兵力解了刘志丹原二支队的武装,并一度软禁刘志丹,开除了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

2005年,前工人出版社编辑、“右派”何家栋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阎红彦的队伍就搞了一个突然袭击,把刘志丹的部队缴械了。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成分不好、纪律不好,老抢人家的东西吧,抢老百姓什么的。可是那时候,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开仓放粮,那就是抢,你说不是抢吗?他的队伍也是这么干,不这么干吃什么呀?就没吃的呀。所以这样一搞呢,就把刘志丹的人打死了几个,遣散了一批,就把刘志丹的队伍给瓦解了。”

1932年5月攻打甘泉临镇的战斗中,阎红彦奉命率五支队担任正面主攻,高岗则奉命率三支队二大队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进攻。刘志丹只给了高岗几十号人兵力,并且高岗很快撤退下来,不见人影了。阎红彦山西游击队的老班底几乎全部覆灭。临镇战斗一个月后,刘志丹引咎辞职,阎红彦做了游击队的总指挥,扬言抓到高岗“立即枪毙”。

文革中唯一一个自杀的中共省委书记
文革中批斗罗瑞卿

1934年7月,阎红彦被派往苏联,到毛泽东1935年长征大逃亡到陕北时,谢子长、刘志丹均已死,高岗独享“革命果实”,受到毛泽东重视,成了中共西北局的书记。1935年年底阎红彦返回陕北时被冷落。1942年阎红彦在延安整风时向高岗发难,揭露他临镇战斗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毛根本不相信阎的话。

1945年中共的七大上,高岗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并进入政治局。康生代表党中央宣布:“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尽管后来毛泽东又打倒了高岗,但毛党魁向来就是“一贯正确”,记仇不计好。阎红彦因在毛恩宠高岗时反对高岗,深度得罪了毛。

反对公社食堂 被毛记仇

经过多年的冷落,1959年8月,阎红彦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61年5月10日,阎红彦给毛泽东写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的调查》,提出了六大问题,其中第二条是关于公社食堂的:“群众反映很强烈。我重点调查了三个食堂,群众意见主要有三条:一是浪费大,二是平均主义,三是办食堂和发展私人养猪、家庭副业有矛盾。……”

1962年8、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且决定“以阶级斗争为纲”,12月21日,中共云南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的《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的文件中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

这个文件直接戳痛了毛。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点名批评阎红彦是“大胆的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主观主义的求证”。

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要求阎红彦在西南局会议上作检查,后彭真到云南检查处理此事。因云南省经济情况出现好转和邓小平等人的打马虎眼,此事当时不了了之。但中共和毛泽东对象阎这样的刺头,是不可能容得下心的,因此,阎的厄运也就成了“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喊停连载小说《刘志丹》 被毛利用

1962年1月,在中共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错误,被公开拿出来讨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期间一反常态地说道:“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要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反对彭真所说,彭真反唇相讥:“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可以批评,这不好。”

连周恩来都说:“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乱斗争行吗?不行!随便撤职、随便开除党籍都是不行的。中央的责任是第一,大区和省委第二。中央、中央局、省委三级都是盾,地、县都是矛。矛是攻盾的,这几天攻得好。”

在毛眼里,“七千人大会”是要清算他毛泽东,这同样种下了刘少奇日后被批斗的种子。“七千人大会”上毛做了一些虚假的自我批评,暗地里他却对江青、康生说:“搞经济看来我们是不行了,还是搞阶级斗争比较内行一些。”江青深谙毛心思,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1962年7月23日,阎红彦给写信《刘志丹》作者李建彤,阻止小说的出版,信中说:“你的文章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与历史不符,因此不宜发表。”但李建彤没有理会阎红彦。8月上旬,阎红彦看到小说《刘志丹》连载,向康生报告此事。

1962年9月8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再次提出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则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并写了一个“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会上念了一下,这句话就成了“毛主席语录”了。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提出了“习、贾、刘反党集团”,后《刘志丹》小说案又升级成了“彭、高、习反党集团”,把彭德怀和高岗也划进去了。阎红彦与康生的一唱一和,为毛泽东重新祭起“阶级斗争”大旗提供了鲜活及时的材料。小说《刘志丹》一案牵连无辜人数多达16785人,其中229人被打死、75人被逼疯、53人严重致残。

文革遭批斗 被逼自杀

1966年,中共发布《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开锣登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批判,阎红彦陷入深度迷茫。他感叹:“淮海战役都没有这么复杂和困难!”“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瞬息万变,乱作一团。”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组会议上,阎红彦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小心翼翼地表达了对文革的困惑。声音传到最高层,毛泽东新仇旧恨一起算。

10月9日开到28日,毛泽东在北京亲自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江青、陈伯达等人召开了一个整邓小平黑材料的小会,阎红彦和昆明第一书记赵增益曾是二野三兵团老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有人揭发邓在淮海战役中动摇,被阎红彦和赵增益顶回,捅了马蜂窝。

很快,阎红彦被康生列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青指使北京“红三司”南下云南,揪斗阎红彦。11月,北京和昆明的街头都贴满了“打倒‘三反’分子阎红彦!”、“阎红彦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大字报。各种大小批斗大会,阎红彦被轮番揪斗,有一次被连续批斗11小时。

1967年1月1日,经毛泽东审定,中共党媒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紧接着,云南当地的一百多个造反派组织掀起了批斗狂潮,勒令阎红彦必须到会接受揭发批判。1月4日,云南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为保阎红彦一命,将阎红彦接到了军事秘密基地小麦峪。

1月6日,阎红彦被抄家,省委书记赵健民被昆明造反派武装批斗游街。1月7日清晨,造反派闯进云南省军区勒令立即交出阎红彦。下午8时左右,秦基伟秘书传字条给阎:“我的处境很不安全。”阎红彦此时才感到泰山压顶,同时,阎还得知,叶剑英对于他的处境也无能为力。

最后压垮阎红彦的那根稻草,是他与陈伯达的电话通话。

1967年1月8日凌晨1点多,秘书叫醒了阎红彦,阎红彦接起了由省委副秘书长王甸转来的陈伯达的电话。对方盛气凌人:“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过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气恨交加,指责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文革中唯一一个自杀的中共省委书记
文革中批斗路定一 (来源:公有领域)

此时的阎红彦依然天真地认为造反派、陈伯达、江青代表不了“伟大”的毛泽东、党中央。是啊,那时所谓“为中共奋斗一生的革命者”,是很难认清中共本身的邪恶的。愤懑与不解、屈辱与绝望,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着阎红彦活下去的勇气。黎明前4点多钟,阎红彦被发现服药自杀,桌子上留有一张纸条:“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周恩来定性阎之死:叛党自杀

在阎红彦身亡后一周内,1967年元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各大区和省委书记会议,会上周恩来是这样定性阎红彦之死的:“阎是一肚子不满情绪,群众起来后,叛党自杀。”

在谈及陈伯达和阎的电话通话,周恩来如此评价:“叫阎红彦出来见群众,陈伯达打的电话,阎听后,问周兴怎么办?周说,睡觉吧!明天再说。我们这里急如星火,他们不负责任,如此威风,吃安眠药几十片后就自杀了,这么大的事情,用这个态度,不但是压制群众,而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领导,自绝于党和人民。”

中共给某人盖棺定论的时候,往往要铇人祖坟来佐证结论的正确性。为了把阎红彦叛党定性砸实,周恩来说:“他的父亲抽大烟,他的老婆是个封建婆,她不请教主席,她不读毛主席的书”,“上不请教主席,又不自我批评,势必走到反党道路上去,他给他父亲鸦片烟吃,革命干部的父亲,为什么给鸦片烟吃?反高岗后,阎背上包袱,平时也只抓生活,不抓阶级斗争,思想历史根源如此,必然走向绝路。”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为阎红彦主持了“平反”。

结语

中共不仅镇压反革命,也要镇压当初的革命者,这是党性的需要。打倒与平反,全在中共的转覆手之间,过程中时光、生命尽在流失,岁月无痕“党有恨”,中共播种下的斗与仇,却在中国人的空间场中弥漫着。

阎红彦与罗学儒

阎红彦(1909年9月13日-1967年1月8日),生于中国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

1924年,阎红彦加入陕北军阀井岳秀部当兵。先当号兵,后当李象九的勤务兵。1925年4月,经李象九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1月,阎红彦参加清涧起义,起义失败后,阎红彦逃亡到山西绛州。

1929年春,阎红彦被派往杨赓五部做兵运工作,失败后又潜回瓦窑堡。

1931年,阎红彦参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

文革中唯一一个自杀的中共省委书记
阎红彦与罗学儒(图片来源:网络)

之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红军沿河游击司令、红三十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备第三团团长、警备第一旅政治委员。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历任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副政委、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共建国后,历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副省长、成都军区副政治委员。1955年,作为陕北红军的代表被授衔上将。1959年8月起,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文化大革命」时受迫害,1967年1月8日在昆明服安眠药自杀。

阎红彦的夫人王腾波是阎红彦的第二任夫人,原名罗学儒。1920年出生于四川合江县一个名门望族,中学毕业后,她瞒着家人奔赴延安,发誓要在革命洪流中做一名逐浪腾波的勇士,于是改名为王腾波。

1942年9月,罗学儒与阎红彦在延安结婚。

阎红彦自杀之后,罗学儒也被宣布监护审查。家被抄多次,最后把她扫地出门。1967年到1974年,罗学儒整整被关押,批斗,折腾了七年多。974年10月,罗学儒调回四川,工作于四川省妇委,1998年10月6日病逝。终年81岁。经中央批准,王腾波的骨灰盒从成都运到北京,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副一室。

阎红彦与罗学儒二人有子阎泽群,有女阎小青。

评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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