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就是梅大高速遇難者「頭七」了，這些天來，輿論對這一慘劇的議論不斷變換聚焦點，在核心事實稀少的情況下，單憑各種情緒拉扯，竟維持了此事的熱度。概括起來，它被討論的方式，非常直觀地展示了同個時代的人擁有完全不同的生存體驗。
事故發生當初，輿論的主要基調是震驚，哪怕是那些最冷血、最冷靜的人，也會在第一時間被遇難人數之多所驚駭——況且，官方對遇難人數採取了滾動通報的方式，沒有比快速增加的死亡更震撼人心的。一些次生的議論隨之而起。
慘劇初期的議論，建基在一些被快速收集的背景資料上，梅大高速的業主方、建設單位與運營方被機構呈現；它的每公里造價、涉及公司的涉訴情況被輿論的放大鏡盯住。實際上也沒有什麼確鑿的、能與事故掛鈎的信息，但想象中的不堪也能維持議題。
這裡多說一句，在傳統的傳播學理論中，議程設置被當作大眾媒體發揮引導作用的核心機制。但在現今的傳播格局下，支撐議程設置的信息基礎雖不能說不復存在，但早已受到街談巷議的粉碎性瓦解，維護議程實際上取代了設置議程的重要性。
對事故的人禍的想象，讓輿論呈現出一種彌散性的問責氛圍。人們固執地認為，天災不足以構成這次慘禍的根源，也無法匹配人們的心意難平。但在這個階段，這種對人禍的揣測儘管廣泛且強烈，卻表現出克制的一面，表現出對官方調查承諾的期待。
一個轉折性的輿論之變，在於機構媒體緊隨社交媒體之後，確認了至少一個家庭和一個冷櫃貨車司機的救人事跡，並開始了詳細又重複的報道。他們倖免於難，然後以平常人的救人動作，阻止了悲劇的蔓延。他們被稱讚為慘劇現場上方的平凡英雄。
倖存者挽救其他車輛的故事，確有新聞價值，從他們所在村的表彰行為看，確實具有良好的社會效果。但在線上，在輿論場上，有關「平凡英雄」的讚歌，既有喝彩的，也有喝倒彩的。準確說，這種讚歌受到很多嫌棄，而嫌棄是對事不對人的。
嫌棄英雄讚歌的人，並非不認可挺身而出警告後車的人，其實也很敬佩這些人在危急時刻的利他舉動。與其說嫌棄，不如說人們覺得時機不正好，那邊死傷者人數在攀升，慘劇原因不明，「他人亦已歌」不是一個恰當的反應，尤其是密集程度很高。
「平凡英雄」的報導者及其在傳播中製造的信息優勢，一下子被道德評判瓦解掉——在這種道德評判中，人們認為這些機構媒體沒有盡到新聞職業的本分，沒有在調查慘劇成因上「攻堅克難」。也許評判者也明白這是一種苛責，但他們還是反感讚歌的規模。
這是本次輿論中顯著的一對矛盾，亦即：在核心信息難以獲取，另闢蹊徑張揚「平凡英雄」事跡的傳播意圖，受到了希望人禍想象被證實而不得的人們的抵制。相較於下一個要出現的輿論內在矛盾，這對矛盾有着宏觀背景，一時也不知從何講起。
最新出現的輿論矛盾，袒露在評論區，產生於一些人希望公布傷亡者名單與另一些反對這麼做的人之間。而這個矛盾之所以產生，與三聯周刊等媒體的報道有關，也與自發性的悼亡訃告有關。後兩者帶來的不是別的問題，而是慘劇透明度的問題。
三聯周刊的報道是一個很慣常的操作，除了嚴謹複述了事發當時的情景，還採訪了少數遇難者所在的福建村莊，並理出了許多遇難者都是歸鄉大打工者這一線索。這個報道衍生出的評論區爭論，就是該不該公布傷亡者姓名，反對者眾。
除了這個報道，天津傳媒學院為紀念遇難學生許子諾發表訃告，成為整個輿論至今最為重要的事件。它的重要性在於，第一次以教育機構的名義正式悼念梅大高速慘劇的遇難者，而且是真名實姓，態度上沒有任何躲閃，沒有任何忌憚。
在某種意義上，天津傳媒學院的悼念舉動是一種回答，是它所代表的師生對評論區爭執的一種「回應」，意味着對真摯的悼念者而言，「要不要公布遇難者姓名」根本不是問題。當然，這一種來自真實世界的姿態，已無法在輿論場取得共識。
這就是本次事件在輿論上不斷反應、焦點持續變化的簡單概括。此外，也有一些命定論的真假喟嘆，被認為是轉移焦點的假旗行動，則不展開議論。同時，也有倖存者將矛頭指向電車政策的反思，響應者不多，好似事故伊始對大基建前景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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