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積石山：貧病交加的積石山村莊

編者按：甘肅積石山地震，截至目前已造成131人遇難，782人傷。正當天寒地凍、滴水成冰的極寒時刻，地處青臧高原東部、海拔2300米處的積石山的父老鄉親們遭罪異常。

積石山地處偏僻，人們對當地鄉村十分陌生。正當舉世矚目、萬眾聚焦之際，我想讓更多人了解真實的積石山鄉村。為此，將2003年5月我在積石山一個村為期五天的調查《醫療費是中國農民的最大負擔》奉上，以便大家了解更多。雖然，2018年1月，我再訪積石山以及這個村莊，有不少變化，然而變化依然十分有限。以下為原文。

一個窘迫的縣委機關幹部

44歲的張得亭並不是甘肅省大茨灘村的村民，但指引記者在這個縣找到大茨灘村的人卻是他。

5月9日下午18時許，記者來到張得亭家門口時，看見院內放着四個花圈，心裡一陣發冷。

記者是在網上的一則報道中，發現了這個為自己患有白血病的15歲兒子艱辛奔走的人。這則2001年2月22日的報道稱：張得亭家住甘肅省積石山縣關家川鄉何家村石磨莊，在積石山縣委宣傳部工作，月薪500元左右，家裡上有七旬雙親，下有一兒一女，今年剛剛15歲的兒子張培東正在積石山縣吹麻灘中學讀初三。

張得亭發現兒子臉色不好時是在2000年年末。12月29日，夏州醫院專家門診確診為幼稚單核細胞白血病。之後，他懷揣家裡全部的1萬多元積蓄到蘭州，走進省人民醫院，給兒子進行一個療程的化療。後因資金不足又回到積石山縣醫院。2月13日，萬般無奈的張得亭帶着重病的兒子再次來到蘭州，住進了陸軍總院。

此刻，看着院內的花圈，正當記者不知進退的時候，張得亭的二哥把記者拉到院外，「得亭的兒子去年8月就死了，沒治好。我們的老父親又死了，我們正在為他舉辦『百日』祭奠。」記者意識到這是一個遭遇重創之後正處於最悲痛中的農戶。

坐在張得亭家的火炕上，記者身後的土牆裸露着好大一塊，靠在那裡土渣不斷地往火炕上掉；火炕的對面放着全家最好的家具——一對單人沙發，發黑的草綠色麻布面料，沙發的扶手罩着還能看清楚是紅色的枕巾；沙發的左邊放着一個方桌，上面放着一些祭奠用的供品和好多的黃紙。方桌的左側放着一個看不清顏色的3斗面櫃。

這間屋子是張得亭最好的屋子，另一邊是一間快要倒塌的屋子，放些鋤頭掃帚之類的雜物。還有一個牛棚，牛已經賣了。這就是積石山縣副科級幹部張得亭的家，也是他現在僅有的全部財產。當他最後背着走到生命盡頭的孩子回家時，欠下8萬多元的債務。兩年來他總計花了14萬元的醫療費，僅欠蘭州陸軍總醫院的醫療費就達4萬多元。「兒子沒了，但只要我活着這賬我一定要還的，目前在我的債主裡邊，還有許多生活極為貧困的莊稼人，如果我不先還這些莊稼人的賬，人家只能拿着棍去討飯了。我現在每月就917元的工資。」這是記者見過的最貧困的縣委機關的幹部。他雖然是縣裡的幹部，但他的妻子、孩子及老母親依然是農民，靠種着幾畝薄田為生，「不是我的話，僅靠這幾畝地全家是要餓肚子了。」與縣委機關幹部張得亭相比，當地的普通村民在疾病面前顯得更是那樣的無助無力。

兩個民工的遭遇

5月10日，記者來到此行的目的地——積石山縣小關鄉大茨灘村，它位於省城蘭州西南約200公里處。全村8個社，245戶人家，總人口1196人。這裡海拔3300米，山頂還有積雪，屬高寒陰濕氣候。全村有山地2266畝，人均1.8畝，農作物以小麥、土豆為主。據村主任馬元海講「農民年人均純收入也就400元吧，給上面報的是700元。」5月11日下午，記者隨機進入一社的一戶村民家裡，28歲的村民周海比卜躺在門外的鋼絲床上，他的腿斷了。

今年春節後，周海比卜在甘肅省臨夏州一個建築工地上打工。2月26日，在拆除舊樓房時，從四樓掉下來的樓板砸斷了周海比卜的右腿。當即，他被工友們送到了州人民醫院，他遞給記者的診斷書上寫着「右髖骨折，右手背裂傷」，入院時間是2月26日，出院時間是3月15日，住院17天。周海比卜說：「住院拉(借)了6000多塊錢的帳，光醫療費就花了3971元，還有吃飯等其他費用。」記者問：「為什麼工頭不負責呢？」他說：「幹活時，工頭已經談好，『傷亡與工頭無關，一切由自己負責』，這樣才能有活干。」周海比卜憂心忡忡地對記者說：「身上裝了鋼板，一年後要取鋼板，大夫說，至少還得三四千。不知道錢從那裡來！總起來得花1萬元呀。」就在周海比卜砸斷腿的第8天，他的妻子在家裡給他生下了第二個女兒。「你媳婦生孩子花了多少錢？」周海比卜說：「也就20來塊錢吧，尕尕(小孩)和大人吃了點藥，消個炎。」54歲的村支書馬玉良告訴記者：「我們村子裡的娃娃，基本上都是這樣生在家裡的，除非難產了就急急忙忙往醫院裡送，因此，也折掉了好幾條人命。沒辦法呀，這連續兩三年沒有一個娃娃是從醫院生的。咱們這裡的農民太窮了，全村目前還有一半家庭，糧食都不夠吃，還餓肚子呢。」

周海比卜一家5口，除了妻子與兩個孩子，他還有一個60多歲的老父親。全家7畝山地，當地每畝小麥平均只產150公斤。去年他種了5畝小麥，只打了700公斤糧食，收穫了相當於兩個半人的口糧(村支書說，當地人均年消耗口糧為250公斤，因為沒有一點油水)，另一半口糧由周海比卜打工賺錢購買。去年他在原來的工地上打工5個月，一天也沒停地勞動，最後給家裡賺來1500元。他說：「包吃包住，每天的工錢是10塊，一半就用來給家裡買口糧了。」「全家人都在指望着他，他這一殘廢，我們一家人怎麼活呀！」他的妻子非常無助地對記者說。村里還有一個村民，徹底殘廢了。他與周海比卜是同一個社的，名叫馬奴力，是一個29歲的青年。在馬奴力的家裡，他的妻子仙祖力哈告訴記者，1998年2月，年僅24歲的馬奴力去西藏修公路。炸山時，滾石砸斷了他的左腿。一年後，截掉了左小腿的馬奴力，帶着假肢拄着雙拐回到了家裡。他的父親說：「這個老闆不錯，娃娃的醫療費全部出了，還給了我們2萬元錢。我們用1萬2蓋了這3間房子，全家算是有了一個不漏雨的窩，其餘的基本上用來買糧食了。」記者去馬奴力家時，馬奴力與村裡的其他一些壯勞力去幾十公里以外的深山裡，挖冬蟲夏草去了。

他的妻子哭着說：「5000多米高的山上，全是雪，他有好幾次從山上滾下來，差點摔死。渾身是傷。幹得再好，一年也掙不到一千塊錢。」比起這些意外致殘的村民，因其他重症疾病造成的悲劇在這個村里也不是個數。

7歲孤兒：肺結核的繼承人

5月12日，記者隨機走訪來到該村七社村民馬吾德家裡，看到68歲的馬吾德背着自己7歲的孫子馬麻二力正要出門，孩子在不斷地劇烈咳嗽着，臉色蠟黃，沒有一點生氣。馬吾德說：「娃娃1歲多的時候，他媽就不斷地咳嗽，一直肺疼，疼的吐血。後來看過幾次，打針的錢沒有了，就再也沒去打，拖了一個階段就疼死了，死的時候才28歲。」「一年以後，他爹到青海果洛去打工，一去，就咳嗽，十幾天後，人家給我送回一具屍體。」

陪同的村文書長海龍告訴記者：「兩個人都是肺結核。」村文書還告訴記者：「與馬麻二力一樣，由於傳染病、地方病失去雙親，變成孤兒的在我們村還有3戶。」接着村文書把記者帶到就近的該村五社村民周米香家裡。周米香對記者說：「我的命不好，10年前，我的兒子馬繼良有一次感冒了，在家裡睡了幾天就死了，兒媳婦不到一年就跑了。撇下當時只有10歲、5歲、1歲的三個孩子就走了。」現在大孫女已經出嫁，二孫女在外當保姆，最小的孫子依然與周米香在一起艱難度日。講完這一個個故事後，我們再仔細考察一下這個村村民的整體健康狀態，它又是怎樣的呢？

殘疾人在村里隨處可見

從5月10日到5月14日，記者用整整5天5夜在大茨灘村先後走訪了近40家農戶，接觸了200多村民。記者發現——其一，有不少侏儒。5月12日中午，記者在大茨灘村五社看到一個身高最多不超過110公分的女人，她的腿呈「O」狀，雙腳向外撇着。走起路來一搖一擺的。村文書告訴記者，她叫陳綠給牙，已經57歲了，是一個老姑娘，一直沒有出嫁，住在自己的哥哥家裡。當天下午，記者在該村六社又見到在馬路邊上曬太陽的一個「小男人」，他的身高與陳綠給牙不相上下，可能會更小一點。他叫馬社木蘇，已經55歲了，住在弟弟家裡，由他的弟弟養活着。據村支書馬玉良介紹，像這樣的侏儒「全村有6個人」，但記者看到的要比這個數字大，而馬支書說：「有1個是外村的，另外幾個不是，因為人老了會自己變小。」

其二，瞎眼者不少。5月14日上午，根據村文書推薦，記者來到該村五社訪問了瞎子母女。78歲的馬索菲亞與60歲的馬哈力麥住在一間黑乎乎的土坯房裡，屋內只有一個土炕與一個小面櫃，土炕邊上有一個泥巴糊的土爐子，沒有一點兒火。據村文書介紹，女兒馬哈力麥雖然眼瞎，但不僅能做飯，而且田裡的好多活都能幹。5月11日晚，在村委門口小雜貨鋪里記者看到小老闆的老婆也是個瞎子，所幸她只瞎了一隻眼。這位33歲的女人說：「我這隻眼是從五六歲起開始看不見東西的，當時我弟弟也一樣，但家裡花錢給治好了，我是個女娃子，家裡沒錢管我，也就這樣了。」她接着說：「我們村像我這樣小時候就看不見的人有八九個呢。」但村支書馬玉良統計的結果是，全村「瞎眼的人有6個」。

其三，痴呆者也不少。5月12日，記者在該村七社14號農戶門口見到一個約50多歲的女人，半趴在地上，直愣愣地盯着記者一行。村文書說：「她是個痴呆，腿子還有殘疾。」在採訪過程中，記者發現該村有不少人不知道自己多少歲、家有幾畝田、家有幾口人。但村支書統計的數字是「全村痴呆者為2人。」村支書告訴記者，村里還有1個斷肢的、1個大脖子。原來大脖子病很普遍，自從這些年來推行碘鹽等防治措施，現在年輕一代基本全面消除了。村小學老師龍有福認為全村村民至少有一半患有各種大大小小的疾病，都在帶病勞動。而這個數字與積石山縣衛生局去年對全縣的一次抽查的結果基本一致：全縣農民的患病率為59%。顯然，村民患病率不僅在大茨灘村居高不下，而且在整個積石山縣也是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那麼，當地的村民又是如何應對這眾多疾病的呢？

有了病：「干背、死挨、等死」

與大茨灘村的村民們共同生活了5天後，記者發現當地的村民們對待疾病的態度與處理辦法基本呈現以下幾個特點。其一，「小病忍着，不疼不治」。5月12日，記者走進該村五社29號，在一間小房子裡見到了這裡的主人，40歲的村民麻馬乃。他已經重感冒連續半個多月了，他跟記者說：「因為沒錢買藥，睡在床上抗病」。村文書講：「這在當地很普遍，許多人都是這樣抗病的，大家叫這種做法為『干背』，也就是靠自己的身體抗着。」其二，「自治自救，土法上馬」。馬玉良告訴記者，確實病得厲害了，村民們一般會採取以下辦法來對付疾病：最常見的辦法是——「安乃近去痛片包治百病法」。不少家庭都有這兩種藥，因為安乃近每片4分、去痛片每片5分，且吃了就能止痛治熱。另外當地還有一句順口溜叫做「頭痛感冒，阿斯匹林兩包，治不了病，要不了命」。其次是土法治病。當地許多村民家裡都有一種「黑藥」，就是從深山裡挖點羌禾、柴胡，再加入白礬煎煮而成的藥。因顏色發黑，當地人叫做「黑藥」。其三，「不睡倒不上醫院」。該村二社村民謝中雄是個老病號，他對記者說：「只要能動，我們農民就會上地去幹活，確實病了，一般是睡上兩天，只要不睡倒就不會去醫院。其四，「在家等死」。謝中雄的母親是37歲死的，他告訴記者：「我的老人確實到了沒辦法的時候才到醫院，是肺結核，去了好幾個地方住院，最後那幾個錢花光，便拉回家等死。」

赤腳醫生打工走了

如今，大茨灘村沒有任何醫療機構與醫療人員。1965年，國家為村里曾培養過一個「赤腳醫生」，1977年八社村民馬占林接了這個「赤腳醫生」的班。當時在大隊部還有一間房子，馬占林也是日常來上班，與別的社員一樣，上班就能掙到工分。村支書說：「1978年，村里在資金很緊張的情況下，還給過村衛生所1000元，讓他買設備與藥品。」「分田到戶後不久，這個村衛生所就搬到馬占林自己的家中了。」

5月10日下午，記者專門來到位於八社的原村醫馬占林家，他的女兒馬蘇尼接待了記者。馬蘇尼告訴記者：「我阿達(父親)到青海去打工了，已經走了好久了。」馬蘇尼告訴記者，好些年前我們家就不開診所了。她說，一是錢沒有，沒本錢開，開一個至少得兩三千元，我們家拿不出來；二是欠帳太多，大家都是鄉里鄉親，人家生病了來看病，沒錢你給不給看？看了人家又還不上錢，我阿達的診所就是這樣被拖跨的。馬蘇尼還從家裡找出一個塑料夾，對記者說：「這是我阿達的證(《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再也沒去換，換一次要交200元呢，沒錢。」

村裡的兩個雜貨鋪都在賣藥

除了村委會門口的那家雜貨鋪外，該村二社還有一家雜貨鋪。兩個雜貨鋪的櫃檯上都放着兩個大號「安乃近」玻璃瓶。村委會門口的雜貨鋪大一點，賣的藥也就多一點。小老闆把幾十板感冒通片、牛黃解毒片、速效感冒膠囊放在一個黑色的塑料袋裡，每當有顧客要貨時，他便把那個黑塑料袋拿出來，數給對方幾片藥。村裡的兩個雜貨鋪里「安乃近」比鄉政府的小街上賣的貴，村里每片都是5分錢，小街上是3.3分。

門可羅雀的鄉衛生院

5月15日上午11時，記者來到距大茨灘村約3公里處的鄉政府所在地小關村與唐藏村地界。鄉政府的旁邊就是鄉衛生院，十多間破爛的平房，年久失修，牆皮掉了好多，比較整潔的地方很難找到。

正好有一個叫馬炯的醫生在院裡，他帶記者參觀了全院唯一的一間診斷室，只有十來平米的小屋子裡，靠窗戶的地方放着一個還看出顏色的桌子，桌上放着一個聽診器、一個有點毛病的血壓計、一個溫度表，還有一個記錄本。旁邊是一個長條凳，屋子的最裡邊放着一個小床，上面鋪着一床發黑的毯子。

後來進來一個名叫張永忠的醫生，他在這裡工作的時間長。他說：「全院16間房，5個人，共有1個病床、1個藥房、1個防保室、1個手術室。手術室專門用來做結紮手術，其他手術基本不做。」5個醫生，每人一間宿舍。全院設備如下：手術床1個、常用結紮手術刀具3包、冰箱1台、聽診器1個、血壓計1個、體溫表1個。張永忠說：「總計也就2000元的設備吧，都很破爛。房子更是危房。」這個衛生院去年的業務收入為2.4萬元，全年接診病人2000人次。然而他們5個人的工資平均為800元，每月該院僅工資的支出就是4000元，再加其他日常開支，該院每月淨支出應該不少於5500元。然而，有意思的是同樣也是在這條小街上，有5家個體診所，分別冠名為不同村莊的衛生所，個個營運良好。其中由該鄉唐藏村村民的張學義開的名為「小關鄉大茨灘村衛生所」的診所，去年的業務收入接近3萬元。張學義原來是鄉衛生院的臨時工，高中文化程度，1990年辦起了診所，目前他的診所的總資產是7000多元，去年淨賺了6000多元，目前診所只有他一個人在經營。同時他在診所邊上還開了一間雜貨鋪，如今他既是診所的經營者也是雜貨鋪的小老闆。小街上的另外4家診所中，多數都是賺錢的，惟有馬成德是專一經營診所的。老「赤腳醫生」馬成德說：「鄉衛生院與村衛生所有以下不同點：一是投資不同，我們是個人投資購設備辦房產、個人經營，人家是國家投資，官方經營；二是人員不同，我們多是土八路，人家多是專業學校畢業的；三是成本不同，我們是自己的房子，自己一個人經營，人家是公家的房子，但人浮於事，5個人拿錢，一個人值班；四是國家的態度不同，人家好歹都有國家包着，還不斷有資金政策支持，而我們好象與國家政策無關，也沒人關心扶持我們；五是承擔的任務不同，我們幾個診所，大部分的接診人次都比他們多，他們還承擔了計劃生育的結紮手術，這一塊占了他們業務總量的一半，如果不是國家給他們業務，他們一年能不能有1萬元的業務收入都是問號；六是享受的藥品供應政策與價格不同，人家進藥價格低，而且能退貨，從同一地方進貨，我們的進價不僅高而且不能退貨，有什麼問題都得自己消化，待遇不公平；七是服務時間不同，我們是24小時接診，隨叫隨到，他們則是8小時工作制。」

鄉幹部：我從不敢在村里吃飯

5月14日，記者在大茨灘村走訪農戶時，恰巧碰上了在村里查計劃生育的小關鄉計生專干高花小姐，這位姑娘對記者說：「這裡村民的衛生狀況太差了，我從不敢在村民家裡吃飯。」記者在這個村發現村裡的衛生狀況着實不盡人意，不僅廚房髒、炕頭髒、衣服髒，連許多孩子的臉也髒得不忍目睹。做飯多是泥巴灶。記者走訪過的許多村民家都把廚房設置在院落最邊角的地方，絕大多數是泥巴房子泥巴灶，屋子被麥草煙薰得黑黑的，灶台上多是飯渣與麵湯，黑的與灰的還有說不清的顏色交織在一起。廚房裡除了灶台就是面板和一口水缸，東西並不多，但大多家庭廚房顯得很雜很亂。據村支書介紹，村里只有5戶是瓷磚灶，還有14戶是混凝土灶。連村支書家的灶也還是泥巴灶。

火炕髒的不敢上。走進每一戶農家，主人總是不停地要請你上火炕，但許多家庭的火炕上不僅沒有像樣的被單，更重要的是因為絕大多數農戶由於十幾年就一床被單，被單不僅破舊，而且髒得看不清楚是什麼顏色。在許多村民的火炕上，記者不僅不敢過多地看床上的被單，更是感到有一種複雜的氣味逼得記者喘不過氣來。衣服破的沒法穿。村民穿的大多是來自城市的各種奇奇怪怪的制服，因為衣服破舊，一些人乾脆就不洗。在村里，記者還發現許多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十有七八是不洗臉的，一天看到一個小姑娘，眼睛大大的，很動人，但她的臉幾乎是一個五花臉，頭髮更是粘連在一起。

走進每一戶村民家裡，熱情的村民總是會立即給你倒水，但每次他們總是把洗過的杯子，再用黑的看不清顏色的毛巾擦一遍，本來乾渴難忍的記者就再也不敢喝水了。而這種熱情地用黑毛巾擦杯子的方式幾乎家家一樣。伸出援手，救助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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