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曾糾正費正清對中國的誤解 強調「士」的作用

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8月1日去世，海內外各界人士紛紛表達哀悼和緬懷。中國國內除了澎湃社發表了短訊之外，其它媒體都鴉雀無聲。有歷史學家指出，余英時除了在中國思想、文化史方面的卓越貢獻之外，還對糾正美國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等人對中國的誤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余英時去世的消息在中國官媒上的冷遇與中國社交媒體和海外輿論判然有別。 

微信、微博等社交媒體上連篇累牘的網帖表達對余英時去世的哀悼和惋惜。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葛兆光2018年所寫的回顧余英時的一篇文章也第一時間在網絡上被廣泛轉載。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學勤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採訪時也表示，將專門著文紀念余英時。 

糾正費正清 

海外中文媒體也對余英時去世的消息進行了大量報道，在總結他中國歷史研究的卓越成就的同時，也強調他一直堅持的反共立場。 

在川普政府時期曾擔任美國國務院國務卿政策規劃辦公室中國政策規劃首席顧問的美國海軍學院東亞和軍事史教授余茂春認為，余英時糾正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對中國的誤解對他自己也有影響，「我看到余英時這些東西後，對我本人影響也很大，我後來進入美國對華決策的圈子裡邊，這些論述都有影響的。」 

余茂春指出，余英時曾與費正清在哈佛共事多年，並以同事的身份對費正清對中共的錯誤看法進行有理有據的批判。但他強調，余英時並不是政策專家，「所以他的影響主要是從知識層面上來講的，比較有哲學意義的，不是直接批判，所以他的影響主要是轉變人們對中共本質的認識方面。」 

1991年費正清去世後，余英時曾撰文《費正清與中國》以茲紀念，這篇文章收入《余英時文集》第五卷。他在文中分析說，費正清認不清中共所繼承的專制傳統，三四十年來他和許多「中國通」對中共發展的估計幾乎沒有一次不錯，對於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缺乏深厚的知識才是費正清的觀點的致命的弱點。 

余英時1949年離開中國大陸後，輾轉香港、美國等地，只在1978年短暫回國訪問。但那一次訪問並不愉快，他後來對媒體表示，「都安排好了，你能看到什麼？」 

多年來，余英時一直堅定地反對中共體制。與余英時相熟的海外政論雜誌《北京之春》榮耀主編胡平認為，反對中共體制，在海外的華人知識分子中並不少見，但余英時貴在能夠堅持。 

「余英時是多次接受大陸方面的邀請，但他就是置之不理，他不理你，這就很難做到了。」 

胡平說，余英時能做到這一點也跟他性情的淡泊有關，「他真是比較淡泊，你看他的書、他的文章，都是這個樣子，這種感覺，從來不去刻意追求驚人之語。」  

士與中國文化 

但在另一方面，余英時對來自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卻非常友善，在海外與他接觸過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有口皆碑。 

胡平介紹說，1989年六四事件後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成立接納流亡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和學生的「普林斯頓中國學社」，余英時功不可沒。「他可以說是大陸這些流亡人士最好的、最忠實的朋友，始終如一，六四之後初期的階段，大家對這些人都很熱心，後來就慢慢不把這些流亡人士放在眼裡，但余英時是始終如一。」 

余茂春指出，余英時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友善來源於他對中國未來的清醒看法；他認為中國未來的中堅力量不是中國共產黨，而是有政治抱負、有遠大理想的中國知識分子。 

而余英時對中國知識分子階層的研究早在1980年代就在中國產生了巨大影響。前述提及的葛兆光回顧文章中提到，余英時1987年在中國出版的著作《士與中國文化》曾深刻影響了當時的知識分子，「這部收錄了八篇有關古代「士」的歷史論文集在當時那種洛陽紙貴的盛況，我的朋友中，幾乎人手一冊，而且激起了有關知識分子使命的議論紛紛。」 

無獨有偶，遠在美國新澤西州的經濟學者何清漣8月5日也在推特上發帖說，「我這輩學人幾乎都讀過他的《士與中國文化》，這本書開啟了大陸當代知識分子社會作用研究之門。」 

葛兆光強調，余英時在這本書中指出古代中國的「士」與西方「知識分子」極為相似，都是「社會的良心」，是「人類的基本價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維護者」，提醒知識階層要發掘傳統精神，用「道統」對抗「政統」，激勵了八十年代「文化熱」中知識階層對政治權力的反抗勇氣。 

余茂春則認為，余英時對中國傳統士大夫階層的研究也揭露了中共統治的弊端，「余英時的一個看法是，中國共產黨摧殘中國文化最大的罪惡之一是徹底摧毀了紳士階層，以黨的領導來對中國這些中間的紳士階層進行徹底的清算。」

中國文化的承擔者 

余英時曾對外界表示，中國共產黨不能代表中華文化。他甚至說，他不相信回到中國才有中國文化。 

胡平認為余英時身上所保有的仍然是中國老派知識分子的風骨，「整體來看，才能意識到，（余英時）學問能做到這個地步，為人能做到這個地步，在這麼動盪、這麼變化的世界裡，真是極其難得。」 

胡平強調，余英時作為中國文化的承擔者，他是當之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