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在人口第一大縣：質疑，理解，離開

當大多數年輕人還在湧向大城市，李可離開了上海，回到老家臨泉，沒想到困在了一輛三輪摩托里。

12月，寒潮抵達臨泉之前，白天氣溫20度，夜裡會降到5度左右。24歲的李可沒來得及換下那件漂了色的紅色棉衣，開着三輪往廢品回收站倒車。

人看起來有些臃腫笨拙，三輪車也是。

「往右，快點，笨嘞。」

母親扯着嗓子喊，父親忙着碼廢品，沒空搭理這對母女。

5分鐘過去，她才把車倒進幾十米寬的裝卸區。父母麻利地將車上的紙板、泡沫、鐵皮卸下來稱重。

收一車廢品大概需要兩三個小時，可以為李可家帶來100多塊錢的收入——在臨泉，這算好營生。

今年6月，李可辭工離開上海，回到臨泉。起初想做點自己喜歡的事，但鎮子不是上海，選擇寥寥，最後只好跟着父母收廢品。很快，她意識到廢品站不如她甩掉的上海客服公司。

在臨泉，像李可這樣的故事開頭有無數個。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出去打工似乎成了臨泉人的生命烙印。彼時深圳一家合資企業電子裝配線的流水工人，因為多勞多得，收入已經是國營企業工人的三倍，這是當時就業市場裡最時髦的事。

隨着第一、二代的打工人把珠三角、長三角的城市建設起來，他們順理成章地成了城市的主人，有房有車、過着體面的生活。可最近這些年，城市給外來打工人提供的機會越來越少。 

從2021年開始，戶籍人口達到230萬的中國人口第一大縣——安徽省臨泉縣出現人口回流。有在外務工的年輕人、農民工，也有準備回鄉頤養的將老之人。

與人口回流相悖的是，臨泉因為出生人口下降，今年關停了50所幼兒園；回到縣城的人失落地發現，老家也並非應許之地。

城市和鄉村，各自朝臨泉人心裡射了一支箭，然後開始拉扯。

一、到不了的遠方 

出去、回來、再出去、再回來——好多臨泉人用這幾個簡單的詞給人生下了定義。

李可計劃，在明年元宵節後再出發，可能回上海，也可能去東莞。總之，想擺脫那台和她一起被罵的三輪車。

她住的鎮子叫長官鎮，在臨泉縣南部的220國道旁，以雜技聞名。因為發展得還不賴，和楊橋鎮、姜寨鎮、鮦城鎮一道從臨泉縣23個鄉鎮中脫穎而出，並稱為「臨泉四小龍」。

「某某四小龍」這種叫法，已經是上世紀60年代的事了。

但「四小龍」還是撐起了臨泉的發展，且各有所長。長官做雜技文旅、楊橋有工業園、姜寨務農、鮦城以皮革和養豬見長。

為了配得上稱號，長官鎮在幾年前變了模樣。先是在鎮口立上了碩大的仿古牌樓，牌樓邊開着一家彩票站，門口橫幅寫着：本站點喜中大樂透1800萬、刮刮卡25萬。這個數字不斷挑逗當地人的神經。

穿過牌樓，是長約1公里的仿古老街。李可說，熱鬧的時候像上海城隍廟。 

過了住宅區，長官鎮才露出和臨泉其他村鎮一般的真面貌。 

磚石路面消失，由灰土路續上，四周是田野、魚塘和零星的農藥化肥袋，甚至有城裡人許久未見的油坊。廢棄平房門口的舊對聯掉了色：幸福生活、平安富貴。

廠區的招聘告示也在牆上張貼着，薪資：3500~4000元/月，現代工業可以精準捕獲每個農村的勞動力。

李可在這裡生活了19年。當她剛成了一名合格的勞動力，就被最近的鎮子吸引走了。 

作為家中老大，她留在家也不輕鬆。

成績一般，高考落榜，在當地人眼裡，她的未來就已定型——相夫教子，承擔弟弟的學費。 

所以她從家來到鎮上，在服裝廠做計件工，工資不超2000元；再後來又去了縣裡，但跟鎮上一樣，工資低、時間長。

當同齡人從鎮上去了更遠的地方，李可也總算說服父母放她走，代價是每月打回一半的工資。李可並不在乎這個，她離開是為了尋找機會改變命運，而不是困在並不耕作的土地上。 

這一代外出打工的大部分人都認為，遷徙是一條追求更好生活的路。而且他們比上一輩更年輕、也受過更好的教育。更重要的是，鎮裡人認為出去的都是「精英」，比留下的人更上進。 

2017年春天，當李可走進上海，她在臨泉家裡長女身份消失了，這裡稱她為「流動人口」。 

也就是李可的離開的那幾年，互聯網狂飆突進。

網購、外賣、快遞一下子鋪滿城市人的生活——臨泉的人口流動比之前更快了。根據官方的說法，280萬的戶籍人口裡，高峰期有80萬~100萬人外出務工，臨泉也成為全國勞務輸出人口最多的縣。

出走的臨泉人出現在全國各地，溫州江南皮革廠、廣東的電子廠、服裝廠。除此之外，不少人還在江浙滬的產業園和外賣行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但他們還有面前的現實。漂泊在城市的打工人，像是二等座的旅客，戶口、子女教育，醫療都被一扇透明門隔開。他們只是大城市裡的旅客。 

李可沒想這麼多，她說自己很幸運，剛到上海就在張江找到了電商公司的客服工作，起薪7千，包住有提成。她在網線的這頭一坐就是6年，用的手機從vivo變成了蘋果。

上海的生活和縣城完全不同。收廢品是紙殼、塑料、銅線，幾角和幾塊錢一斤；在上海，一切都是數字：單量、金額、回扣，在鍵盤上敲打的頻率越快，收入越高。

當身體困在網線這頭，靈魂卻開始尋找一些無法量化的東西。她喜歡時不時地和幾個同鄉女生見面，為了能說幾句家鄉方言，排解心裡舉目無親的孤獨漂浮感。

這些年輕人在大城市裡，也會輕易地就消失不見。李可說雖然離家700里，但家鄉那股神秘的力量帶來的積習堅不可摧，也必然會牽扯到這些漂浮的人。比如，25歲沒結婚，肯定有問題，漂在大城市的許多「李可」們，都被這股力量扯回去解決問題了。

不過，6年讓臨泉發生了改變：高鐵通了、工廠變多，還有大潤發和即將開業的萬達廣場。父母把這種改變當作誘餌，哄着她趕緊回家；另一邊是2022年李可所在的公司生意變得蕭條，老闆砍了所有人的提成。 

她上鈎了。

2023年6月，李可從上海虹橋站上了高鐵。沒想到，迎接她的會是一輛三輪小車。她說，縣城與城市一樣，都讓人迷惘。

二、留不下的縣城

迷惘不是共性，但在臨泉似乎會傳染與擴散。 

徐笛少小離家，在大連幹過水產，還在理髮店當過學徒。在外奔波14年後，今年初，也就是他的而立之年，回到臨泉，在解放路大潤發邊上的臨街店面干起了麻辣燙生意，租金3萬一年。

這是鎮上人流量最大，商業氛圍最濃的地方。按照大都市的說法，這裡是臨泉的中央商務區，是CBD。但徐笛還是覺得自己開店過於草率，草率得讓自己不足一年就開始迷惘。

離鄉多年，徐笛對縣城的感知早已弱化，雖然說大城市的一天就像縣裡的一年，但在城市化的浪潮里，縣城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需要的時間比城裡要短得多。這種改變不僅在外表上，原本作為精神故土的溫情鄉村，其價值觀也越來越趨同，所謂的鄉村愛情故事再難出現，人們眼裡幾乎只有一個標準——錢。

徐笛回憶年初回到老家，一出高鐵站，小時候蕭條的楊橋鎮現在已經成了工業園，農田被廠房取代。縣城中心的解放路和御園路周邊，有了各種小吃店，有些甚至24小時營業。北邊的臨泉開發區，囊括了汽配廠、食品廠、服裝廠等產業。

縣裡的生活也不像從前般無趣，酒吧、KTV、電影院一應俱全。平價的蜜雪冰城和喜茶相隔不到百米。總之，不論是縣裡還是村鎮，看上去一切都很繁華。

繁華生活的度量衡離不開錢——那是徐笛暫時沒有的。

他的賬單也這麼覺得：第一個月，日均營業額700元；第二個月：500元。現在則落到了每天300~400元左右。扣除成本，他覺得不如打工實在。

這幾年返鄉的人多，他只是眾多創業者中的一個。

數據顯示了臨泉最近幾年的創業熱。2014年，臨泉縣登記註冊的個體工商戶只有3萬多戶，但從2019年開始，這個數字翻了3倍，且新增工商戶大多都集中在起點和成本都比較低的餐飲業。

但進入2023年，熱度開始下降。按臨泉縣政府公布的2023年1~10月份全縣經濟運行情況簡析中顯示，臨泉縣第三產業完成投資下降21.0%——以餐飲為主的服務業悄然萎縮。

解放路上的奶茶店主張明說，街上店鋪流轉率很高，大約半年就得換一輪。

「縣裡人愛新鮮，新店頭幾個月生意都還可以，但只要某個瞬間，大家口味一變，生意立馬冷清」。解放路待久了，張明的「領主」意識開始出現，對那些剛從外地回到家鄉的創業者，他用「那些人」來形容。 

「那些人，十個人裡面得『死』九個。」餐飲看起來就是一家店，但裡面的門道不比其他行業少。他還說那些人最後的去向無非是兩個，要麼留在縣裡干配送，或是買一輛流動餐飲車，混跡在解放路后街；要麼回到原本打工的城市。

徐笛剛把妻女在縣城裡安頓下來，不想又草率作出下一個決定，儘管他知道縣裡難混：收入低，消費高。 

在臨泉，房價要5000~6000元/平；網吧檯費7元/小時起；檯球、棋牌室也要28元/小時。以臨泉縣3000~4000元的月收入來看，徐笛不理解，人們的錢是哪來的？

三、貧窮與富貴

人類進化史上，標誌着生活方式發生重大變化的「拐點日」並不多。比如，1765年紡紗機出現誘發的第一次工業革命——這是拐點。

在中國，拐點也存在：比如2003年1月5日，那天國務院發布了一項綜合文件——《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 

沒過多久，廣大鄉村的磚牆上出現了為農民工說話的口號：出門去打工，回家謀發展；勞力流出去，財富帶回來。再之後，中國的人口大流動與融合拉開序幕，臨泉縣是其中之一。 

實際上人口流向珠三角和長三角的打工潮在改革開放之後就出現了。臨泉人湧向工廠，然後在那些沿海城市定居，他們的收入一點一點地流向自己不動的故鄉，最後變成老家的自建房，廣大農村的面貌就是在那一刻開始出現變化，然後越變越快。

距離李可家的廢品回收大概100米，在一家花圈店右附近的服裝廠里，就能見到50多歲的周生。

改開之初，他聽聞南方的收入高， 就去廣州做服裝批發，賺了第一桶金，之後又輾轉溫州、義烏。積累了資源後，看中了臨泉便宜的勞動力，於是就把工廠辦在家鄉。

工廠看起來有300平，40多位女工在裡面毫不擁擠，她們每月可以加工2~3萬件服裝。

辦公室，茶几上放着幾疊暫未下發的訂單，其中有來自上海的大牌，訂單數額顯示11760件。以單件4~5元的加工價格來算，這份單子的利潤有4萬多。 

周生說，這個單量不算多。他記得，2021年~2022年最高峰的時候，一個季度的訂單有10萬件，他的廠子消化不了，只能外發出去，賺點差價。

對周生而言，除去女工人均5~6千的工資，他留些利潤就行。孩子已經在縣裡的機關單位工作，房子買的是縣裡最好的碧桂園。

提起臨泉的窮，周生不置可否。

「人各有命而已」。 

相同的話，在王營村村幹部口中也出現過，他說，「早年出去的人有的都發了。現在出去也不好混，但好過留在家裡。」 

除了外出賺錢返鄉歸來的人之外，還有一些，則是趕上了好時代，是大家口中的拆遷戶。 

那是2014年，在時任縣委書記治下：拉回來高鐵站、修路、招商引資。短短几年間，臨泉晴天泥土路、雨天「水泥路」的局面徹底改變，一舉完成從半封閉到處處暢通，從沒有鐵路到進入高鐵時代，從加工坊到廠房企業的大變革。

大興基建背後，幸運的當地居民分得了不少拆遷款，成了其他人眼裡的暴發戶。

但幸運兒是少數，普通人是普通的命。

最近兩年，臨泉的農業、養殖業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村裡的農戶說，2022年蔬菜能到7~8毛/斤，到了今年降到3毛/斤，化肥每袋卻漲了3毛。

今年9月開始蔓延的豬瘟也讓鎮上養豬戶虧損巨大……

作為縣城人，他們似乎並沒有太多選擇權——城裡需求左右了他們的未來。更為重要的是，當縣裡的人決定要將城市的生活模式生搬硬套進來之時，又發現與縣城的生態格格不入。

貧窮與富貴在臨泉像是一堵牆，富裕的人是臉面，貧窮的人是里子——李可和徐笛生活的地方成了鮮活的解釋。

四、艱難自救

經濟發展得太快，未必人們的靈魂發展就能跟得上。

很長一段時間裡，臨泉是被遺忘的。儘管隸屬安徽，但縣域三面緊鄰河南，跨省姻緣曾發生在臨泉的不少家庭。因為接壤河南新蔡縣，臨泉也一度是種植罌粟的重災區，被列為全國重點整治地區。直到現在，楊橋鎮深處的牆面上仍舊貼着禁種罌粟的宣傳紙。

直至2019年，臨泉縣的經濟有了實質的變化。當年，臨泉縣的GDP是369.7億元，但在2018年臨泉的GDP還只有211.1億元。其中主要的貢獻來自第三產業，2018年第三產業產值82.4億元，2019就升到了199.4億元，增量是117億元。 

這或許與當年高鐵通車有關，那一年開始臨泉註冊的個體工商翻了三倍，就是張明說「那些人」涌回臨泉的時期。

高鐵改變了臨泉的產業結構，雖然吸引了漂泊在外的臨泉人回家，但也讓臨泉的人更容易外出。

以今年的數據為例，截止2023年10月，以農業為主的第一產業完成投資下降20.8%；但以工業為主的第二產業完成投資增長140.3%；第三產業完成投資下降21.0%。 

人口優勢逐漸支撐起了臨泉的工業發展。

只是在這背後，像徐笛、李可這樣的90後很少。以徐笛的村子為例，村總人口大約300人左右，留在村裡的90後只有3人。而散落在縣城、村鎮裡的服裝廠、屠宰廠、電子廠並不能覆蓋當地多數人所需的工作機會——外出仍是多數人的必選項。

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在《強城時代》中將中國的縣城分為四大類：大城市周邊縣城、專業功能縣城、保障型縣城和人口流失縣城。據他的調查統計，在中國類似臨泉一樣的人口流失縣城有1870個。由於採訪方式與時間不同，該數據在龍瀛團隊的統計結果則是1506個（2010～2020年）。

陸銘書中曾提到，對於人口流出量較大的縣城來說，需要從治理理念上進行調整，一方面在農業上進行現代化、規模化的運營模式調整。簡而言之，縣城需要進行自給自足，要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但對於人口流失縣城而言，背後的一系列發展問題幾乎是類似的——囿於傳統的產業結構與布局、不合理的財政資源分配、盲目的建設開發計劃、落後的基礎設施建設與公共服務提供、受擠壓的本土文化資源。

如今的臨泉縣，就像一個雙手抱着膝蓋的人，注視着那些沒有解開的結——和其他1000多個縣城一樣都在路上艱難前進。

12月11日下午，當地氣溫驟降十幾度，商業街的人少了一半。高鐵站內，旅客稀少。

晚上10點左右，徐笛關了店門。他照例看了手機上的收入，不到200元。他在注視回鄉的第一個春節。縣裡的人都說，一到過年，臨泉縣裡和村鎮都是人，到時候什麼生意都好做。 

徐笛想着，到時候店裡會坐滿人，那才是他想要的生意。

他或許忘記了在365天裡，春節短得像個哈欠。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猛獁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