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你咋不去北京開會呢？
老王是東北人。前兩天我電話說：「老王，我準備把你的故事寫一寫。不過你放心，不用實名。」老王說：「不用，我要實名的。」案件已經十多年了，我不想再起波瀾，還是隱其姓名吧。具體的辦案單位，也匿而不提。
2003年，老王承包了一片荒山，造林。簽訂有承包合同，期限30年，一切手續合法。老王的林子，屬於「自費營造民有林」。依照法律，林子由老王種植，歸老王所有。2009年，政府因為建設，徵用了老王900多畝林地，合同約定補償款500多萬，老王只拿到手483萬。2012年，他被抓了，檢察院指控他詐騙。人被抓，房產、現金全部凍結，老王全家，面臨着滅頂之災。
因為是東北的案件，我請齊齊哈爾市尊敬的遲夙生律師和我搭檔。她當時還是全國人大代表，在東北和全國，都有影響力。
為了把老王的案件做成，檢察院還將林業部門的幾個官員給起訴了，罪名是玩忽職守。這幾個官員的案件，先行開庭。遲夙生律師知道後，立即去旁聽審判。
她旁聽不久，檢察官發現，庭下坐着的這位律師，是老王的辯護人，就告訴了法官。
法官核實道：「你是不是王某某的辯護人？」
遲律師：「是啊，有什麼問題嗎？」
法官：「你不能旁聽，因為是你王某某的辯護人，和本案相關。」
遲律師：「你這個是公開審理的案件，只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都可以旁聽啊。」
法官：「不行，你必須退出法庭。」
遲律師：「你這是違法的，我不退。」
遲律師是對的。公開審理的案件，公民憑身份證，驗證後就能旁聽。現在許多法院，將旁聽變成許可。未經法庭許可，不准旁聽，而法庭又經常以旁聽席已滿，不許旁聽，雖然旁聽的人，時常寥寥無幾。我在日本、香港和瑞典，沒有任何證件，就進入法庭旁聽。香港唯一的要求是，從後門進入，然後悄悄地面對法庭，彎個腰，行個禮。瑞典和日本，連這個都不要。
法官叫來了幾位法警。法警進入法庭，要將遲律師強制帶出法庭。法警準備採取強制措施時，遲律師說：「你們不能對我採取強制措施，我是全國人大代表。」當時，北京正在開全國黨代會。警察分不清兩個會議的區別，嘲笑說：「你是全國代表？北京正在開會，你咋不去北京開會呢？」遲律師說：「我是全國人大代表，不是黨代表。」
警察不由分說，將遲律師強行帶出法庭。正在此時，我電話遲律師，問案件情況。遲律師說：「你抓緊發條消息，他們正在拉扯我，不讓我旁聽。」我發了條消息，很快有了效果。上級法院的領導專程趕來，並向遲律師道歉。事件平息了。
幾個林業局的官員先被判刑了。判決生效後，檢察院將老王的起訴書，送到了法院，指控他詐騙國家財產483萬，建議量刑11至13年！
2、一會兒你就知道，誰不懂
起訴書大意是：政府征了你900多畝林地，補償你483萬。但實際政府只用了不到500畝，餘下的林地，政府沒用。你拿了政府483萬元補償款，屬於詐騙。我看了起訴書，難以置信，但起訴書就是這樣的。
檢察官宣讀完起訴書後，開始發問和質證。涉及到所占林地，究竟有多少林木的證據。山地上的林木，大小不等，密度不一，樹種樹齡不一，確實需要專業機構評估。我剛就鑑定意見發表質證意見，檢察官來了一句：「這是專業問題，你不懂，不要瞎說。」
法庭是一個嚴肅的場所，控辯審三方都要尊敬法庭。有些法官認為，尊重法庭是指尊重法官，是控辯雙方和當事人的義務。其實，法官自身也要尊重法庭。三位法官所坐的席位，是審判席。檢察官的坐席，稱為公訴席。律師的坐席，稱為辯護席。旁聽公民所坐的，稱為旁聽席。四個席位，共同組成了法庭。尊重法庭是指尊重整個法庭空間裡所有的人，不僅僅只尊重審判席上的人。
對法庭的尊重首先表現在，各方都必須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進行庭審。一旦產生分歧，應按照法律規定，解決分歧。法律有不明之處，難以判斷的，各方按禮讓原則，儘可能協商解決，以便庭審平穩地推進。確實當庭解決不了的，休庭解決。
法庭的禮讓原則，要求各方在發言時，不得攻擊對方人身，不得譏諷、嘲笑、挖苦對方。我的導師姜明安教授，似乎沒參加過庭審，但他在劉燕文告北大案件開庭之前，給我和何海波——他現在是清華大學的教授，著名的行政法學專家——寫了一封信，要求我們和北大對庭時，發言要「溫和而有力。」他說的很對，我時常提醒自己。
檢察官這句話，確實讓我生氣。等到我發言時，我說：「一會兒讓你知道，誰不懂！」當時，我正值盛年，放在今天，我可能不會說這話。
3、眼含熱淚認了罪
法庭辯論開始了。
我說：「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僅僅從這份起訴書本身來看，指控就不能成立。你征了我們900多畝林地，我們也交給你900多畝林地。至於政府用不用地，用多少地，是政府的事，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好比你買了我二十斤大米，你只吃了十斤，總不能說我詐騙了你十斤大米的錢吧？大米吃不了，你退我大米，我退你錢，也行。你大米不退，還說我詐騙，天下有這個道理嗎？你們政府把我們的林地拿走了，沒用完的也不退，還說我們詐騙？」
庭開不下去了，休庭。
檢察院和法院現在面臨的難題是，為了將老王的詐騙罪定上，先行判決了四個官員玩忽職守，判決已經生效，兩家都沒了退路。近年來，這種情況時常發生。檢察院將本應一案起訴的被告，強行分案起訴。等到前面的被告判決生效後，再起訴後面的被告。後面的庭審一旦發現，前案判決是錯誤的，法院和檢察院都難以處置。雖然法律規定有糾偏程序，但實務中，法檢通常是將錯就錯。
過了兩個月，檢察院換了個理由，又起訴了，這次詐騙金額變成了200多萬。這次的理由是，林業勘測人員所測得的林木蓄積量，是錯的。被告多領了補償款，屬詐騙。我和遲律師辯護說：勘測機構是你們政府請的，又不是被告請的。如果確實發生錯誤，最多是退賠，怎麼能是詐騙？你自己算錯賬，怎麼能說別人詐騙？其實，測量沒有問題。
案件顯然辦不下去了，但是法院就是不同意取保。被告在看守所，兩次腦出血，到醫院搶救。我們一再申請取保候審，法院就是不同意。檢察院找到我，希望我說服被告認罪。承諾說，被告如果認罪，可以實報實銷——就是在裡面待多少天，判多少天，判完人就出來了。
我到看守所會見老王，將檢察院的意見，轉告給他。老王沉默良久，問我：「何老師，您的意見呢？我就相信您！」我說：「老王，你確實是無罪的，我願意繼續幫你往下打。但是如果法院強判，我們還要上訴……，就你這個身體，可能官司沒打完，人就沒了。勝訴對你有什麼意義呢？」
老王眼眶紅了，熱淚在眼眶內打轉說：「何老師，我一生清白啊，就這樣不明不白地被定了罪……」
最後，老王眼含熱淚認了罪。
老王夫妻是重感情的人。出來後對我千恩萬謝，說我救了他們全家。但我面對老王，內心總是有一些慚愧。十幾年過去了，老王眼含熱淚簽字的場面，時常浮現在我腦海。我不知道，我是救了他，還是害了他？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中國案例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原文轉自微信公眾號薊門決策Forum，現已被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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