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只要有情有義，有血有肉地度過就可以了！—– 無名氏
（六）
遇羅克行刑前居住的東四北大街西面靠明星電影院的小死胡同至今還在。
明星電影院已經沒有了。明星電影院旁邊的步行街隆福寺里的電影院工人劇樂部、蟾宮電影院還有。文革中蟾宮改成長虹，現在又改回來了，並翻蓋得高大氣派。
遇羅克看不到這一切，他被槍斃時只有27歲，他的生命定格在1970年3月5日，如果他不寫「出身論」，在1966年八月法西斯納粹紅衛兵血洗北京平民時不選擇挺身而出反抗的這條路，苟活至今，會是什麼樣？
在網上遇羅克的紀念園裡，有幾個女孩子寫道：我們站在前排，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愛人，……天堂里的他聽得到嗎？
那時候的北京是屬於我們這一代人的。俗稱「老三屆」，基本上是二戰後出生的嬰兒潮的一部分。遇羅克是1942年5月出生，比我們大幾歲，北平「解放」的時候他已經7歲了，他在「解放前」生活的7年打下和我們從小被共產黨洗腦長大的不一樣的底，他有兩位不同凡響的雙親，他自己聰穎好學，智商超人，讓他在文革中脫穎而出，成為人類歷史長河中一位偉人，一顆在黑暗天空中耀眼的星辰。
我們生活的那個時代北京城不是很大。東邊是朝陽門、東直門，北邊是安定門，西邊是永定門，南面是大前門、崇文門。幾個存在亦或被拆的門圍着四四方方的內城區。
以地安門鼓樓、景山公園、故宮、天安門、前門為北京的中軸線，北海公園、團城、中南海在西面。中山公園在東面。天壇公園在南面。雍和宮在東南角。月壇在西面。
頤和園是遠郊區了，要在西郊動物園換上二路長途汽車，票價很貴，每位二毛錢。小孩過了三尺以上就要打票。
動物園旁邊有北京展覽館、莫斯科餐廳，對面有天文館，是「解放後」在58年「大躍進」前後建的。文革中，各派「老三屆」都以在莫斯科餐廳就餐為榮。
著名的風景區香山公園、壇柘寺、十三陵、八大嶺、長城……都在比頤和園更遠的西邊。要坐專車才能去。
站在城裡的中軸線制高點景山公園的煤山頂山環顧北京，一座莊嚴美麗肅穆的一座古城。文革中，共產黨的二代法西斯紅衛兵把它糟蹋得不成樣子。
（七）
遇羅克行刑前居住的東四北大街西面靠明星電影院的小死胡同至今還在。
明星電影院已經沒有了。明星電影院旁邊的步行街隆福寺里的電影院工人劇樂部、蟾宮電影院還有。文革中蟾宮改成長虹，現在又改回來了，並翻蓋得高大氣派。
遇羅克看不到這一切，他被槍斃時只有27歲，他的生命定格在1970年3月5日，如果他不寫「出身論」，在1966年八月法西斯納粹紅衛兵血洗北京平民時不選擇挺身而出反抗的這條路，苟活至今，會是什麼樣？
在網上遇羅克的紀念園裡，有幾個女孩子寫道：我們站在前排，是你的朋友，是你的愛人，……天堂里的他聽得到嗎？
那時候的北京是屬於我們這一代人的。俗稱「老三屆」，基本上是二戰後出生的嬰兒潮的一部分。遇羅克是1942年5月出生，比我們大幾歲，北平「解放」的時候他已經7歲了，他在「解放前」生活的7年打下和我們從小被共產黨洗腦長大的不一樣的底，他有兩位不同凡響的雙親，他自己聰穎好學，智商超人，讓他在文革中脫穎而出，成為人類歷史長河中一位偉人，一顆在黑暗天空中耀眼的星辰。
我們生活的那個時代北京城不是很大。東邊是朝陽門、東直門，北邊是安定門，西邊是永定門，南面是大前門、崇文門。幾個存在亦或被拆的門圍着四四方方的內城區。
以地安門鼓樓、景山公園、故宮、天安門、前門為北京的中軸線，北海公園、團城、中南海在西面。中山公園在東面。天壇公園在南面。雍和宮在東南角。月壇在西面。
頤和園是遠郊區了，要在西郊動物園換上二路長途汽車，票價很貴，每位二毛錢。小孩過了三尺以上就要打票。
動物園旁邊有北京展覽館、莫斯科餐廳，對面有天文館，是「解放後」在58年「大躍進」前後建的。文革中，各派「老三屆」都以在莫斯科餐廳就餐為榮。
著名的風景區香山公園、壇柘寺、十三陵、八大嶺、長城……都在比頤和園更遠的西邊。要坐專車才能去。
站在城裡的中軸線制高點景山公園的煤山頂山環顧北京，一座莊嚴美麗肅穆的一座古城。文革中，共產黨的二代法西斯紅衛兵把它糟蹋得不成樣子。
（八）
聽說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女士，稱羅文為「羅文哥哥」。我聽了很高興，據說這位女士是位離異人士，是位工程師。
羅文單身一人，與一隻貓一條狗住在諾大的莊園裡，能在晚年找到真正的愛情，陪伴他度過往後的悠悠歲月，再好不過。
年輕的時候看過鄭念女士寫的「上海灘生死記」，聽我的老師劉渭平先生告訴我，劉先生認識鄭女士，本來都是中華國民政府外交部的工作人員，大陸易職後，劉先生時任國民政府駐澳大利亞悉尼的領事，回不去了，就全家移民澳洲生活下來。
鄭女士則在大陸歷經中國共產黨各項運動的磨難，文化大革命中，女兒不幸被紅衛兵折磨至死。她本人則九死一生逃離生天，移民海外，把自己的真實遭遇寫成一部書，轟動一時。
晚年她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愛情，她書中有一句話說：「愛情比孩子更重要。」我當時很不理解，活到現在，在心靈深處，發現想情人遠比想孩子多。
我有一個對我無話不談的哥們兒，他比我小不了兩歲，依然在執着地追求愛情，像年輕人一樣徒步遠行，風塵僕僕，口甘舌燥，百死而無一悔，我聽他描述朝聖過程，實在理解並感動。
老年人對愛情的渴望遠勝於年輕人，因為歲月的沉積告訴老年人真愛是什麼樣的，真愛的稀有與可貴。得到就得到了，沒得到也許就永遠得不到了，因為沒有多少時間了！
我想我是真愛過羅文的，他愛我則是在他第二次離婚後，他在微信里稱我：「我的摯愛…」
當年我一廂情願愛他的時候，他一心撲在反「血統論」上，上上次打電話，他還說：「我那時候不需要。」
我那時候也沒有任何需要，只是單純的愛他。我一直很敬佩他，他始終在我眼裡，是個最勇敢的人，是個英雄，一個自始至終與專制暴政做鬥爭的人，一個為中國草根人民說話的人。
我那時才18歲，我沒看錯他。他永遠是我最值得信任的朋友之一。
對我而言，文化大革命是在1966年6月2日開始的。因為校園裡出現了我們班政治老師楊振率領十三名高幹子弟給校領導貼的大字報，指責校領導不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
從那天開始，再也沒恢復正常的上課，社會正常秩序大崩盤，愈演愈烈，這一拖就是整整十年。
我也是在那時候發現，我們被從小灌輸的理論全不管用，全是扯蛋！怎麼活下去呢？靠什麼往下走呢？
周圍的同學都在爭着當左派，認為左派是革命的，寧左勿右，即使犯了錯誤，左是認識問題，右是立場問題等等，扯不清，理還亂，怎麼着都不對，怎麼着都不行。
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第一次開始用自己的大腦思考問題，以前我就是隨大流，社會學校讓我怎麼走我就怎麼走，我從小就是個名副其實的好孩子好學生。
那時候是6月，我強烈地感到，周圍的一切都在裝丫挺，演戲，裝給別人看，證明自己不是自己，是某種勢力要求你做的那樣的人。
我懶得裝，那樣太累了不說，對我而言是一種雖生猶死的事情。
（九）
我從徐家禎先生那兒聽到過一個詞，說：「共產黨每次運動都是關起門來打狗，他們自己說的。」
「關起門來打狗」夠形象的，No way out ! 躲沒地方躲，藏沒地方藏，該打死的打死，該打傷的打傷，該勞改的勞改，該收監的收監，只有坐以待斃的份！
記得在北京1978年認識民間地下刊物「四五論壇」創始人之一劉青時，和他曾討論過遇羅克有沒有生存的機會？劉青自信地說：「那時候不行，天羅地網，現在就可以逃跑！」我疑惑地問：「能跑到哪兒？」「哪兒都可以，外地、農村、大山深處……」
輪到他自己的時候（為魏京生一案），他不但沒跑，還為了使被捕的朋友脫險，主動去北京市公安局自首。一關押就是十年之久。
「運動」是共產主義「大洋國」特有又日常的生活形態。對比在國外幾十年的生活，更感到中共國的窒息與恐懼。對特權階層是天堂，對平民是地獄。
初來澳洲，徐家禎先生對我說，他是「苦海餘生」，三十多年後，我問他記不記得，他說：「不是苦海餘生，是虎口餘生！」誰又不是！！！
其實還有一條路—自殺。文化大革命6月份開始，我覺得生活變得特別無聊，不好玩，呼吸困難，我想過自殺。一閃而過，並不深刻，更談不上付之行動。而且覺得這種念頭可恥。
這個念頭只有一個人知道，就是羅文的前妻張富英。她和張君若、王玲是在中學文革報第五期加入的。
1968年一月以後，有一次，我和她一邊走一邊談，她突然問我：「你想過自殺嗎？」「想過，你呢？」「我也想過。」她回答。
那次她還對我說：「你要想找比羅文更高的，我認識，可以給你介紹。」
我心想：「我看上羅文可不是為這個！」
對男孩，我從不以貌取人。
我知道想過自殺並想付諸行動的還有中學文革報創始人之一牟志京，牟志京親口講給許多人聽過。我是其中之一。他們男四中和我們師大女附中是北京最負盛名的兩個中學。據說我們學校的大部分人馬是共產黨老區帶過來的，所以高幹子弟多。四中平民子弟多是勤奮飽學之士，高幹子弟多是被塞進去的。
兩個學校的政治空氣一個比一個濃。
我1964年考入女附中高中，一進去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先搞暴露思想，後搞學習雷鋒。但沒聽說哪個學生挨整。
四中挺邪乎，學生分成幾等，左、中、右。文革中，我打聽一個媽媽同事的小孩，和我史家胡同小學同學、高我一級的張力行是哪一等？回答是：「當然是右派學生了！」
牟志京也當仁不讓地被劃在「右派學生」里，最讓他受不了的是他們偷看了他的日記，說他「愛情至上」，他決定自殺，掏出兜里僅有的二元錢，準備大吃一頓，自裁了事。
羅文對他的故事付之一笑，對我說：「兩塊錢叫什麼大吃一頓！」
這些運動都是文化大革命的熱身、前奏，全北京市的中學都在開展政治思想教育，抓階級鬥爭，草木皆兵，杯弓蛇影，疑神疑鬼，把雜誌上的風景看成「蔣介石萬歲」，凡此種種，人心惶惶，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樹欲靜而風不止」，勢不可擋。
現在的台海風雲讓我感到大有當年的勁頭。
我總想：「文革為什麼沒人出來制止呢？非要’八億人不鬥行嗎？'(毛澤東語）」
八億人互掐一場，死傷無數，國家差點崩潰。有誰落着好了。
「還有誰比這被否定的更快的，人一死，家就被端了！」後來的北京大學一級哲學教授張祥龍1976年12月在我家對我和趙京興說。
慘痛的前車之鑑，不可閉目塞聽，重蹈覆轍！！！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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