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醫大二院）立下「院規」——病患必須先在該院做病毒檢測，而且必須是4件套後（核酸檢測、CT、抗體檢測，以及血常規檢測），才有資格獲得診治，否則無論情況多緊急，醫生絕不出手。就是這條規定，讓很多危重病人因錯失最佳治療時間而離世。在經歷了失去親人的痛苦後，一些家屬決定講出他們的遭遇，曝光這家醫院草菅人命的做法。
據大紀元報導，哈爾濱市民穆成林（化名）稱，2020年7月22日，他的父親做透析後出現心律失常，每分鐘心跳降到20下左右，被送進當地九六二醫院的ICU（重症加護病房）。
醫生診斷後表示，他父親要馬上安裝心臟起搏器，但是這家醫院沒有起搏器。於是，穆成林立馬撥打120聯繫救護車，要把父親轉到醫大二院，那是黑龍江省內最權威的心血管醫院，也是唯一一家有CCU（心臟重症監護病房）的醫院。
穆成林說：「轉院時，九六二醫院的醫生特別交代我，他說，『一定看好了，小伙子，一定讓你爸這個腎上腺素按照這個速度往下點。』當時我抬頭一看，那個腎上腺素的靜脈輸液速度特別快，大概是每滴不到一秒鐘，可想而知我爸情況十分危急。」
晚上9點50左右，穆成林帶着父親到達醫大二院，120的隨車醫護也向該院醫生交代了穆父的危重情況。
但是之後，「噩夢就開始了」。
由於當時哈爾濱有疫情，一個患者只允許有一個陪護，穆成林隻身陪父親進了醫大二院。他說，進去之後，「大夫就不慌不忙地告訴我去掛號。我說那可以，我去掛號，正常上急診咱們都掛號。然後我就拿着掛號的東西回來了，大夫是什麼概念呢？大夫說得做『四件套』。」
所謂「四件套」，是指核酸檢測、CT、抗體檢測，以及血常規檢測。
穆成林說，「我手裡有核酸（檢測證明），我當時手裡那個核酸（檢測的證明）拿着呢。他說不行，必須是本院（做的）核酸（檢測）。我說不能再等了，我爸都已經要不行了。他說不行，這是『本院的規定』，『本院核酸』，你們倆都得做。」
穆成林難過表示：「我都給他跪下了，我告訴他，這種情況得立馬送去安起搏器。他的意思是：不好使，而且要等本院核酸結果出來後才能給予搶救治療。出結果要等6個小時。」他說，「我沒有辦法，他把單子開出來，我又去交費。這個時候就腎上腺素（輸液），你想想一分鐘六十滴，那一袋很快就下去了。我說大夫，你這麼整的話容易出人命。他說這是本院的規定。」
據穆成林回憶，那時候他很絕望。他身邊沒有任何醫護人員的陪同，只能自己推着擔架上的父親，驚慌地奔波在各個檢測室之間。這些地方都在同一層樓，但有的門口設有門檻。他說：「本來我爸這心臟已經受不了了，那個門檻一顛⋯⋯我記得特別清，做核酸的時候，我說大夫你能不能出來啊，我爸要不行了，（進門）我還得抬（擔架），特別難。他說不行，必須得進來，這一點沒有人性。然後我就給他拽進去，當時我也是慌得不行了，我爸還顛了一下，我看着特別心疼。」
做完核酸，等待父子倆的，還有更難的CT檢測。
到CT室時，穆成林看到已經有不少人在排隊了，他乞求別人讓他父親先做，得到了同意。當時大概晚上10點10分，穆父還有意識。
穆成林說，「推着他進去，上CT機我爸一百多斤，我自己整不上去啊，而且他不受控制了，他在那躺着來回翻滾，因為他難受啊。然後我跪求患者的家屬跟我一起把他抬上去了，又求另一個人（幫着）抬下來。之後我就推着他回到急診。他（進院的）那時候就沒有那種來回左右（動），最起碼可以轉轉身，或者手來回地可以把着擔架床上。（從CT室）回來的時候他就不動，開始長喘氣了。」
穆成林發現，父親打着的腎上腺素吊針已經沒了。他說：「我又找到當時值班的醫生，我說你快把這個腎上腺素給弄上，然後他回過頭來跟我說一句話：『你爸不能再點腎上腺素了。』我就開始求他。」
值班醫生回覆說，穆父的情況，要等6個小時出核酸結果夠嗆，所以只要等CT片子出來就可以進行搶救。但是CT片子什麼時候能出呢？「得看CT室那邊幾點給你整。」
時間來到10點25分，穆成林看到父親「已經不行了，呼吸是有的，眼睛半睜不睜」。但緊接着，醫生做出了讓他覺得更匪夷所思的事情——10點38分，又開出一張CT單子。「我說為啥還要開一個CT呀，他說我懷疑你爸喉嚨里有異物。我說我們不是說來這兒急診看病的，我們是安起搏器的。他說你爸指定喉嚨中有異物，總得做個CT看看。我懷疑（他安排）這次CT（醫生）有提成。」穆成林說，「真的不想再提起了，特別特別難受，一提我現在這個心臟都在嗓子眼。」
做完第二次CT後，穆成林又推着父親回到急診大廳等出片子。期間，醫生問他，「普通病房沒有，有一間（價格）900（元）去不去？」他說去，雖然已經絕望了，「但是做兒女的，還是想最後搏一下，再搶救一下。」
11點18分，片子終於出來了，顯示穆父沒有感染新冠病毒，醫生也終於肯出手救治。但是，由於拖延和折騰，他的身體已無法直接安裝心臟起搏器。
穆成林說，「他錯過了最佳治療時間，直接就開始搶救了。就是（醫生稱，）『咱先不能說安起搏器了，安不上了，這種人安不上了，咱先給他搶救過來之後再說下一步了。』」
讓穆成林不能釋懷的另一點是，之前，值班醫生拒絕給他父親續腎上腺素吊針，但開始搶救後，醫生又給續上了。這期間的中斷，是否也造成嚴重影響？
搶救時，穆成林一直在旁邊看着。他說，「他們是先點腎上腺素等這些東西，先往裡輸液，後來他們感覺不行，完了大概是在12點多開始用強心劑，還有那種機器就是心肺復甦，人上去按一下子，按按按，又給吸氧。最後晚上一點的時候過不來了，他（醫生）說『你也別折騰他了。』」
穆成林稱他父親的死亡時間應該是「（凌晨）1點08分，7月23號。」
違反當局通知奪命「四件套」
距離父親去世有一年了，現在談起此事，穆成林仍然十分悲痛。他說，他一直無法理解一件事：為什麼在九六二醫院的時候，他出示另一家醫院的核酸證明就有效，而醫大二院卻堅持要「本院四件套」？
穆成林表示，曾經他也想過，「這個事情我認了」，「咱一個小老百姓告官的話，肯定是抗衡不了」。
直到有一天，穆成林看到一則通知，對他而言，就是一個晴天霹靂。
2020年7月13日，中共國家衛健委網站刊發《關於疫情常態化防控下規範醫療機構診療流程的通知》；同年7月20日，黑龍江省衛健委網站刊發「關於轉發《關於疫情常態化防控下規範醫療機構診療流程的通知》的通知」。
通知的第一條明確要求各地、各醫療機構：「要重點做好危重患者救治」，「對於心梗、卒中、急性創傷出血等可能致死或致殘的急危重症，必須在採集核酸檢測同時即予以搶救，嚴禁在核酸檢測結果回報前『只留觀、不救治』。」
通知還表示，「對以疫情防控或床位已滿為由延誤治療和推諉急危重症患者的，要進行嚴肅查處。」
穆成林父親到醫大二院求治，是2020年7月22日，黑龍江轉發中央通知之後。而且據他之後查證，當時，黑龍江當地官方媒體也已經報導該通知，稱「哈爾濱市各大醫院、黑龍江省醫院不再強制收取核酸四件套」。
但是，面對危重病人，醫大二院為什麼仍然堅持「四件套」這一「院規」？是為了錢麼？
穆成林替醫院算了一筆賬。他說：「就按一個月這麼收的吧，比如10個住院處，每個住院處有100個患者，一個患者的核酸加CT等，一共是523塊錢。他住院處核酸（收入）一天就是52萬。急診我們一天按100人算的話，就是5萬2，所以（兩處加一起）一天就是五十七萬。刨去周末，一個月他光這個收入就是1266.98萬元。」
算完賬之後，他說：「這個是屬於嚴重的發國難財行為，這屬於違法所得。他強制收老百姓的費用，這個叫醫療欺詐，這是一個大的事情。」
今年2月，穆成林找醫大二院醫務科，要求賠償73萬元。院方的工作人員稱，這個賠償有點高，讓他走法院和法律程序吧。之後穆成林又找當地南崗區衛健委，被拖了兩個半月。無奈之下，穆成林在網上實名舉報。
因為疫情措施 多少人冤死？
穆成林把父親經歷發到網上後，引發民眾激憤。他說，「這個是民生問題，不是我父親一條命了。以後我們的父母，還有我們子孫後代也要面臨着醫院，那難道還要這樣嗎？」
不少被醫大二院耽誤的病患或逝者家屬找到他，分享自己的遭遇，想要討回公道。
「有一個去年12月份，一個大慶的小伙，因為等待核酸延誤8個小時，最後整條腿給鋸掉。」穆成林說，「還有今年過完年，她（父親）是從阿城轉院過來的，⋯⋯轉院第二天死了，腦出血。」
穆成林提到的這位逝者的女兒劉媛（化名），也講述了他們的經歷。
劉媛稱，她父親今年65歲，四五年前腦出血，但恢復得很好，可以獨居生活。2021年1月22日，父親病情復發，感覺說話不是很利索，腦袋也不太舒服，被送往哈爾濱阿城區醫院。
到醫院後，他們被要求做「四件套」，做完醫生又說：「病情很嚴重，我們看不了。」
於是，他們趕緊轉院，在當天下午不到5點抵達醫大二院。
劉媛說，「我們去急診之後跟那個大夫說了，現在病人需要搶救，我們在阿城醫院都做了住院四項。大夫說你們這個不行，必須還得按照我們這個醫院重新做一套。」
重新做完後，他們被通知前往第九住院部。交完住院押金，護士告訴劉媛沒有普通病房了，只有700元一天的「緩衝病房」，但住進去得不到治療。劉媛拒絕了。她說，「我就要求看病，病人等不起。」
又過了一個小時左右，醫院通知他們前往第八住院處的腦卒中病房。劉媛說：「到了第八住院處，那門衛說啥就不讓我爸進去，就在那個門口大廳待着。8點20左右吧，我們就已經到了第八住院處的大廳，直到9點多。我說你別的醫院核酸不行，你醫大二院核酸還不行，我說你們認的是啥呀？病人不給救嗎？後來我發飆了，我爸等不起，他真等不起。我說如果是你們的爹媽，能不能讓一個老人在那待着？我不能看着我爸去死。」
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劉媛再次做出轉院決定。等120把她父親送到哈爾濱市第一醫院時，已經是晚上10點多。她說：「第一醫院一看二院的這些核酸報告，人家二話沒說，直接就給我爸治療了，什麼都沒耽誤，人家說你有核酸報告就行，我們就努力治。但是我爸錯過了最佳治療時間。」
1月24日晚上7點半，劉媛父親因為搶救無效病逝。
劉媛傷心地說：「家裡人最親最親的人莫過於父母。他有病了，我砸鍋賣鐵我救他，我沒欠你（醫院）一塊錢，你為什麼不救我？」
父親去世後，劉媛辭了工作專門處理這件事，要「去找個說法」。她表示，父親是腦出血，應該說在求醫的路上腦子裡不斷地出血。在醫大二院的四五個小時裡，醫生對他們不聞不問，卻收走「四件套」費用和住院押金。
劉媛質問，「你醫大二院為什麼見死不救？為什麼人家醫院二話沒說馬上就治療？我就想知道這個區別在哪兒。」
劉媛在網上曝光事件後，醫大二院急診和住院處的大夫曾通過電話和微信聯繫她，希望刪除視頻，並承認他們有錯，可以商量解決辦法。她說：「我說我什麼都不想解決。我就想把我爸病看好，讓我爸活過來，他還能給我做頓飯，我還能叫這聲爸。你今天來跟我說這個，22號你們都幹嘛去了呢？有一個人來問這事嗎？」
劉媛說，她已經向區健委和醫大二院遞交了投訴材料，下一步往省健委走，再下一步要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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