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濠仲專欄:拜登、川普都「不懂獨裁者」

李濠仲
2024-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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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川普。(BRENDAN SMIALOWSKI,JIM WATSON/AFP via Getty Images)

母親節當天,CNN一則報導說出了拜登面對加薩戰爭的困境,內容提到,自5 月初,拜登因反對納坦雅胡轟炸拉法(靠近埃及邊境城鎮,現有大批巴勒斯坦難民),於是宣布暫停向以色列供給3500枚飛彈,以色列卻繼續布署進攻,拜登隨後再發出最後通牒,強調以色列若一意孤行,美國將直接關閉對以色列部分重要武器的輸送。以色列顯然也沒有理會。這項「武器禁運最後通牒」,回過頭再又受到美國共和、民主兩黨批評,幾乎無論怎麼做,拜登都是錯。

站在共和黨立場,他們認為拜登導致了美國和以色列出現史上關係最糟的一刻,另一方面,民主黨也有26名眾議員聯署致函拜登,認為暫停運送武器給以色列,等同於向哈瑪斯等中東恐怖份子發出錯誤訊息,以為美國總統現在傾向了「親哈瑪斯」一方。拜登今天對以色列的最後警告,也被回推認定,原來自二月中開始,他聲稱和納坦雅胡有過多輪通話,其實是無用的,同樣的,他也無法遏制恐怖主義的意識形態,更別說擊敗恐怖主義。

到今天,以哈戰爭凸顯的依舊是既有僵局,即,如果納坦雅胡為了「和平」,在約旦河西岸的領土做出任何讓步,他在國內的右翼聯盟就會崩潰。另一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如果在巴勒斯坦人民所認為「不可剝奪的權利」稍有妥協,他也會立刻被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最大派別法塔赫(包括哈瑪斯)視為叛徒。以上兩方的讓步,都可能讓以巴現任領導者垮台,而垮台在專制極權國家,經常意謂「下場很慘」。

時間再拉回拜登上任初期,不少自由派媒體都說拜登是民主、跨大西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實踐者,拜登可望藉經驗豐富的外交團隊,體現這些精神,並以一種清醒、理性和現代化的角度,讓美國得以更公平的方式去負起跨國責任。結果,拜登在處理中東問題上,連認可他的民主黨選民都不到五成,自2022年8月阿富汗撤兵以來,拜登的外交政策支持度便持續低檔徘徊在五成以下。

如果說,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2023年哈瑪斯突襲以色列,已被視為拜登外交上的敗筆,那麼,這是否就對照出了川普時期的成功,其實也未必。

川普在2016年上任之初,曾聲稱要為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和平立下「最終協議」(ultimate deal),當時甚至還有「川普可能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風聲。也就是在他著手中東事務時,再讓所謂的「川普主義」格外受到關注,不少人認為那的確代表了一種簡潔、不感情用事和展現對抗性的特有外交作風。

但事實上,川普終究只是把他過去商場交易手段,移植作為國與國的外交談判,且因為他對美國整體經濟和安全利益長期局限在狹隘的概念下,再使其外交政策充滿了交易性質。其中最為人詬病,不就是2019年一名中央情報員舉報,指稱川普曾強烈向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暗示,希望他協助調查拜登的貪腐,以及提供被指由烏克蘭掌握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伺服器,兩者將決定他是否履行國會授權,對烏克蘭的4億美元援助案。這一舉報,一度讓川普面臨濫權和妨礙國會兩項彈劾,惟藉著共和黨參議院多數,兩項彈劾案才未通過。

再看川普當年所稱的以色列、巴勒斯坦最終協議。他斡旋的方式,即是透過女婿庫許納,以「美國總統(川普)最信任的人」角色居間傳話,這也是川普任內最常被提及的──施政(尤其對外政策)經常充滿高度人治色彩。川普任內,身邊不乏集結優秀的外交人才,只是,他們所花最大力氣,正是一次又一次試圖將川普的「無政府主義」拉回外交常軌(川普和官員間的緊張關係也是由此而來)。至於當年所謂「最終協議」如何,以哈戰爭已做出最好說明,也就是何來「最終」協議?

就拜登而言,他的外交信條,或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就川普來說,則仿若「交易藝術」的國際進階版。但不管是哪一套,事實證明,從俄羅斯的普丁,到巴勒斯坦的哈瑪斯,甚而到以色列的納坦雅胡,專制(獨裁)者的行事,往往超脫了民主美國的思維邏輯。拜登讓美以聯盟數十年來首次出現了裂痕,而川普又難道真的阻止了普丁的野心,或者真的化解了以哈的血海深仇。2019年川普站上南北韓共同警備區板門店,成為首位踏進北韓領土的現任美國總統,他為此自行宣布北韓不再構成核武威脅,到了2023年,金正恩又再次警告,「平壤若『受到核武挑釁』,將毫不猶豫地發動核攻擊。」拜登以「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面對獨裁國家,證明效果不佳,至於川普,他在獨裁者身上所使用的「最終」、「不再」,到頭來也是形容詞大過實際上的意義。

2019年,具生物學博士學位的紐約作家海考克 (Dean Haycock)寫下了一本《謀殺心靈》(Murderous Minds),專門討論獨裁暴君如何形成。他提到就性格上,獨裁者首先必須有發展殘酷人格特質的潛能,例如自戀、馬基雅維利主義、偏執狂和非凡的野心,但不是每個這樣的人都能長成暴君,還得有後天環境推波助瀾,一個人才會升起對整個國家的絕對控制欲,這一特定事件所觸發的危險性格,尤其在一個人的童年時期取得發展和強化,最普遍來說,關鍵就在成長於「國家政治制度高度不穩定的時期」。海考克的論述,並以史達林、希特勒、毛澤東和海珊為佐證。

前不久,川普的老朋友,福斯新聞主持人漢尼帝公開為川普拉票,說他保證川普若再次當選總統,決不會濫用權力尋求政治報復,有人以為這是漢尼帝背書川普不會變成「獨裁者」,結果川普的回答是:「不會,除了第一天(當選)。」雖然看起來川普的反應很猖狂,但這不也說明了,川普真的不懂什麼是獨裁者,因為沒有一個真正的獨裁者會「只想當一天」,且「濫用權力尋求政治報復」距離獨裁者的統治、征服、折磨和屠殺等特徵,不也還差很大一段距離。

如今,拜登、川普面對獨裁者,不可否認各有盲點,甚且,恐怕正因為成長時期完全不同的經驗,才使之難以真正「進入獨裁者的腦袋」去作出判斷、理解和預測對方的行動,他們對真正獨裁者的黑暗性格,難免也都存在美式的樂觀,不管「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還是「交易藝術」都是,只是,就心理學分析,這也算「非戰之罪」吧。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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