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即使我沒在」民主牆」出現 後來也逃不掉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幹部子弟。文革的時候大家不都把家裡的照片燒掉嘛。這些幹部都怕萬一自己倒霉了去連累其他的朋友。我幫我媽媽燒照片時，發現一張照片，咦，我說，這不是江青嘛，那抱着的小孩是誰？我媽說，那不就是你嘛。我說，你怎麼認識江青的？我媽說，那時候兩家是鄰居。她跟江青又都是青島老鄉。她們倆的關係開始的時候很不錯，但是後來關係也不好了，還特別跟我說：「咱們家遇到任何災難，你不要去找她。」 

我媽在這方面的看法其實要比我父親更早。她很早的時候就對共產黨、對毛澤東很有看法了。1960年代初中國和蘇聯還沒公開翻臉，但是在黨內已經傳達了。我媽媽那時候是一個很大的企業的黨委書記。她就在公開大會上提前講了這件事兒了。因為還沒有公開這件事，只是在黨內傳達，所以她就等於是犯了錯誤。一下子把她貶為普通工人，就是黨委書記一擼到底。從那個時候她可能就開始懷疑這個共產黨。她應該比我父親更早的覺悟到共產黨就是一個大騙局。 

因為是幹部子弟，生活條件比一般老百姓要好一些，上的學校也比一般老百姓要好。我們這些幹部子弟從小在學校受的教育就是共產黨怎麼怎麼好；老百姓怎麼怎麼擁護；老百姓生活的多麼幸福；台灣的人民都在吃香蕉皮；美國人民都在水深火熱之中等等等等。當時確實滿腦子都是這些教育觀念。所以文化革命的時候，我們這批人很多人都參加了紅衛兵，保衛毛主席，保衛共產黨，熱情很高。那真是死了都不怕那樣子。 

我第一次產生懷疑呢，是那時候大串連。我們是最早串連的嘛，那時候還沒大規模串連，就坐普通的列車，跟普通的旅客都混在一起，往西北去。走到甘肅定遠那一帶，過了天水以後那裡，在一個臨時停車的站，我就把頭伸出來，因為當時在天水買的燒餅沒法吃，雜和面兒的，特別難吃，我就想把那個燒餅給要飯的。 

我當時嚇了一跳，我面前一個要飯的，17、18歲一個女孩兒，根本就沒穿衣服。身上黑的，都是髒的東西，拉着可能是她弟弟，披着個麻袋。我當時就非常震驚，怎麼會有這種情況呢？我對面坐了一個可能是外出辦事人員。他說，哎呀，這種情況很普遍啦，在這種窮地方，你花十塊錢就能買這麼一個姑娘。我當時對這些情況就不能理解，非常震驚。從那時候我就開始懷疑當時在學校里受的那些教育。共產黨真的這麼好嗎？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呢？ 

【編註：1966年12月，大批中共高級官員受到文革衝擊之時，以高幹子弟為首的紅衛兵成立了 「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公開與中央文革對抗，想保護自己的父母。他們還揚言：「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不得不反。」不出一個月，「聯動」被宣布為反革命組織，100多名「聯動」骨幹成員被逮捕。】 

文革中後期為了躲避公安部的追蹤，我逃到鄉下我們老家去了。我們老家其實是全國著名的魚米之鄉，就是在（安徽）巢湖周圍，自古以來兵和糧食都特別多的地方。後來我居然發現，我們老家那個地方在大躍進的時候餓死了一半的人口。我們那個村子旁邊就餓死了一半人。我們那個村子呢，我們的親戚壯着膽兒把公家的糧食給分了，他差點被判刑。因為他是一個老共產黨，就沒給他判刑，只給他開除黨籍。 

我在當地做了一些調查，我說那個時候都是怎麼活過來的。人們說，那個時候連老鼠都被吃光了，老鼠窩全都被挖了，然後就開始吃人。我說還有這種事兒啊，吃人啊？人說你看旁邊有個村子，離我們可能有兩三里的路程，全是土牆。都八年了，我說這話的時候是68年，大饑荒過去八年了，還沒有人活着回來，等於說那個村子全部都餓死掉了。從此我就對共產黨產生了極大的懷疑。 

對共產黨產生徹底了解可能是在我當兵以後，那時候接觸全國各地的人，我發現我們老家餓死人的狀況啊，不僅僅是那一塊地方，全國各地都差不多。只不過一些窮困地區的人，歷史上就知道怎麼度荒年。他們知道挖野菜、挖樹根，死的人可能還沒那麼多。而我老家是魚米之鄉，自古以來沒有說吃不飽的問題。一遇到大饑荒，人都餓死掉了，非常悽慘。我看到那個情況以後，對共產黨的印象就逐漸地走向負面。 

在部隊的時候，星期天我們經常到鎮子上買東西。鎮子上有一個書店，書店裡有很多的馬克思主義的書。賣不出去，農村誰看那書啊？我全給整套買了。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不像過去那時候都是抱着一種崇敬的心情，這時候我抱着一種批判的態度看。我也看了很多馬克思以外的書。那個時候中國有很多內部刊物嘛，很多共產黨人可以看很多被禁止的書。高級幹部每天有兩份《內參》，或者叫《大參考》。《大參考》裡主要講的是外國的事兒，《內參》主要講中國內部的事兒。通過這些東西，我們就對中國現實有了客觀了解。從客觀的角度看馬克思主義，就是一個基本的邏輯錯誤。你怎麼能用一個專政，一個暴政去建立起民主呢？你怎麼能用暴政來保護老百姓的利益呢？ 

從我下鄉以後到當兵這段時間，我對共產黨的認識基本上完全轉變過來了。通過當兵和當工人這段時間，我對中國的歷史、中國社會的現狀有了很深刻的了解。這是我人生裡面最重要，也是最珍貴的一段時間。 

【編註：70年代末，在北京動物園當電工的魏京生投身西單民主牆運動，張貼了小字報《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與其它》，參與創辦地下刊物《探索》。在指名道姓批評鄧小平4天後，他被逮捕，先後兩次坐牢，共計18年。】 

民主牆的時候我不是出去幹這些事兒嘛，父親沒有反對。他的思想實際上也有轉變。民主牆到了快要受到鎮壓的時候，他有很多內部消息，他跟我說，你乾的這個事情是掉腦袋的事情，你趕快停止吧。我當然說，我已經不能停了。 

有時候一個人該幹什麼有點命中注定的。（重新來過的話）我覺得我應該還會這麼做。因為在民主牆之後，在中國逐步掀起了這種要民主要自由的機會非常多。民主牆是第一次機會。所以呢，即使我沒在民主牆出現，我想我後來也逃不過去。 

現在的小青年日子過得好了，離文革，離大饑荒，離六四屠殺都已經很遠了。小青年們現在不一定都知道那個時候的事情，但你可以看看自己國家的歷史。再看一看別的國家的歷史，引以為戒。不要別人喊什麼就熱情一高，跟着幹什麼。比如說看看德國的歷史吧。德國希特勒經濟也是快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然後希特勒和納粹黨就煽動起來以種族主義面目出現的愛國主義，跟中國現在煽動的所謂的愛國主義其實內容差不多。在這種熱潮的煽動下，第一，專制暴政鞏固了；第二，由於他的穩固，他就開始野心膨脹了，這和今天習近平搞的戰狼越來越兇猛是一模一樣的。下一步就要開始對外擴張，不但給德國人民，也給周邊人民帶來很多災難。 

我老想對現在年輕人說不要去崇拜什麼東西，不要去崇拜什麼人。別人說的話你要想一想，要通過自己的眼睛去看。要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東西。要去相信自己思考得出的結論。看看從50年代開始到現在，中國持續了70年的這場災難，就是從1921年共產黨成立的時候開始的，災難的苗子，是被欺騙的苗子。能維持到現在100年了，那它也應該壽終正寢了。

魏京生，1950年生，父母均為中共高級幹部。從小一邊在北京最好的學校接受熱愛中國共產黨的紅色教育，一邊耳聞目睹着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16歲的魏京生參加了紅衛兵。他說，那時候熱情很高，保衛共產黨、保衛毛主席，真是死了都不怕。在走南闖北的「大串聯」中，這個高幹子弟頭一次見識了底層民眾疾苦，偏遠地區的貧困令他震驚。 

為了躲避當局迫害，父母將他送到安徽老家務農。曾經的魚米之鄉如今滿目瘡痍，這是上世紀50年末60年代初，中共獨裁者毛澤東在經濟上瞎指揮一意孤行，導致數千萬人餓死的大饑荒惡果。魏京生說，在農村的這段經歷讓他對共產黨產生了極大懷疑。 

1970年，和很多幹部子女一樣，魏京生憑藉父母的關係得以參軍，1973年復員後回到北京，成為北京動物園的一名電工。他說，當兵和當工人這段時間是他人生中最珍貴的階段。他接觸了社會各階層的人，讀了很多書，對中國和歷史和社會現狀有了很深刻的了解，對共產黨的認識也發生了重大轉變。 

1978年，西單民主牆運動爆發。一些工人和知識分子自發在北京西單以大字報的形式宣揚民主、自由，魏京生是其中的領軍人物。他先後發表《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與其它》等一系列文章，參與創辦地下刊物《探索》。 

隔年3月，他又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指名道姓地批評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正在走一條獨裁道路。幾天後，他被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西單民主牆也被取締。 

1993年，魏京生第二次被逮捕，重判14年。在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下，1997年魏京生獲准赴美就醫，從牢房直接被送上一架飛往美國的班機。 

民主牆是紅色中國歷史上第一波被鎮壓的公開的異見運動。魏京生對美國之音說，儘管他知道這是個「會掉腦袋的事」，但他從不後悔投入那場運動。民主牆之後，中國出現了一波又一波爭取民主自由運動。即使當年他沒有跳出來，以後恐怕也逃不過去。 

流亡海外後，有一天，他接到父親的電話。這位當年曾喝令他收手的老共產黨員告訴他，北京的好多「老大姐」（共產黨內部對高級女幹部的稱呼）想要去美國看他。她們說：「京生是個好孩子。他做了我們當年想做但不敢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