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我们说到唐玄宗执政后期的心性变化以及治国问题。天宝末年的大唐如一艘漫无方向、船底破洞的巨帆，虽依然乘风破浪，却在缓缓下沉。国君和宰相好比罗盘和掌舵，不单罗盘和掌舵出了问题，船底也破了洞。本期继续跟各位聊一聊船底破洞具体指的是哪些事？天宝盛世之下还潜伏著哪些危机？
之前笔者概括了三点玄宗执政后期出现的问题：1）国君重私轻公，骄傲自负，偏听偏信，所托非人；2）上层弃俭纵奢，引发社会风气变化；3）中原军备松懈，军队腐化，府兵制瓦解。从上期的故事中可以看出玄宗所托非人、亲佞远贤、偏听偏信的问题有多么严重，接下来还会看到他这方面的一些影子。另两个关键问题——社会风气变化以及军备问题在太平盛世看起来都是小事，实际上是如同“温水煮青蛙”，承平日久的中原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根本承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打击。
首先来看由勤俭向奢侈的风气变化。举几个比较有趣的事例，之后我再由浅入深、以小见大地讲解。
唐玄宗的大哥宁王李宪曾经把皇位让给了唐玄宗，玄宗于是非常感恩；而且李宪为人恭谨自守、不妄交结且不预朝政，因此深得玄宗喜欢。到开元后期以及天宝年间的时候，皇家的人已经不再像开元初期那样勤俭节约了。唐玄宗为表达对大哥的感恩和手足之情，几乎每天都给李宪送饭，频率高达一年300多次。有人可能会说，不就是天天送饭嘛，咱也能做到经常给兄弟做饭吃；但要知道，人家唐玄宗送的可是全国最高级、最美味的御膳啊！宁王的生活水平本身已经很高，每天还能吃比五星级餐馆更高级的免费加餐。
除王爷之外，公主们也不甘落后，甚至形成了物质上的攀比之风。比什么呢？比上食（或进食），看谁给老爸玄宗献的美食多；此外，送餐和接餐的阵仗也相当大，今天的外卖小哥们如果看到估计会傻眼。《资治通鉴》记载，天宝九年，“时诸贵戚竞以进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水陆珍羞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中书舍人窦华尝退朝，值公主进食，列于中衢，传呼按辔出其间，宫苑小儿数百奋梃于前，华仅以身免。”划重点，公主给父皇送一盘餐的价值相当于十家中等之家的产业；高级秘书官窦华某天退朝的时候不走运，恰巧遇到公主进食，当时有几百个宦官手拿棍子在前面开道，假如哪个路人躲闪不及时，便难免挨几棍子，连身为高官的窦华也难免被打几棍，可见当时公主上食的气焰有多么嚣张。
那皇家以外的富人是怎样奢侈的呢？当时的长安首富王元宝钱多到没地方花。他家的房子以金银叠为屋壁，还拿铜钱当地板砖铺在后花园的小路上，说这样就不会让鞋子沾上泥了。
其实如果只把以上故事作为个例来看，都还算可以理解的范畴内，笔者在上期文章也提到过开元盛世的经济有多么繁荣，在全国普遍富裕的基础上，到天宝年间享乐当然是好事。但这其中有几个隐患不得不重视——执政者和上层人物对整个社会的引导作用至关重要；享乐已经演变成腐化纵欲并加大贫富差距。
对比一下，开元初期励精图治的唐玄宗对自己及亲戚要求都很严格，他曾下令将许多珠玉锦绣放在一起一把火烧掉，向天下人做表率杜绝奢侈；同时要求公主们每家只能有三百封户，不许放纵，这与公主后来攀比进食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作为国家风向标的玄宗后期越来越不自律，晚年把个人奢侈享乐视为最主要的追求，亦不再严格约束皇亲国戚。上行下效，这样的后果便是改变了昔日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而且成为了安禄山造反的诱因之一。安禄山恰是因为亲眼目睹皇宫内的奢侈生活以及中原军队松懈腐败的状况，才进一步加重了称帝谋反之心。
玄宗本人后期怎样奢侈安逸呢？ 《长恨歌》里有句诗——“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玄宗怠政后基本就沉醉于华清宫内了。华清宫原名温泉宫，在他执政前期其实他也会到这里放松，但那段时间没有影响工作，属于皇帝劳逸结合的正常度假。但自从开元二十八年他与杨贵妃在此定情，他在温泉宫的享乐时间就明显增长了。天宝六年，温泉宫改名华清宫，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他们在这里泡温泉奢华到何种程度呢？《明皇杂录》说“尝于宫中置长汤屋数十间，环回甃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白香木船置于其中，至于楫橹，皆饰以珠玉。又于汤中垒瑟瑟及丁香为山，以状瀛洲方丈。”说的是，以瑟瑟和丁香等贵重香料堆成假山，以白香木制作成小船并涂上银镂放在温泉上，船桨上还饰有珠玉宝石。但《明皇杂录》是郑处诲所撰的笔记，真伪参杂，所以对于以上描述，建议大家仅当作参考。
再一个例子是玄宗爱斗鸡对下层社会带来的影响。其实全国上下娱乐活动多按理是件好事，因为这正是一个社会经济繁荣且太平稳定的标志之一，但凡事过犹不及。玄宗在天宝年间带头掀起了玩斗鸡的时尚，老百姓们纷纷赶时髦，有许多人甚至为跟风而倾家荡产。玄宗某天巡游时碰巧在民间遇见一个特别擅长玩斗鸡的七岁小孩贾昌，看他是个斗鸡人才，于是特别将他领入宫廷鸡坊中帮忙培养斗鸡。玄宗的宫廷鸡坊有多达一千只精挑细选的斗鸡，有五百多个禁军子弟负责照顾这些鸡，自从贾昌一来，他就成了这些鸡“保姆”的领头人，把斗鸡调教到自觉按从强到弱顺序排队的地步，比人还自觉。贾昌的故事原本是个励志故事，但他一步登天、深受皇帝宠爱等于开创了一条终南捷径，百姓们看在眼里，便诞生了一首《神鸡童谣》，唱道：“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爱斗鸡本身不是错，但也应该看到一种爱好或时尚令人狂热后引发的社会变化。
想必大家也很好奇，杨贵妃有多奢侈呢？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可谓家喻户晓，每年荔熟时节，为保鲜，玄宗动用国家力量运送，10里设一驿站，5里设一瞭望台，用最好的骏马和骑手以接力的方法把荔枝从岭南送到长安。另外，杨贵妃的姐妹们待遇也很奢华，《旧唐书》记载：“韩、虢、秦三夫人岁给钱千贯，为脂粉之资。”
上层人物享乐本身未必是坏事，毕竟凡事应看到正反两面，但如果上层人物奢侈的同时导致贫富差距加大，那就是盛世之下危险的漏洞了。开元年间社会和谐，风气勤俭，但天宝年间大有不同，从诗圣杜甫的诗就能看出当时底层百姓的状况。天宝五年，杜甫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崇高理想来到长安，但壮志未酬， 屡遭挫折， 连自己的生活也难以维持，“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天宝十四年，杜甫从长安前往奉先县探望妻儿时，写下了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千古名句便出自此诗。
唐代政治家及诗人元稹对天宝年间有四个字的评价，即“气盛而微”，我认为这四字是对那个盛世之下潜藏危机的时代最为精练的概括。
更危险的是，该时期军队也“破了洞”，这是给安禄山叛乱增强信心的因素之一。概括中原一带军队的问题，可以分成三方面——松懈、腐化以及制度弊端。
首先来看军队松懈体现在哪里。唐玄宗执政四十多年，安史之乱爆发前中原一直没有战乱，战争主要都发生在边疆，长安周边几乎处于一种毫无戒备的状态。这一方面与玄宗的个人观点有关，因为他素来重视防范宫廷政变，却忽视了地方叛变，尤其过于信任安禄山这个干儿子，以至于安史之乱消息传来时，他乍听之下根本不相信。再者，中原军队疏于训练，兵器生锈，有的枪一戳就折了，有的士兵只得拿棍子上战场，这等同于直接送死。
举个例子，方便大家更明白当时的中原军备多么可怜。《资治通鉴》里记载了荥阳守军与安禄山叛军作战时的状况：“士卒乘城者，闻鼓角声，自坠如雨。”那些守城士兵哪见过这鼓声震天的场面，因害怕而吓晕或腿软坠落城下的人数竟然像下雨一样多。
那军队腐化又是什么情况呢？天宝年间，镇守京师的彍骑招募的多数是市井无赖，军中腐败丛生。还有一种情况是挂空名，长安当时许多商人和市民花钱贿赂官员，把自己的名字记入禁军的军籍里，假装服兵役，实际上只是偶尔去报个到，其馀时间继续过各自的日子，平时享乐的还继续享乐。
第三点是制度上的变化，开元天宝年间完成了由府兵制向募兵制的转变。两种制度各有利弊，但府兵制瓦解转而实行募兵制后，中央军事力量便弱于地方，中原几乎没有兵，有也只是皇帝有几万禁军将士，边镇势力几乎足以碾压中央。对比人数就知道了：唐初全国府兵68万，京师附近有26万。而天宝元年，全国军队57万，边地竟多达49万。
这里解释一下，募兵制的特点是士兵由朝廷招募，长期服役，军器衣粮均由朝廷供给，由专门将领统御，改变了府兵制下“将不专兵，兵不识将”的现象。这场改革导致的结果就是募兵逐渐成为将领的私人军队，边镇的节度使更掌握驻地的民政、财赋、刑法权力，逐渐脱离中央，形成地方割据势力。
安史之乱爆发后，当朝名将封常清前往洛阳作战前曾信心满满，以为“计日取逆胡之首悬于阙下”；结果到洛阳招募士兵时才发现，短时间内平叛根本就是痴人说梦，他只“旬日得兵六万”，不仅募兵人数少，且多数是市井之徒，吃喝玩乐什么的很擅长，打仗可一点不懂，实际上就是临时拼凑了一群乌合之众。纵然封常清个人骁勇善战，久经沙场，但光杆司令带一群市井之徒，如何与安禄山手下那些长年作战的彪悍之师对抗？
其实，即使有上述诸多不利因素，唐军也足以将叛军阻挡在长安以东，毕竟长安东面的潼关有险可守，占据地利；而且还有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这样的顶尖名将；再者叛军内部不稳。然而此时，唐玄宗晚年偏听偏信的心性问题又作祟了，酿成了唐朝军事史上的一大悲剧。
封常清与高仙芝退保潼关之际，玄宗派宦官边令诚当监军。这边令诚是个小人，抵达军中后便索要贿赂。封常清与高仙芝拒绝给钱，边令诚于是怀恨在心，诬陷封高二将，说“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玄宗听闻后大怒，在一个宦官和两名曾为大唐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之间，居然选择相信宦官一面之词，下令将封高二人处死。可惜！倘若此时的玄宗保留一点昔日励精图治时的作风，都会选择谨慎另做调查。悲哉！两大名将就这样冤死在自己人刀下。
封常清与高仙芝之死造成的影响可不小，后来动摇了军心，间接导致唐军另一名将哥舒翰被叛军俘虏。说起俘虏的前因和过程，更像是一场闹剧。这哥舒翰也是中了小人的招，同时玄宗再一次偏听偏信。
怎么回事呢？宰相杨国忠担心哥舒翰势力太大会威胁自己的地位，因此建议玄宗下令让哥舒翰出潼关与叛军作战。当时的情况是潼关易守难攻，坚守潼关以静制动才是上策，而杨国忠怂恿他出关无疑是自毁长城。万般无奈之下，哥舒翰痛哭出关作战，结果惨败而归，近二十万唐军几乎全军覆没。潼关失守后，哥舒翰还想将其夺回，但他的部下火拔归仁带了一小拨骑兵将他包围，劝他别再为大唐效力了，理由之一便是封常清与高仙芝被杀的“前车之鉴”。哥舒翰毕竟是大唐忠臣，宁死也不愿向叛军投降，于是举起马鞭柄想刺喉自杀，却立刻被部下拦阻，自杀未遂，然后遭五花大绑被迫投降叛军了。可怜大唐三大名将，两个出师未捷先作冤魂，一个晚节不保难作忠魂。潼关沦陷后，长安自然岌岌可危了。
以上只举了一部分事例，但不难推论，开元盛世到天宝年间这段由盛转衰的历史是多方促成的，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唐玄宗本人的心性变化和领导决策问题。世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把最好的东西在人们面前摔碎，而且碎得彻彻底底，唐玄宗的悲剧便是如此，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盛世由他所创，却也因他而毁。暮年的他失去了曾经勤政治理的半壁江山、富贵繁华的京城、一生紧握的皇权、众多因战乱而亡的军民，也失去了那个集“三千宠爱在一身”、给他带来无尽欢乐却又留下无尽回忆的解语花。
那么，这位五十年太平天子在经历大难后是否有反思悔过之意呢？虽然为时已晚，但至少可贵的是他还有自省之心与行为。据《全唐文》记载，玄宗在逃至剑门天险后发布制书昭告天下“伊朕薄德，不能守厥位，贻祸海内，负玆苍生，是用罪己责躬。”在得知太子李亨将自己“尊”为太上皇后，玄宗的反应是纵然心里不情愿，但仍以大局为重，说“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以免内乱影响平息外叛。回想起自己晚年所做的一系列糊涂事，玄宗不禁怀念曾经重用的贤相姚崇，也总算给了奸相李林甫一句清醒的评价。虽然意义不大，但这些或许是他为国为民乃至后世留下的最后贡献。
人生辉煌时有多风光，落魄时就有多凄凉。回到长安后，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玄宗孤苦伶仃地被软禁于太极宫，身边无一亲信，在忧郁寡欢、无尽思念中书写了最后的感悟：
“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他的一生是大唐盛世的缩影，走过了一个时代的春夏秋冬——在朝气蓬勃的春季开创震古铄今的功业，在繁华似锦的夏季享尽人间福分，在寒风萧瑟的秋季尝遍沧桑炎凉，在孤苦无依的冬季归于寂静。杨贵妃在最繁华的季节来到他身边，他们有过比翼连理的憧憬，但待到流水落花春去也，终究一个去了天上，一个留在人间。离开的人已然解脱，活著的人仍在梦中。盛世风流多少事，而今只付笑谈中。
3、启示
本系列进入最后一个简短阶段——这段历史给今天的我们留下的启示。
有人会觉得时代早已不同，探究这段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实则不然。“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开元天宝由盛转衰的这一时代对今天为人处事、品悟哲学及企业管理均有借鉴意义。
总结起来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A）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美能救国，亦能误国。美貌不是祸源，人心才是关键。
B）“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一个盛世应该是明君与贤臣配合下打造的盛世，若执政者亲信奸臣，德行有变，纵然国力鼎盛，富贵繁华，也必将由盛转衰，脆弱不堪。
C）格局决定结局。志在为国为公，锐意进取，则贤才荟萃，繁荣兴隆；志在声色犬马，安逸骄奢，则众叛亲离，自毁前程。
D）娱乐人皆爱，亦可至人怠，取之有度，方能用之不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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