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午夜，一股紧张的气氛在富士康深圳观澜工厂弥漫。上百名防爆警察和武警迅速布防厂区，20多辆警用摩托车的警笛声刺破了寂静的夜晚。大会议厅内，几百名富士康员工集结，会议厅的门已被武警紧紧封锁。
网络上的视频显示，6月9日，富士康宣布端午节，也就是6月22日起，放假5天，同时减少正常的工作时间。这种单方面做出的决定，引起了富士康员工的强烈不满，他们聚集起来在厂区维权，高喊N+1，抗议人数至少达到了数百人。
当局得知这场员工抗议后，立即派出大批警力进驻厂区进行维稳，显然是害怕重演去年郑州富士康工人暴动场面。管理层试图将工人引入室内解决问题，然而工人们坚持要求在场的所有人一起和富士康管理层对话。最后善良的员工们进入了会议厅等待开会。视频拍摄的时间是次日凌晨0点14分，他们发现会议厅的出口被武警封锁。后来的消息是，富士康同意了员工提出的N+1离职补偿方案。
在中国新年之后，富士康决定对深圳iLVG部门的师级员工进行裁员。这些员工的月收入约为一万人民币，且已经服务了富士康十几年。根据中国劳动法，被裁员的员工有权获得15-20个月的赔偿，每人至少应得15万人民币。但是，富士康并未打算主动支付这些补偿，而是选择让这些员工转岗，使他们失去了奖金和加班费，只剩下基本工资，这实际上是变相地迫使员工离职，让富士康能够节省开支。
然而，这其中有一些员工了解劳动法。他们知道，转岗属于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这需要得到员工的同意。如果公司因为员工不同意转岗而解雇员工，那么这就属于违法解雇。员工可以要求经济补偿金。因此，这些员工拒绝了转岗，并在2月和3月的那段时间里每天到劳动局门口维权。他们的要求是，如果公司希望他们离职，就应给予“N+1”的赔偿。到了4月中旬，这些坚决维权的员工最终获得了他们应得的赔偿。
上次赔偿的事件过去了两个月之后，就是这次的富士康裁员风波。同样是通过变相裁员，逼迫员工自行离职。这次，富士康的员工借鉴了上一次抗议的经验，他们没有到劳动局去要求维权，干脆这一次就直接聚集在富士康的广场上，向公司提出了”N+1″赔偿的要求。
那么，为什么富士康会频繁地裁员呢？答案实际上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近年来，苹果正在将其产业链逐步转移到印度，作为苹果的主要合作伙伴，富士康自然也参与了这个转移计划。据报道，富士康已在印度投资了大约20亿美元以建立工厂，并计划将至少3000亿美元的生产能力从中国大陆转移到印度。
有视频显示，富士康的机器设备被打包并用货车运走，很可能是运往东南亚或印度的工厂。
社交媒体上的一段视频展示了一幅凄凉的画面：曾经拥有15万员工的深圳富士康福城厂区现在的人数可能不足3万。富士康南门的繁忙景象已经不复存在，曾经的熙熙攘攘，变成了现在的空无一人。宿舍楼内，许多房间空无一人，尤其是顶层，几乎无人居住。
而这种情况并非只是富士康的问题，华为等其他公司也在进行搬迁。深圳的几个工业区和产业园区都在撤离，其中包括八卦岭工业区、田贝水贝工业区、南油工业区、马家龙工业区、西乡沙井工业区以及关内关外的其他几个工业区，大部分地方都空无一人。庞大的工业区，数十栋甚至数百栋的工厂建筑，可能只有一两栋还有人。
深圳的裁员现象似乎非常严重。虽然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网络上的视频显示，深圳的人口在这段时间里已经减少了300万，甚至有人说减少了500万，写字楼和厂房的空置率大概在70%。
咱们今天不讨论这种数据到底是真是假，有一点是确定的，深圳的人口真的在流失。目前深圳地铁3号线，在早晨的高峰期，全程都有座位，而且已经是一个常态化现象，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深圳华强北飞扬时代大厦，曾是中国最大的二手iPhone批发市场，下午4点了，人数还是这么稀少，回到几年前，现在已经是熙熙攘攘人挤人的状态了。
然而，被裁员的蓝领或底层白领，并非全部离开了深圳，很多人选择留下来寻找工作，他们中的大部分选择在深圳的城中村居住。
城中村是中国一二线城市的一个特殊现象。在这些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占用了周围农村大量的农田，但是农田附属的村庄却被保留了下来，没有纳入城市规划进行统一的开发，形成了这些在繁华大都市中的破旧村庄。村庄没有被开发的原因与土地赔偿标准有关。是按照农村土地的标准来补偿？还是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来办理？因为最终的补偿价格差异会非常大，因此形成了这种长期无法解决的城中村现象，这也被称为中国特色的贫民窟。
由于城中村没有接入城市的公共服务，房租相对较低，吸引了很多低收入者，包括一部分白领。甚至有些城中村的外来人口数量超过了本地村民的数量，例如北京市的昌平区的史各庄，本地居民只有6000多人，而外来人口达到了8万人
我们前面提到的富士康的工人，如果他们继续在富士康工作，在没有加班费和奖金的情况下，每个月可能只能挣到约2460元人民币的工资。如果他们选择在城中村租房，一个月的房租可能要800元，剩下的1600元用来生活，只能说是勉强维持生计。
被富士康裁员的工人，尽管得到了一些赔偿，但可能有人无法偿还房贷，他们可能会卖掉房子，然后搬到深圳的城中村租房子住。
据统计，在城中村居住了1000多万人，占了深圳人口的一半。
然而，深圳这座大城市中唯一的便宜房价，城中村也正在慢慢的消失。有些城中村的租户正在被房东驱逐，因为深圳开始推行统一的租赁模式，政府旗下的公司接管了房东对房屋的管理权，进行公寓化改造。完成之后，由政府的租赁公司统一出租。白芒村首当其冲，这里的500栋房屋的业主向租户发出了逐客令，导致超过30000人被迫搬家。
现在正值夏季，天气酷热，数万租户在烈日下寻找新的居住地，沿街看到的都是搬家的人。
但这些人又能搬到哪里去呢？他们住在城中村，是为了省下一些房租，如果搬到房租更高的地方，他们原本就没有什么钱，这日子可怎么过呀？而且，其他城中村的房东一听说这些人不得不搬家，立即将房租提高了500到1000元。
腾先生一家在深圳打工已经20年了，他们租了一个每月1300元的房子，一家4口挤在一张床上，孩子还在白芒村上学。统租后，房租要涨，还一房难求，到时估计租金就变成了2000，可是他们又能去哪里呢？家庭月收入只有六七千，租房就要占到三分之一，还没算上吃饭和衣服，孩子上学，过年再回老家，一年下来几乎没有存款。
更离谱的是，经过改造的城中村，仅允许18至40岁的人租住。要知道，许多农民工都已经超过40岁。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驱逐农民工，变相清理低端人口吗？据估算，深圳城中村的升级，至少会驱逐深圳500万的低端人口。尽管政府承诺房子统一租赁后，价格前几年上涨不超过10%，但是，谁能相信中国政府的承诺呢？
这些小破烂的房子改造成公寓，政府肯定要花钱，如果日后出租出去不涨价，难道说政府一直倒贴钱给老百姓吗？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日益恶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有多少人会相信深圳市政府还有这样的好心肠呢？政府都没钱了还给民众倒贴钱，所以很多人并不相信政府未来不涨价的承诺，认为这个房子完成公寓改造之后，再出租必然涨价的，也有人认为呢，政府可能会采取缩小每个房间标准面积的做法，隔出更多的出租单位来出租赚钱。
那么，深圳市政府为何突然要涉足房屋租赁市场呢？其实，这也许只是政府向银行申请贷款的一个华丽的借口。在政府的预期中，深圳有1,082万套房子，而其中的保障房仅有51万套，距离60万套的十四五计划，还缺了一大块，因此城中村就成了政府向银行申请贷款的，下一个冠冕堂皇的项目理由。
根据深圳政府的说法，城中村的自建房有577万套，占深圳住房总数的49.5%，常住人口达到1,343万。如果能将这些城中村的房子升级改造成保障房，即使只是1/3，深圳的保障房任务就能瞬间完成。
政府的话听起来很美好，但是问题是，政府用来改造城中村的贷款，是否会被挪用去填补政府的债务亏空呢？在中国共产党的不透明的管理体制下，这种可能性极高。根据目前公开的内幕，中国政府似乎可以自由挪用任何一笔资金。
深谙中共机制的网友指出，如果政府将城中村的专项贷款用于其他项目，会导致工程烂尾，收不到租金，项目破产会严重损害政府的形象。
另一种结局是，政府可能完成城中村的改造，但会降低工程质量。这将导致实际的出租条件与承诺的严重不符，引发退租和抗议，政府可以使用省下的资金去进行其他事项。
第3种可能就是，深圳市政府真的完成了公寓化的改造，从租客那里提前一整年收取租金，转给业主的租金只需要按月支付。这样一来，包租公司可以掌握大量的流动资金，提供给深圳市政府使用。
从业主的角度看，虽然能每月从包租公司拿到租金，似乎可以轻松赚钱，但政府可能会以各种借口减少支付给业主的租金。原定每月2000元的租金可能会变为1000元。在这种情况下，业主能否起诉政府违约并索赔呢？法院是否会接受这样的案件呢？情况可能并不乐观。
可见，一旦业主通过包租协议将房产支配权让渡给了包租公司，就不能支配自己的房产，也没有议价的权力，而且还不能得到公正的收入保障。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业主有任何反抗，深圳政府肯定会动用公权力来维护自己的优势。
换言之，在中国共产党的制度环境下，一旦财产被党和政府盯上，就是无法避免地被共产。无论你怎样反抗或者求情，都无济于事。
如今，许多底层的人们已经想开了，他们选择不结婚，不生孩子，不对任何人负债。他们没有车，没有房子，没有配偶和孩子，即使所有的雇主都不需要他们，他们也可以吃树皮。他们生活简单，一个人吃饱，全家就不饿。小病自己医，大病不用医，因为没有任何的负担，月薪只要1000块，也能让他们花不完，资本家在他们面前也会感到恐惧，因为他们无法被剥削，无法被割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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