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极客，她是职业经理人，这对夫妇的身份，是历史给中国敞开的一扇机会之窗的写照。他向她隐瞒了自己的网络行动，也为之付出了自由的代价。而在探寻和走近那个陌生的网络神话——“编程随想”的过程中，她理解了他追求网络自由和自我实现的初衷，确认了现实的荒谬与艰困，并决意用她自己的缜密方式，为只是践行了基本人权的丈夫恢复公义。
“民众不应该害怕他们的政府，政府才应该害怕它的民众！”这是电影《V字仇杀队》中的著名台词。电影里戴着面具鼓舞民众抗争的“V”，堪称被控“煽动颠覆”的著名博主“编程随想”和他的网络“老熟人”们的精神图腾。而如今，“V”最后的这句台词，成了贝震颖“为夫申冤”时与国保们周旋的真实写照。不同的是，她是那个摘下面具的人。
阮晓寰过往十二年所有的努力，都只面向他眼中“喧嚣的一小撮”，认定他们在中国人群中的比例不会超过5%。他不曾赞赏妻子在外企取得的职业晋升成就，也从未把她认真地当作“启蒙对象”，而是期待着贝震颖通过自主意识“觉醒”，和他一样找到自己真正的热爱和使命。直到他被捕，经历判决书上连网名都欠奉的不公审判，她决心发掘并公开他的网络身份，并为他对外发声。
因为她的现身，“编程随想神话”终于坠入现实，还原为众生中一个鲜活的凡人。赛博空间的功业，建立在家庭生活的“空洞”上；她在第一时间理解了他的“光环”，也长久凝视着它投下的阴影。
法援占位
联系贝震颖理应是件容易的事：她的手机号，在她去年2月迈出为丈夫声援的第一步时，曾公布在邻居微信群中，相关截图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她的住址，印在阮晓寰的一审判决书上，近二十年间他们一直居住在位于上海东北角的江湾地区，即使在房地产市场火热的年代，这个中产精英家庭都没有考虑过搬迁——受阮晓寰影响，贝震颖也十分认同对物质和消费欲望的节制。
然而，关心她命运的人本能地明白，这些公开联络方式，恐怕都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
属于她的故事章节从这里开始：为了救援丈夫，她自学“翻墙”，通过检索关键词，终于发现他精心隐藏了十二年的网络身份“编程随想”——一个被“墙外”的网络世界誉为“普罗米修斯”的传奇技术博主，累计撰写了700多篇博文，致力于“反洗脑”和“政治启蒙”，在传授翻墙、网络”匿名”技能之外普及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知识。
随后，贝震颖开通了推特，以扩大声援力度，在网友们的帮助下，她逐渐掌握了更多安全通讯技能。去年5月，第一次相约会面时，我们差点错过彼此，终于相认时，她告诉我，出门时她特意没带手机。她迅速提升的安全意识，让我既惊讶又欣慰。
可惜，没过多久，我就和她从此失去了联系，她的推特账号随即停用。网上传出的消息说，5月30日她被杨浦区中原路派出所带走警告。
几个月后，接近贝震颖的知情人士转告我，警方再度搜查了她家，而她当晚在派出所过了一夜，并被要求签下保证书：在案子审理期间，不接受外媒采访，不干扰司法公正，不和人权律师“勾结”。对此，她咬文嚼字一一澄清，宣称自己从未干扰司法公正、恰恰追求司法公正，她与人权律师之间就是正常的委托代理关系。
据长期关注“编程随想”案的网友苏雨桐在推特上透露，今年春节前，阮晓寰年迈的双亲来到上海，向上海高院追问儿子的上诉案进展情况，为何自己聘请的律师不能正常办理案件。而在2月22日，贝震颖第二次被杨浦区中原路派出所带走，24小时后释放。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名相威胁，向她进一步施压，要求停止一切涉及阮晓寰案件的对外联系。此前他们还曾威胁可以在二审开庭时将她控制起来，不让她旁听庭审。
一年多来，阮晓寰家属的诉求始终未变：第一，二审要公开公正；第二，要求上海高院撤销“占位”的法律援助律师，允许家属聘用的律师尚宝军、莫少平会见和代理辩护；第三，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让看守所注意改善他的居住和伙食。
近年来，国内一些重大、敏感案件中，法援律师“占位”现象屡见不鲜。今年年初，“江西鹰潭吴敏案”被曝出鹰潭司法部门连续非法指派法援律师、拒不接收家属委托的律师张庆方、王春丽提交的辩护手续，将“占坑辩护”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张庆方延续了此前“刨祖坟式辩护”的策略，公开举报鹰潭中院一位院长、两位副院长硕士论文造假。但这些力争辩护权的努力，未能“击退”法援律师，鹰潭中院于4月11日开庭审理吴敏案，不到三小时迅速审结。
“法援只是‘标’，关键是要‘治本’。”阮晓寰家属曾对外表示，上海高院二审用法援律师阻挡家属请的律师，就是程序违法。如果二审维持原判的七年刑期，他们会坚持申诉，“这种法援占位的伎俩在申诉阶段没用，家属律师是迟早会介入案件的。”
如今，家属仍然坚持信访，虽然“有关部门”只是回复让他们继续静候高院通知。从计划声援开始，事态的走向对贝震颖而言都不算意外，因此面对压力升级，她也能保持足够的坦然，“我已经把应该做的都做了。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不放弃法律途径的争取。”
没有“名字”的判决书
透过贝震颖早前的讲述，外界才知道，阮晓寰在被捕前也有过一些惊弓之鸟的时刻：他埋怨家里的网络时好时坏，曾在出门后不久突然“杀个回马枪”，想看看家里是否有异动；他警惕那个在汉堡王店里盘问他是否常来的警察。
此外，夫妇俩都曾注意到楼上不时传来的水滴声，前去敲门没人应，向居委投诉也无果；直到他被捕后，过了大半个月，上面净是传来拖动重物的声音。贝震颖确信，调查阮晓寰的专案组那段时间就住在楼上。“他们在我们家的时候就说，‘唉在701’，（口气）一听就是一个项目组”，贝震颖说，从警察跟她的个人沟通中，她还感觉到，他们似乎“窃听”了夫妻俩在卧室的对话。
“这种驻点监控的情况应该还是不多见”，网络安全专家林立后来向我分析，可能警方当时没有拿到确凿证据，才采用这种方式进行全面监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编程随想’的影响力极大，因此整个过程警方还是相对谨慎。”
这些诡异的细枝末节被庞大的日常遮蔽，甚至透出一些喜剧色彩。贝震颖记得，被捕前不久，阮晓寰偶尔会平静地突然冒出一句，“AI要派直升飞机来接我了”，她完全没有往坏处去想，全当他是在搞笑。近两年后，一遍遍观看起他过去最爱的科幻电影《黑客帝国》，贝震颖才把这些记忆碎片重新拼接到一起，“可能他也在暗示我，怕他一下子被抓走，我完全就不知道怎么回事，（觉得）天塌下来了。”
2021年5月10日中午，贝震颖刚做完饭，听到门铃响了，以为是叫的“送水工”上门，阮晓寰应声前去开门，瞬间就被一拥而上的警察制服，在冲突中眼镜也被打碎。他书房中的电脑仍然开着，为了取证，警察将它原封不动地搬走，连带着还有贝震颖的一台电脑、两部手机。
头两个月里，贝震颖焦虑到睡不好觉，想着他很快就能释放。趁这个“空档”，她彻底把书房清扫了一遍，原本那是她的“禁地”，即使“乱成垃圾堆一样”也不允许她打扫。
一等就是近两年，她唯一感到心理踏实一点的时候，反而是2022年4月到5月上海全城封控的日子，戏谑地看，里面和外面没太大差别。一年后，日子围绕着密集声援而转，她就在这间书房上网看书，常常过了零点才休息，有时也会在书房的备用床上就寝，一如他不分昼夜编程、写博客时那样。
她新买的微型电脑，就架在他用过的床上便携桌上。2017年，他急性哮喘发作需要卧床修养时，仍然坚持用它来工作。最初，为了确认“编程随想”就是阮晓寰，贝震颖特意翻看了那段时间的博客内容，看到他开头写“最近太忙发文慢了”时，她不禁失声痛哭。某种程度上，她嫉妒“编程随想”的网友们占据了他更多生命。
谜题一个个被揭开，最后还是回到他身上：以安全为由向她从头至尾隐瞒“编程随想”的身份明智吗？还是他真得那么自信可以将真身与“编程随想”切割干净？他既然已经意识到危险的临近，难道就没有为被捕设计过任何预案？
这些问题被“墙外”的“编程随想”粉丝们反复思量。“（人权卫士）自己所做的事对亲人保密是通常的做法。”林立告诉我，如果一开始亲属就能进行有效呼吁的话，虽然不能改变案件判决，至少能够通过国际呼吁等手段让当事人在狱中得到较为人道的待遇。对于已经注意到自身危险的行动者，他建议立即按最坏情况规划，例如：通过安全邮箱，设置定时邮件，如“警报”未能解除，系统可以自动将相关信息发送给亲属或信任者；同时确保本地不会留有任何重要数据。
唯一确定的是，阮晓寰应该及时销毁了keyfile（一种加密手段），没有任何人能破解登陆他的博客，使之消失在互联网上。贝震颖对此看得很清楚，“他们强制冲进我家，唯一的目的就是攻破他的博客，没有做成，（编者注：“编程随想”博客曾记录过，2011年和2017年他的Google账号两次检测到“由政府支持的攻击者”入侵并发出警告）这是第一大失误；第二大失误是，之后他们想严格封锁消息，不惜出具一份违法的判决书，隐瞒他的身份，结果家属自己发现了。”
从侦查期到一审宣判，没有任何人能回答她，他究竟写了什么“海外博客”，以至于触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红线。2023年2月，拿到一审判决书的时候，这一点彻底激怒了她，“上面没有任何违法的言论证据啊。”
更让她疑惑的是，一审审理拖延了一年多，家属需要求着律师去会见当事人，换了三批律师，最后的庭审辩护仍然如同“走过场”，律师甚至承认阮晓寰有罪、仅请求轻判，这和律师最初与家属的沟通截然不同。所有这些“不正常”的细节叠加在一起，让她原本“岁月静好”的世界出现裂变。
“他代表IT群体，我代表外企群体”
现年46岁的贝震颖出身于上海工薪家庭，是家中的次女。她自认从小乐观，独立而坚韧，“不是外界塑造的，就是自己长出来的。”90年代中旬，她在上海市重点高中就读，老师看好她拿下区级物理竞赛第一名，但她偏偏实验考试交了白卷，因为认准有干扰因素，无法通过设计实验来精确还原理论。
那时，身边人都认定金融系是最有“钱途”的专业，她也不例外，只是高考没发挥好，进入华东理工大学化工系，从此认识了同班同学阮晓寰。贝震颖说，阮晓寰也像是从原生家庭中“突变”出来的，父亲是大学中文系教授，他却曾在作文考试中交白卷，家庭对他的影响主要是培养了广博的阅读爱好。
原本阮晓寰考学的目标是物理系，两人欣赏物理，都是觉得它涉及更本质的思考。日后，阮晓寰告诉贝震颖，没有走这条路是对的，因为物理再要突破非常难，而从计算机跨到软件却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小爱好计算机的他，在大学里继续翘课自学，同时也热衷于帮助同学答疑解惑。
阮晓寰的特立独行，自那时便显现出来。因为专注于参与软件研发项目，专业课挂科、没通过四级英语考试，他无法拿到毕业证书，有教授提出让他转专业至计算机系，只需再读一年就可以拿到文凭，但他为了早日投身软件开发事业，宁愿肆业。
按照当时的人才流向，“世界500强”外资化工企业是求职首选。贝震颖顺利跻身其中，十七年间，从销售到市场，稳步晋升至中层管理岗位，最多时带领过十来人的团队。这样的履历铸就了她国际化的开放思维，“外企对经济、财务的基本假设是永续原则，社会稳定是前提条件，而法治是最基本的保障。”
“他有两面性，有一面你是不知道的。”侦查人员曾这样回绝她对博客名的探问。但阅读“编程随想”博客的第一时间，贝震颖便确认，这就是她从大学时代起认识的那个阮晓寰，一个崇尚自由和开源精神的极客。
阮晓寰也是职业发展中的佼佼者。他先后在启明星辰、国都兴业等知名信息安全企业工作，从程序员、研发总监升至CTO（首席技术官）。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信息安全系统总工程师，是他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也被家人视作他“ 爱国”的表现。
不过贝震颖强调，他从未真正进入“ 体制内”，没有社保五险一金。普通人趋之若鹜的上海户口，他也毫不在乎，来自丈人丈母娘的催促，都被他挡了回去，一如他支持她与有些“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福建家人保持距离。2012年后，为了更自由地钻研前沿技术，阮晓寰辞职在家，致力于开发开源软件，更加随心所欲地看书和写博客。贝震颖充分信任他的专业能力，不必为家庭经济问题操心。
她明确指出，他代表IT群体，自己则代表外企员工群体，“这两个群体的数量，远比此前抓的律师、记者多，寒蝉效应是很大的。本来企业、IT行业就是需要有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考能力，把这个压制掉，生产力从哪里来，怎么跟国际竞争？”反过来，她也主张不做无谓的牺牲，“ 如果有自由思维的全都被抓进去了，这是对社会的损失。”
不过，贝震颖还是会怪阮晓寰把她“陷入这样的境地”，瞒着自己做有政治风险的事情，对她“不公平”，其中隐约也能看出他父母家庭模式的缩影，“好像男性绝对投入做的事，女性不要管”。但以此为契机，她也反思起两人在关系和沟通中存在的问题，看清楚他身上真正的“两面性”，一方面是对他真正的追求多了理解，另一方面则是正视他多年来在“家庭生活方面的缺失”。
过去，他常说她追求的是爱因斯坦所谓的“猪栏理想”（即把安逸和享乐作为唯一目标），觉得她的聪明才智被大大浪费了，“他说我比较有个性，等于是说我还‘有救’，没这么直白，但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吧”。贝震颖认为，阮晓寰的思想受到尼采影响（“当然他自己肯定不承认的”），就像查拉图斯特拉要求门徒否弃他从而独自寻找自己，他总是催促她找到真正的兴趣、人生意义和价值，开拓精神世界，从而跟他有更多共同话题。
疫情初期，贝震颖就曾要他教自己“翻墙”，他推脱说“现在管得很严”，转而让她去学编程或看书，“可能他觉得对我来说，看这些（‘墙外’资讯）也没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提高自己的知识。”
“他有的时候对我的要求很冷酷的。”贝震颖回忆，每当看到她刷手机视频时，他常常说她浪费时间，不看书，脑子会变傻，即使是她下班很累回到家时也不例外。他的主张是，刷手机视频接收信息慢，属于被动思考，只是休息，只有看书才是主动思考。“我说你跟我说的时候，注意一下沟通方式，这样我更加能接受嘛。他不管的，你自己去悟吧，如果没有强大到能听得进去话，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原本贝震颖喜欢孩子，但阮晓寰出于对中国社会民生问题的悲观看法，不愿要孩子，她一开始不太接受，后来发现自己确实也“动力不足”，“如果是别的婚姻，整天忙家里的琐事，上班又带孩子，那个生活是我要的吗？起码和他在一起我没什么压力，要说唯一的压力就是叫我成长。”
在这方面，贝震颖不愿和他争论，但也没有选择让步，依旧“做自己想做的”。直到2020年，因为公司业务调整，她开始认真反思工作的意义，决定辞职在家休整。她逐渐自发地认同起阮晓寰过去的那些“说教”。她并不认为，阮晓寰是在“pua”自己，因为他的目的不是操纵她、反而是促使她发展自我，笑称“如果我读了很多书，一有机会，我肯定也要‘pua’他，关键是他还觉得很高兴。”
救援的“项目管理”
贝震颖强调，自己为丈夫声援，首先是出于道义，认同“说话和思考是最基本的人权”，而亲情只是为道德行动提供了强大动力。“他要追求网络自由和自我实现的价值，无可厚非。”
原本她有着作为上海人的骄傲感，觉得这座城市代表着中国最现代和发达的一面，理应拥有与经济水平相配的法治环境，“没想到，抛开这些繁华，其实都是一样的，就像一个橘子发霉，霉点是由里而外散发开来的，只是一个地方多一点，一个地方少一点。”贝震颖去年时对我说，“牵涉进案子里之后，不得不去看真实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没法再闭住眼睛。”
这是属于她的吞下“红药丸”的时刻。在接受“不明白播客”采访时，贝震颖曾将丈夫比作《黑客帝国》中的男主角，“自己选择了吞下红色的药丸，去面对这个真实残酷的世界，去做持续的但是其实希望渺茫的奋斗。”
对自己行动的性质和后果，阮晓寰应该很清楚。他曾整理发布过建国后所有被判“煽颠”罪的犯人名录和事由。他也曾明目张胆地在博客中列出他所写的自认够得上“煽颠”的篇目，嘲笑“朝廷”还没有抓住他。与此同时，他比谁都更清楚，一个“无名”的“人权斗士”入狱的最坏结果。
2019年，在《开博十周年大事记》中，阮晓寰详细分析了“匿名策略”的风险：一旦因为一时疏忽暴露身份而被捕，不会有人来声援，甚至可能会被“直接整死在牢里”。
“本人知名度越高，对其保护作用越大”，他强调这是因为当局会顾忌舆论影响，是权衡利弊的结果，而知名度较低的六四民运劳工维权人士李旺阳疑似“被自杀”、藏族政治犯丹增曲扎在狱中受虐致死就是反例。
留在博客里的这条“草蛇灰线”，令贝震颖的心高高悬起。想起开庭时阔别近两年的他，身体消瘦了一大圈，昔日乌黑浓密的头发已是斑白，她每每忍不住掉泪，“可想而知他受到的压力有多大”。贝震颖说，那一刻，自己心中的委屈瞬间瓦解，脑海里只剩两个字：救他。
而她采取的关键策略，正是他提及的“知名度”。“我去推特有最低目标设定，就是要保住他的命，就这么简单。因为你对现实不能抱有太大的幻想，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更多人关注他，至少他们不敢乱动。”贝震颖说。
她也很清楚，在这场家属和公权力的较量中，“赌”的成分有多大，“你去看以前被抓的人，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成功的纪录很少很少”。但她仍然坚持，“呼吁二审公开公正，呼吁舆论监督，做肯定比不做的利益大，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我们没有任何损失。更何况如果对方明智，懂得权衡利弊，二审应改判。”
贝震颖拿出了职业经理人的劲头，全力以赴推进“阮晓寰救援”项目，目标、预期结果、风险都考虑得清晰分明。她深知官僚系统的效率，从一开始就想好了要抓住有限的“窗口期”，尽可能扩大“编程随想”案的传播度。
声援期间，贝震颖也说服公公婆婆，坚决制止情绪化的批评言论，基于事实和法律程序做争取。她归纳出了“法律为准绳，舆论是力量”的策略，在推特介绍中郑重为自己画下边界：“正向声援，避谈政治”。“我说话是很严密的，他们就找不到任何把我抓进去的理由。”贝震颖曾说。
高音喇叭、律师、《宪法》
贝震颖距离红线最近的时刻，是她拿着高音喇叭，到阮晓寰关押的杨浦区看守所周围一带，播放提前录制好的音频。由于法援律师占位，家属通过辩护律师和看守所的阮晓寰沟通被截断。这是唯一可行的途径。她特意请他父母录了闽南话，对外界“加密”，少给官方留下口实。音频大意是，家属已经知道他的身份，并且聘请了尚宝军、莫少平两位律师，国际媒体和舆论都在关注，希望他坚强，可以争取尽快释放。
贝震颖说，去年5月初开始，就有加油站工作人员跑出来干预，号称妨碍他们营业。她知道这是官方授意的。她又跑到高架上和靠近居民楼的路上放过几次，专门避开了午休时间。有人从楼上泼水，也有人骑车冲出来制止，令她安慰的是，旁边的老人劝对方不要管，说“她没有妨碍我们”。不过，她借此判断，“他们可能快要来抓我了”，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讲出了这件事，“不能全部让他们去说，暗箱操作，我做这些事都是大家知道的，合情合理合法，就这么简单。”
回顾到处奔走声援的日子，令她感念的是，人权律师尚宝军与莫少平还愿意站出来为阮晓寰辩护。在越发“孤立无援”的局面下，贝震颖没有其它指望，“有时候律师能在精神上稍微有一些支持，就已经很好了。”两位律师曾在政府高压下，接力担任刘晓波的辩护律师，她尤其看重这一身份，因为阮晓寰肯定知道两位律师。
阮晓寰曾经在闲聊中对她提过刘晓波的案子，开玩笑地问过她，万一哪天他被国安抓走，她会不会像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一样为他到处找律师。当时，她眼中的丈夫还只是一个“道德水准很高的宅男”，她绝不相信他会利用手中的技术犯法，以为他“网络安全做久了，哪根筋不对了”，没有把他的话当真。
红色封皮的薄薄一册《宪法》仍摆在书桌上，是阮晓寰买的。在研究法条时，贝震颖也拿来翻过。“也没用啊，刘少奇拿着《宪法》也被打倒了。”贝震颖自嘲。去年三月份去北京见律师前，她被北京国保拦截，面对他们，她还曾反复用《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来为丈夫辩护，“国家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如果你说他不在言论自由范围内，谁主张谁举证。就算是‘煽颠’法条里的‘造谣、诽谤等其他形式’，‘其他形式’也要明确说明，不在言论自由范围内。”
过去的一年里，贝震颖利用空闲时间，读了不少中国历史和政治著作，其中也包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她从中感受到的恐惧感远胜过自己亲历的。她不愿相信“文革从未离开”这样的说法，坚持认为像她这代“70后”的成长环境，网络信息渠道爆炸，科学人文思维和普世价值观弘扬，都不可能再倒退到文革时期。
不过贝震颖无法确定，公开声援是否符合阮晓寰的愿望，或许出狱后还会就此跟她吵架。“他把绝对自由看得很重，不喜欢抛头露面，不喜欢被人观察和议论，可能会觉得没有隐私了就不自由了。但我没有办法，我必须权衡。”
早在2021年底，贝震颖就买了一包他喜欢吃的加应子——一种从他老家福建泉州一带起源的闽式蜜饯，盼着他很快就能宣判并释放。这包零食一直放在书房桌上，她不担心会不会过期，留着等他出来给他看也好。“大学里我送他的糖，他也还留着呢。”她笑说。
以前每年生日，贝震颖都会拉上阮晓寰，一起出去下馆子。自从他被捕后，她觉得已经没有“过生日”的必要，倒是父母会在家里给她做上一顿好吃的。更多时候，她一个人在家，偶尔也感到心慌，仿佛一场噩梦还没有醒来。不过，她不愿意“钻牛角尖”，“也要调整一下，活出自己的生命价值，否则就不是他一个人坐牢，变成所有人都在为他坐牢了。”
她一度有了重回职场的打算。有些猎头找到她，但在后疫情的经济形势下，她想要的外企管理岗位几乎没有，好在她的心态很放松，“有机会就再出去工作，找不到也无所谓，只是作为和社会接触的窗口。我肯定会有新的成长规划，不会再像以前工作时那样。”她批判当下中国许多公司设下严苛的招聘“年龄门槛”，但还是感慨自己的这次“新生”，“四十几岁，再重新活过，还好也不晚嘛。”
这个世界变好了吗？
因为十二年的持续耕耘，“编程随想”堪称中国互联网的一块活化石。用贝震颖的话说，阮晓寰刚开始写博客的时候，“防火墙都还没有筑好”。他的blogspot被封，令他开始传授翻墙技能；当局接着封杀twitter、facebook等热门平台，甚至推动在电脑上预装监控和上网过滤软件，他才决定开始写政治博客。此后，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社会事件和运动，他都没有缺席记录，最为人称道的“遗产”莫过于托管在Github上的“太子党关系网络”开源项目——整理自揭露中共高官权贵财富的大量公开报道。
林立便是由此关注“编程随想”的，他也曾在博客评论区留过言。在他看来，阮晓寰系统整合和广泛传播网络信息安全工具，在国内是“绝对的先行者”，他的博客也成为“异议者的技术大本营”。直到2017年左右，中国政府加强对微信、QQ等聊天工具的严密控制，不断禁言、封号，许多普通人才越来越多地关注到信息安全问题，自学起相关知识。
然而，更多人学会翻墙，并不必然带来思想解放，小粉红“出征”是另一种潮流。国内针对翻墙“违法违纪”的宣传和处罚日益增多，近年还发生了不少与信息自由相关的人权案件，比如以备份国内“404”文章出名的“端点星”案。
贝震颖特别同情李翘楚。她因为帮忙管理恋人许志永的博客、上传文章，近期同样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一审被判刑三年八个月。“真得想不通，为什么这样的弱女子也让他们如临大敌，要这样去对待她。”
她想起，侦查人员也曾问过她有没有帮阮晓寰买过计算机相关的东西，好在婚后他们始终保持财务独立。她因公出国的情况也被仔细盘问。最好笑的是，在搜查家里时，一位肖姓警察随手拿起她的一本讲企业组织变革的书《变革之心》，竟以为是什么宣扬革命的反动著作，拿到她面前质问。
这是当年她参加所在外企组织变革管理培训的奖品，令她记忆犹新：“85%的人都不愿意变革，听到‘变’就害怕，所以重视组织里的人心是最重要的，争取那些愿意变的人，慢慢巩固变化和改善。一定要让大家发言，才能听到人心。”
阮晓寰在“编程随想”博客上留下的最后文字，是附议一位网友的提议，总结一些文章作为“建党百年献礼”。贝震颖深信，是有关部门把阮晓寰当作对上“献礼”的祭品，但因为未能攻破和关闭他的博客，他的遭遇也已被外界知晓，这一行动事实上已经破产，只有纠正不公正的裁决，才能挽回上海的司法形象。
“即使你觉得他这样做不对，当初你请他喝茶告诉他对吗？而不是像现在想安一个罪名就安上去。”贝震颖愤愤不平。
我想起一位朋友告诉过我，负责盯她的国安曾给她这样“洗脑”：你应该感到庆幸，我们来找到你，对你发出提醒，如果什么时候我们不找你了，事情的性质就变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究竟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由他们说了算。
关于信息安全，她的经验是，你永远无法确定是不是因为你做对了什么，才逃开可能的关注。有时你感到一丝侥幸，觉得自己大概率已经脱离了某份“名单”。然后你就会感到厌倦，质疑自己是否有必要为了想象中的“安全”花费时间“隐姓埋名”地做自己心目中“正确的事”。甚至在感到危险临近时，闪过“破罐破摔”的心理，巴不得被抓后认命，结束提心吊胆的生活。
对于没有网络安全专业背景的行动者，通常会把“老大哥”想象得无所不能，无孔不入，而自己所谓的安全措施，总是像筛子一样布满漏洞。反观阮晓寰，他的安全意识领先于同时代人，这让他一度享有并非“虚幻”的安全保障，可以比普通人拥有更多的无需在意审查的言论自由。
反过来说，他为了获得这种自由做了最长期的规划和演练，同时他没有浪费和滥用这种自由，而是努力将这个火种播撒给更多的人。这种十年如一日的“长期主义”，已经足够鼓舞像我这一代迷茫的年轻行动者。
“如果‘白纸革命’发生的时候，阮晓寰还没有被抓……”我忍不住问。
“以他的个性，他肯定不会上街”，贝震颖断然否认，“他觉得有独立思考能力才是最关键的，他做的是类似鲁迅之前想做的事。”在她看来，后期的阮晓寰已经不再像早年那般“激进”。
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时，阮晓寰在博客中张贴了各地群众“散步”的照片，他自称为了不留下自己的蛛丝马迹，“自个儿拍的照片还是不放上来比较保险”。在那个社交媒体刚刚崛起的年代，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围观改变中国”是广为流传的宣言。
“他的性格是嚣张了一点，主要体现在技术方面。他在网上无非是说了实话，这样说的人在‘墙外’不是太多了吗？他又没有拉着人做广告说‘你们来看’，是别人觉得他写得有道理才去看的，你觉得不舒服可以不看和忽视。”对于阮晓寰在“茉莉花革命”期间的言行，贝震颖曾不乏担忧，现在看得更为透彻：“合法的行动怎么就能定性为‘颠覆’，根本也是口袋罪乱扣。”
“没有任何人有义务为别人去牺牲。”她不喜欢网友们把阮晓寰“架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却不想想自己有没有为之做了什么，有没有想过社会的出路，或是提供任何建设性的意见。”
她还无法去想象，最多四年后，他出狱时会是怎样的情境，也许在敏感时点“被旅游”是免不了的，也许和其它人权卫士一样，沉默一阵子后终被允许出国“流亡”……许多良心犯的故事，让她看到了一个被动塑造的“命运共同体”，从社会赋予的“不正常”的孤独感中解脱，深信自己才是极少数“正常人”，“再怎么样一遍一遍被清洗，人群中总有一定比例的少数人，在推动着历史，还是会有一点希望。”
现在她的力量都源自她自身，从历史中寻找人生智慧。“其实每个人都有很大的潜力，很多人可能一辈子直到死都没有发芽，有些人发芽了，只不过我们这里的土壤太贫瘠了，就被扼杀了。”贝震颖相信，中国外儒内法的皇权统治，也只是成了历史的一个阶段，终将过去。“反抗不反抗还不是最重要的。贫瘠的土壤上，长出来的就是这样的政治现状。你得先种草，把土壤养肥，接着才能种庄稼，一步步土壤肥力上去了，才能种出更好的东西。阮晓寰做的就是这个事情。”
“现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停滞了，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思想涌现出来，虽然‘墙内’基本上被压抑着，但就像蘑菇一样，地下还是会有根系在生长。”贝震颖说。
文章来源：WOMEN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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