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哲学教授吴飞：我从美国回来后 发现北大变得我不认得了

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能让我整理一下对北大精神的理解和思考。很多在北大待过的人，都有一种“北大情结”。我的这种“北大情结”，也许是不可救药的。因为从没有进北大的时候，我就已经沾染了这种情结。我在高考之前的一年里，一直把《精神的魅力》放在桌上。在到了北大之后，更是在这种情结中越陷越深，以致在美国的六年中，都要想尽办法重新回到北大。今天，如果谁在我面前说哈佛有什么不好，我会心安理得地接受；但如果谁在我面前攻击北大，我一定会和他翻脸。

但我从美国回来之后，却发现，北大变得太多，变得我不大认得了。当然，这些变化也许是因为，我从北大的学生变成了北大的老师，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了。但我知道这绝不是全部的答案。真正的变化，是在于现在的中国，和我上学时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甚至和北大曾经经历过的中国社会都不一样。在我成为北大老师，各位成为北大学生的当前中国，既不是处在深重的民族灾难中寻求光明的时代，也不是在黑暗的摸索中等待启蒙的时代，既不是革命激情熊熊燃烧的时代，也不是文化争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北大人，已经不必再以文化巨人的振臂高呼唤醒愚弱的国民，也无法以崭新的口号塑造民族的未来命运；似乎再没有醍醐灌顶般的新思潮洗礼时代的精神，也找不到昂扬的青年斗志去对抗腐朽的社会现实。

北大，没有了激情，没有了狂妄，精神的魅力也在歌舞升平的现实中渐渐消褪，甚至连一个三角地都无法保住”。我们满眼看到的，是一个个拔地而起的古怪建筑，不知所云的雕像，和花枝招展的公司名号；满耳听到的，是娱乐社团拉人招新的锣鼓喧天，和震耳欲聋的叫卖与广告。老师们，在花样翻新而又许以重金的课题压迫下，制造着成堆的学术垃圾；学生们，在层出不穷的教学改革的驱赶下疲于奔命，浪费着青春；北大，则在专业化的迷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梦呓中阉割着自己。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北大吗？这是曾经高高举起五四旗帜的北大吗？这是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吗？这是八十年代引领中国文化反思潮流的北大吗？从这样的北大校园走出去，你凭什么让人辨认出你是一个北大人？在这样一个时代中生活，你靠什么让几十年后的人们记得你是一个北大人，就像我们记得几十年前的北大人一样？在今天的中国，怎样做一个北大人？

北大情结，使我们觉得自己和其他学校的人不一样，甚至和整个中国的其他人都不大一样。当你第一次走进北大校门的时候，就应该觉得肩膀上沉甸甸的，似乎已经担上了中国的命运，这是使北大人骄傲和沉重的使命感，是我们很多来到北大的人都曾经感到过的。但是在现在的北大待上几年，无论是当上几年老师，还是做上几年学生，在校园里的喧嚣声中，这样的感觉是不是越来越淡，越来越模糊，慢慢地就不复存在，或者你想甩掉它了？我记得我的一位学生，在北大待了几个月之后， 她对北大的界定是“北大这样一个休闲的地方”。这句话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但事后想想，真的不能怪这位同学。试问在座诸位，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说出你所感受到的，而不是你所读到的北大的精神，你能说得比她更好吗？或者，如果让你描述一下，你理想中的，并且也是你正在做的那种北大人，你能说得比她更好吗？

在北大的历史上，曾经有无数对北大精神的描述，在我们的头脑中，也会有无数种北大人的形象；但是，这些描述和这些形象，究竟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和我们正在塑造的自我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群体有什么关系？也许，这是我们今天最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和我们每个北大人都最切身的问题。

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北大在世人面前表现得最辉煌的时代，也就是它能引领中国思想的时代，在我看来只有两个（或者三个）。第一个，当然是二十世纪的一十年代，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第二个，应该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是文革之后的文化讨论时期；还有一个不好界定的时期，就是六十年代，也就是WG时期，虽然北大未必起了正面的作用，但毕竟，文革也是在北大率先发动的。不管我们把它算作北大的耻辱还是光荣，北大也是和在一十年代、八十年代一样，在六十年代塑造了中国的文化精神，因为文革当然也是现代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文化运动。

在这几个时期，影响整个中国的文化运动，都是在北大发端，并在相当深刻的意义上改变了现代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在这几场运动中，北大人都充分展示了他们对中国命运的担当。我们生活在平凡时代的北大人，都非常羡慕那些生活在风起云涌的时代的北大人，能够有机会看到自己和中国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而我们现在的北大人，也许只能用找工作的疲于奔命，来模仿当年的奔走呼号；用自己都不愿读第二遍的杂志文章，来模仿前人的惊世之作；用网络上的轰动新闻和四面八方的攻击，来模仿引领中国文化精神的风采；以对国际时尚的低贱谄媚，来模仿兼容并包的气魄。这就是今天可怜的北大人。在今天，我们是否还有机会做一次真正的北大人？

当我们回忆几十年前的北大的时候，绝不是怨天尤人，更不是在慨叹自己生不逢时。在现代中国几个最关键的文化转折期，都是北大带动了整个中国的思想潮流；北大在中国的这个地位，并不会因为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沉寂而丧失。我相信，如果若干年后中国的文化再次进入一个辉煌的巅峰，我们还会看到峰顶上的北大人。不过，这似乎不会发生在不久的将来，和我们自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这里关心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平凡的时代，一个处处弥漫着商业气息的时代，究竟怎样做一个北大人，一个有尊严、有力量，能够以自己的方式担当起中国文化的命运的北大人。而这背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中国文化一百多年来到底在形成怎样的精神气质，北大在其中到底在起到怎样的作用，她以前、现在，和将来，都在怎样塑造中国的精神？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是和北大有关的第一个著名口号，为北大精神涂上了第一层底色。从此之后，尖锐的思想交锋、广博的学术胸怀、真诚的批判精神、倔强的独立意志，就成为北大的最根本特征，同时也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与教育的一个基本标准。“科学与民主”，这是北大为现代中国贡献出的又一个响亮口号；不论现在我们觉得这个口号中存在怎样的问题，就是靠着这几个字，北大的知识分子率先使自己变成了世界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在精神上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人。凭借这最初的两个口号，北大已经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现代中国的希望和困惑。正是靠了这样的精神，北大崇尚独立自由的学术思考，张扬积极向上的现代文明，拒绝文化专制、学术霸权，和任何腐朽落后的东西。这就是北大所代表的现代中国文化。

靠着这简洁而有力的口号，北大已经为现代中国勾勒出了一个粗略的精神气质。不过，还有太多太多的细节，并没有被这两个口号说尽。后来的北大人通过自己的诠释，逐渐为北大，也为现代中国，添加更多的色彩。

比如，鲁迅先生用他设计的著名校徽，将北大精神诠释为：“北大是常为新的”；八十年代的北大学生，为新时代的中国贡献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八十年代以甘阳老师为首的北大青年学者，用“文化：中国与世界”这简洁但宏大的气魄，再次诠释了现代中国人应有的文化胸襟；而谢冕先生，更以“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先于天下的严峻思考”，“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界定了北大“精神的魅力”。每一代，乃至每一个真正的北大人，在秉承了五四以来的北大精神的前提下，都在以自己的思考和实践，重新诠释着北大的精神，既为现代中国的文化精神勾画出更丰富的色彩，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着自己的北大气质。承担起塑造现代中国的精神气质，这是每个北大人的责任和使命，是无可推诿的；无论是在文化剧烈变革的时期，还是在我们这样平凡的年代，只要是认同北大精神的北大人，都需要以自己的诠释，来承担他的这个历史使命，塑造自己作为北大人的人生境界，这样，他就没有白白地在北大待过几年。

诠释北大精神，其实就是诠释现代中国的精神气质；丰富和建构北大精神，就是以北大的方式理解现代中国的文化理想与希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北大人，就是成就一个有尊严、有担当、迈上现代中国的文化制高点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几次伟大的文化运动当中，北大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每次都倾其全力，为现代中国奉献出一张文化蓝图。如果说北大也曾经参与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悲剧，那是中国现代性的一种极端形态，以另外一种方式，揭示了中国现代精神的一种可能走向。而作为北大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个体，则以自己的人生轨迹实践着现代中国的文化理想，体会着其中的快乐与痛苦，希望与绝望。此中的成功与失败、光荣与耻辱，都是我们应该珍视的历史财富。

若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北大的精神，我们就能明白，既然现代中国的文化气质还远未成熟，北大的风格也还远未得到圆满的阐释。 比起北大的前辈，我们有着更大、更艰巨的任务要完成，而根本不该进入无事可做、随波逐流的虚无时代，也更不应该在专业化、技术化和国际化的幻影当中，炮制那些没有意义的学术产品。

商业的喧嚣当然是现代文明必然经常听到的声音，也是繁荣昌盛的标志，但北大人难道真的要把这种喧嚣当作阳春白雪来听吗？

专业化和规范化也是文化科学的基本要求，但北大人难道真的要把这最基本要求当作自己的事业吗？

不断地改革与更新，是吐故纳新的必由之路，但北大人难道真的要把走马灯般的变革当作中国最高的文化理想吗？

国际眼光也是融入现代文明和世界历史的必由之路，但北大人难道真的要把国际交流当作自己的最终目标吗？

北大人之所以能担当起现代中国的文化命运，并不是因为他们陶醉在现代文明的歌舞升平中，更不是因为他们追求着高楼大厦、国际化、专业化的梦幻泡影。现代中国之所以还需要北大精神的滋养和升华，是因为她不能靠这些喧嚣和梦幻实现自己的现代转换。

五四时期的北大，为现代中国打造了自由、宽容、科学、民主的基本色调；文革时期的北大，用自己的教训警醒中国，现代性的反叛狂热可能带来怎样的危险；八十年代的北大，在新的文化讨论中，为中国重新唤回了世界眼光和进入现代的勇气。而今，中国已经在八十年代的精神驱使下，飞速加入了现代世界的角逐，在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赢得了真诚的赞誉的同时，也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甚至把北大也卷入这漩涡当中。在这种时候，如果北大不能抽身而出，以更深厚的现代文明来抗拒这种浮躁的现代梦幻，是不是要再次以自己的教训来警告中国呢？

现在的北大人根本就不是没有机会再次承担起中国的命运，而是面临着从所未有的新使命：要为一百年以来艰难塑造起来的现代框架填充更实质性的文明内涵，否则，这个框架就是空洞、单薄、脆弱的。就像一条大河，涓涓泉水的奔涌使它劈山开路，冲出一条河道；而今，我们需要为它提供汪洋丰沛的河水，如果仅靠起初的那股泉水，它很快就会干涸枯竭。北大人既然曾经帮助开辟出这股泉水，而今就有义务提供丰沛的河水。

之所以说这个任务比一百年前的任务更加艰难，是因为，它是不能靠振臂一呼完成的，也不能靠不断变革实现的，更不能靠什么工程的突击做到的。用北大以前贡献给现代中国的方式，我们已经无法担当起落在自己身上的历史使命，甚至还会毁掉中国和自己的未来。要完成这个使命，需要我们每个人认真地去思考和实践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逐渐体会出，身处现代世界，中国人如何能过一种真正有尊严、有快乐、有境界的生活。这是中国文明的现代提炼，要在文化与生活的深厚涵养中细细体验，在与世界文明的撞击中慢慢摸索，在对往圣绝学的继承中诠释出来。

要做到这一点，北大必须贡献出高深严谨的学问，但仅有学问并不够；要做到这一点，北大人必须关注现实中国的喜怒哀乐，但仅有对现实的敏感也不够。要以学问为天下之公器，承担起思考、创造和丰富中国现代精神的使命，无论是盲目地批量制造学术产品，还是盲目地在繁荣的社会现实中随波逐流，其实是犯了同一种错误。北大并不只是培养学者的地方，她始终与中国的历史命脉息息相关；但学问是每个北大人的立身之本，因为他要把握的，是现实与历史最深层的律动。

今天的北大应该为中国贡献的，既包括高深的学问，在学问中提炼出的精神境界与文化理想，更包括大批经过高深学问的洗礼，曾经浸淫于中西经典，能够理性地思考现实与未来，能够为自己和他人塑造高贵生活的年轻人才。由于对西方经典的阅读，他们对现实敏锐的观察力，建基于对现代性深层价值和可能的局限的理解；由于对中国思想的熟悉，他们对未来的长远把握，来自于古圣先贤的生活境界。这些北大人对现代中国的贡献，不再只是通过席卷中国、暴起暴落的文化运动，而是通过自己的文化内涵和生活方式。北大对中国的意义，也就不只在于几个文化精英和几句文化口号，而是一种更加深远的文化传承与创造。

在今天这个时代，在座诸位要想认真做一个北大人，并没有失去机会。只要北大尚在，中国尚在，我们每个人的意义就都在。无论你将来留在学术界，为未来的中国贡献出你的著作和思想，还是将来离开学校，为未来的中国贡献出你的奋斗与事业，你都可以证明自己作为北大人的价值与意义，都可以向世界展示你作为北大人的骄傲与担当。能否做一个真正的北大人，并不在于你选择什么职业，更不在于你生活在什么时代，而是在于，你能够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过一种怎样的生活。你在北大的意义，在于你是否谦恭地认同并吸纳她的深厚传统，是否认真接受并体验她教给你的中西思想与经典，是否愿意在她的怀抱中变成一个会独立思考、能担当起自己和祖国的命运的成熟的人，是否能在古怪迷离的国际化潮流中保持自己的尊严。

任何喧嚣终将沉寂，任何梦幻终将消散，你能带走和依靠的，只有自己的人格和胸中的气象。在我进入北大的第一天，我的班主任老师一句朴素的赠言使我至今不忘，我也不断把它送给我的学生们，今天，我还是希望与各位用这句话共勉：“ 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读书。”

谢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岛，原文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