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世之楷 ｜ 清箫读史札记

无论学文还是学史，做现代媒体编辑还是研究古书，《左传》都是一部不可不读的书。从史学角度看，其价值当在《春秋》之上，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云：“《左传》是中国最先第一部最详密的编年史。”从文学角度看，《左传》值得每一位想成为作家的人细读，其义法、遣词、章法令古今无数贤才叹为观止。林纾《左传撷华》云：“左氏之文，万世古文之祖也。”“天下文章，能变化陆离，不可方物者，只有三家，一左、一马、一韩而已。”

现在华人很少写古文，也不一定都专攻古代史，是否应该对《左传》视而不见呢？若有兴趣，且学有馀力，建议一读。并非教大家以后都写古文，你若想写好白话文，道理和作古文是相通的，《左传》等史书并不过时。后世许多记事文水准不及《左传》，但只要能学得其二三，也足以成为大师了。方苞《左传义法举要》云：“虽太史公、韩退之不过能仿其二三，其馀作者皆无阶而升。”

当然，如果死记硬背地学《左传》，肯定达不到司马迁、韩愈的高度。需要得其法，包括起笔、伏笔、顿笔、顶笔、插笔、省笔、绕笔、收笔之法，此八法即林纾《畏庐论文》总结的“用笔八则”。现在一些人在写作时也会用，可是未必写得好，去《左传》高度甚远，这无可厚非，别说我们，连《史记》也非全都写得出神入化。一般写手，若能讲清楚一件大事，且写得精简自然，已不容易；若人物关系、事件再复杂些，便易自乱阵脚。即使高手来写，也难免有冗词赘句，或不够自然，或中心不明。史家之文，高下不在辞藻，你们看左氏之文，看似不经意的一笔，真乃浑然天成。

例如《左传·庄公八年》〈连称管至父之乱〉省笔之妙，此事尤难以简练文字讲清，而左氏文如四两拨千斤，该详细的地方详，该概括的地方简。

又如〈城濮之战〉，更令人拍案叫绝。一般写手只敢以一义贯穿全篇，因笔力不足，担心写得散漫；而〈城濮之战〉“以德、礼、勤民三义相贯，间见层出，融洽无闲”（《左传义法举要》）。此篇微事两两相对，一面是晋侯有德、有礼、勤民，一面是子玉无德、无礼、不勤民。且此篇将重点放在战争前的小事与对话上，而简写战场上楚军败北之情形，详略得当，亦为今人可学之处。一场战役之胜败，多不取决于战场上交手之时，早在战前，已可透过人物之品性与言行预测到结局。在下笔前，须具备洞见关键因素的能力。

诸位亦可欣赏〈晋灵公不君〉，此篇人物栩栩如生，读之仿佛件件史事皆发生在眼前。看灵辄报恩一事，左氏如何插叙。现在不少作者在文中追溯前因时，也知道用插笔，然而在哪个位置插叙，所插之事在何处收尾，未必恰到好处。而〈晋灵公不君〉就是一绝佳范例。此外，〈鞌之战〉亦是用插叙的佳例，林纾评曰：“文字最难于整片中夹叙琐细之事……左氏之神闲气定，琐事必摭，又安置极有方法。”（《左传撷华》）

另有一点也是我们不可不知的，即史书中的微言大义。拙文〈论如何学好中国传统文化〉曾介绍《春秋》“郑伯克段于鄢”的微言大义，《左传》已有阐释。其实读《左传》所叙之事，也能品出言外之意，感受到其重德的观念。

微言大义在乱世中是有必要的。孔子为何作《春秋》？为何隐寓褒贬于史事中？《史记》云：“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时代坏了，道德下滑了，想归正它，可惜自己的言论不被采纳，再不挽狂澜，将成什么样子？所以“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在史书中评判是非。《史记》又云：“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知道，说教作用不大，不如讲述史事。《春秋》是经；《左传》亦是经，以事显义，亦不说空言。《汉书》曰：“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翻开《春秋》，你会发现它没有评论，就是据事直书。全书只有一句断语，即“郑弃其师”，而这样写也是有根据的，并非妄下判断。那么读者如何透过《春秋》之事看出孔子的态度？看他用何字，不用何字，如何详略，如何笔削。《左传》记事更详，也很少出现评论，往往在“君子曰”后评几句，解《春秋》之义时说几句，其馀都是事。即使读者只读其事，也分得清孰褒孰贬，著史之人当具备此等笔力。不过，前提条件是价值观正，心术正。

记事之文该不该引导读者往某方向思考，现在很有争议。若想绝对客观，就只能机械地记流水帐了，然而即便这样，也必然不能面面俱到，因为旁枝末节是永远写不完的。所以应善于笔削，在史学领域，要有章学诚所谓“笔削独断之专家”。章学诚又云：“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文史通义》）撰述即近于笔削独断，从过去的治乱兴衰看到未来，对材料必然有主观取舍，分轻重主次，而且会因时代而变，比如十年后写一部中国通史，与现在的著重点或许大不同，是灵活变通的，所以“其德为圆”。

撰述对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的要求尤高，特别是史识，万中无一。《左传》叙事，多处可见其史识之高。如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记战前晋国反战者范文子与主战者之间的争论，范文子的话至关重要，万不可一笔带过。原文道：

“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秦狄齐楚皆彊，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彊服矣，敌楚而已。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

外无患，必有内患，范文子早已预见晋国的未来。

另一处细节，在晋军获胜后，范文子却忧心忡忡，“立于戎马之前，曰：‘君幼，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书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谓。’”（《左传·成公十六年》）

此事此言似与主线无关，可插可不插，实亦是一极其关键之场景。

后来，范文子自鄢陵回国，祈求自己快死，说：“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左传·成公十七年》）

范文子两次警告以及祈死之举，正与日后晋厉公之骄、郤至之矜功、栾书之毒计、晋厉公被弑相呼应。晋国虽战胜楚国，却不能免于内乱与政变，伏笔早在范文子之言埋下。倘若其建议得到采用，晋国的命运会截然不同。左氏具慧眼卓识，有意突显范文子之言行，引读者思考，并寓重德之义。

读史书时，当留意作者如何写看似可删而实际上非常重要的内容，作者史识之高下多在这些地方体现。还有一例，是《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写李泌的部分。安史之乱时，唐肃宗问李泌破贼之期，李泌提出一妙计，建议直捣叛军巢窟。肃宗也觉得此计很好，但因急于收复长安，所以没有采用。他的这一策略，《旧唐书·李泌传》无记载，而《新唐书·李泌传》和《资治通鉴》将其详记了下来。李泌眼光长远，他这番建议倘若实施，或许藩镇之祸不会延续那么久。透过对比，可辨编修者史识之不同。限于篇幅，不在此贴出原文，以后再详谈这个话题。

以上主要介绍《左传》，顺便多聊了一点。总之，良史要有很好的史德、史才、史学、史识，还得工文；《春秋》、《左传》、《史记》，后世难以超越，尤其是《左传》，真可谓万世文史之楷。

有朋友说，不从事写作，也不打算撰述历史，不想阅读太多。我觉得，无所谓啦，只要自己开心就行，不过，增强阅读理解力及思辨力依然很重要。想到一件事，曾有人对我说：“某媒体改邪归正了。”我说：“它本质上是中共大外宣，不算改邪归正。他们的报导似乎在平衡，也采中共不喜欢的声音，可是整体上的效果是引导华人向中共的思维靠拢。所谓‘小骂大帮忙’就是这一类。其实他们并不高明，立场很明显。”当然，大外宣没资格与《春秋》、《左传》相提并论，它的引导是负面的，它充当迫害人权之政权的鹰犬，怕在西方国家被视为渗透，遂披上一层外衣。尽管如此，我也诚挚地希望他们真正改邪归正。

日后我将继续整理读史札记并发表，涵盖《左传》、二十五史等书籍，节选并解析。欢迎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