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學文還是學史，做現代媒體編輯還是研究古書，《左傳》都是一部不可不讀的書。從史學角度看，其價值當在《春秋》之上，錢穆《中國史學名著》云：「《左傳》是中國最先第一部最詳密的編年史。」從文學角度看，《左傳》值得每一位想成為作家的人細讀，其義法、遣詞、章法令古今無數賢才嘆為觀止。林紓《左傳擷華》云：「左氏之文，萬世古文之祖也。」「天下文章，能變化陸離，不可方物者，只有三家，一左、一馬、一韓而已。」
現在華人很少寫古文，也不一定都專攻古代史，是否應該對《左傳》視而不見呢？若有興趣，且學有餘力，建議一讀。並非教大家以後都寫古文，你若想寫好白話文，道理和作古文是相通的，《左傳》等史書並不過時。後世許多記事文水準不及《左傳》，但只要能學得其二三，也足以成為大師了。方苞《左傳義法舉要》云：「雖太史公、韓退之不過能仿其二三，其餘作者皆無階而升。」
當然，如果死記硬背地學《左傳》，肯定達不到司馬遷、韓愈的高度。需要得其法，包括起筆、伏筆、頓筆、頂筆、插筆、省筆、繞筆、收筆之法，此八法即林紓《畏廬論文》總結的「用筆八則」。現在一些人在寫作時也會用，可是未必寫得好，去《左傳》高度甚遠，這無可厚非，別說我們，連《史記》也非全都寫得出神入化。一般寫手，若能講清楚一件大事，且寫得精簡自然，已不容易；若人物關係、事件再複雜些，便易自亂陣腳。即使高手來寫，也難免有冗詞贅句，或不夠自然，或中心不明。史家之文，高下不在辭藻，你們看左氏之文，看似不經意的一筆，真乃渾然天成。
例如《左傳·莊公八年》〈連稱管至父之亂〉省筆之妙，此事尤難以簡練文字講清，而左氏文如四兩撥千斤，該詳細的地方詳，該概括的地方簡。
又如〈城濮之戰〉，更令人拍案叫絕。一般寫手只敢以一義貫穿全篇，因筆力不足，擔心寫得散漫；而〈城濮之戰〉「以德、禮、勤民三義相貫，間見層出，融洽無閒」（《左傳義法舉要》）。此篇微事兩兩相對，一面是晉侯有德、有禮、勤民，一面是子玉無德、無禮、不勤民。且此篇將重點放在戰爭前的小事與對話上，而簡寫戰場上楚軍敗北之情形，詳略得當，亦為今人可學之處。一場戰役之勝敗，多不取決於戰場上交手之時，早在戰前，已可透過人物之品性與言行預測到結局。在下筆前，須具備洞見關鍵因素的能力。
諸位亦可欣賞〈晉靈公不君〉，此篇人物栩栩如生，讀之仿佛件件史事皆發生在眼前。看靈輒報恩一事，左氏如何插敘。現在不少作者在文中追溯前因時，也知道用插筆，然而在哪個位置插敘，所插之事在何處收尾，未必恰到好處。而〈晉靈公不君〉就是一絕佳範例。此外，〈鞌之戰〉亦是用插敘的佳例，林紓評曰：「文字最難於整片中夾敘瑣細之事……左氏之神閒氣定，瑣事必摭，又安置極有方法。」（《左傳擷華》）
另有一點也是我們不可不知的，即史書中的微言大義。拙文〈論如何學好中國傳統文化〉曾介紹《春秋》「鄭伯克段於鄢」的微言大義，《左傳》已有闡釋。其實讀《左傳》所敘之事，也能品出言外之意，感受到其重德的觀念。
微言大義在亂世中是有必要的。孔子為何作《春秋》？為何隱寓褒貶於史事中？《史記》云：「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時代壞了，道德下滑了，想歸正它，可惜自己的言論不被採納，再不挽狂瀾，將成什麼樣子？所以「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在史書中評判是非。《史記》又云：「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知道，說教作用不大，不如講述史事。《春秋》是經；《左傳》亦是經，以事顯義，亦不說空言。《漢書》曰：「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翻開《春秋》，你會發現它沒有評論，就是據事直書。全書只有一句斷語，即「鄭棄其師」，而這樣寫也是有根據的，並非妄下判斷。那麼讀者如何透過《春秋》之事看出孔子的態度？看他用何字，不用何字，如何詳略，如何筆削。《左傳》記事更詳，也很少出現評論，往往在「君子曰」後評幾句，解《春秋》之義時說幾句，其餘都是事。即使讀者只讀其事，也分得清孰褒孰貶，著史之人當具備此等筆力。不過，前提條件是價值觀正，心術正。
記事之文該不該引導讀者往某方向思考，現在很有爭議。若想絕對客觀，就只能機械地記流水帳了，然而即便這樣，也必然不能面面俱到，因為旁枝末節是永遠寫不完的。所以應善於筆削，在史學領域，要有章學誠所謂「筆削獨斷之專家」。章學誠又云：「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文史通義》）撰述即近於筆削獨斷，從過去的治亂興衰看到未來，對材料必然有主觀取捨，分輕重主次，而且會因時代而變，比如十年後寫一部中國通史，與現在的著重點或許大不同，是靈活變通的，所以「其德為圓」。
撰述對史德、史才、史學、史識的要求尤高，特別是史識，萬中無一。《左傳》敘事，多處可見其史識之高。如成公十六年晉楚鄢陵之戰，記戰前晉國反戰者範文子與主戰者之間的爭論，範文子的話至關重要，萬不可一筆帶過。原文道：
「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
外無患，必有內患，範文子早已預見晉國的未來。
另一處細節，在晉軍獲勝後，範文子卻憂心忡忡，「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於常，有德之謂。』」（《左傳·成公十六年》）
此事此言似與主線無關，可插可不插，實亦是一極其關鍵之場景。
後來，範文子自鄢陵回國，祈求自己快死，說：「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左傳·成公十七年》）
範文子兩次警告以及祈死之舉，正與日後晉厲公之驕、郤至之矜功、欒書之毒計、晉厲公被弒相呼應。晉國雖戰勝楚國，卻不能免於內亂與政變，伏筆早在範文子之言埋下。倘若其建議得到採用，晉國的命運會截然不同。左氏具慧眼卓識，有意突顯範文子之言行，引讀者思考，並寓重德之義。
讀史書時，當留意作者如何寫看似可刪而實際上非常重要的內容，作者史識之高下多在這些地方體現。還有一例，是《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鑑》寫李泌的部分。安史之亂時，唐肅宗問李泌破賊之期，李泌提出一妙計，建議直搗叛軍巢窟。肅宗也覺得此計很好，但因急於收復長安，所以沒有採用。他的這一策略，《舊唐書·李泌傳》無記載，而《新唐書·李泌傳》和《資治通鑑》將其詳記了下來。李泌眼光長遠，他這番建議倘若實施，或許藩鎮之禍不會延續那麼久。透過對比，可辨編修者史識之不同。限於篇幅，不在此貼出原文，以後再詳談這個話題。
以上主要介紹《左傳》，順便多聊了一點。總之，良史要有很好的史德、史才、史學、史識，還得工文；《春秋》、《左傳》、《史記》，後世難以超越，尤其是《左傳》，真可謂萬世文史之楷。
有朋友說，不從事寫作，也不打算撰述歷史，不想閱讀太多。我覺得，無所謂啦，只要自己開心就行，不過，增強閱讀理解力及思辨力依然很重要。想到一件事，曾有人對我說：「某媒體改邪歸正了。」我說：「它本質上是中共大外宣，不算改邪歸正。他們的報導似乎在平衡，也采中共不喜歡的聲音，可是整體上的效果是引導華人向中共的思維靠攏。所謂『小罵大幫忙』就是這一類。其實他們並不高明，立場很明顯。」當然，大外宣沒資格與《春秋》、《左傳》相提並論，它的引導是負面的，它充當迫害人權之政權的鷹犬，怕在西方國家被視為滲透，遂披上一層外衣。儘管如此，我也誠摯地希望他們真正改邪歸正。
日後我將繼續整理讀史札記並發表，涵蓋《左傳》、二十五史等書籍，節選並解析。歡迎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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