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中共党代会的管控模式

中共治下的中国是一个独裁国家，这种一党独裁不单单针对民众，同样也针对党代会的全体代表。党代会的要义是要求全体参会代表“圆满开好这次大会”，而对整个会议过程以及参会代表的管控，则是保障会议完全按“剧本演出”的制度保障。本文从党代会代表挑选、参会代表团管控、会场管控、宾馆管控以及投票管控等几个方面，介绍中共党代会的特点。

一、党代会代表的挑选

中共20大如期召开。对中共官场来讲，5年一次的党代会就是一场“活报剧”，演完拉倒。演出之前，“剧本”早就写好了，虽然事先看过“剧本”的，可能只是中共高层的少数几个人，但官场中人多半都猜到了“剧本”内容。

党代会召开前，照例会公布来自不同省市、不同部门的参会代表名单，20大的参会代表一共2,296人。这些人并非从基层中共党员中选举产生，各省市的基层党员都不知道，参加党代会的代表究竟是按照什么程序挑出来的。

中共党代会有一个特别的概念，即“选举单位”。以20大为例，省市一级一共算成3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每个省、区、市算一个“选举单位”；中共中央直属的各部门算一个“选举单位”，国务院系统各部门是单独的“选举单位”，中央直属企业算作又一个“选举单位”；香港、澳门各算一个“选举单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也是一个“选举单位”。总共有38个“选举单位”。

中共中央组织部把参会代表的名额分配到各“选举单位”，每个省参加中央党代会的代表名额平均约60人上下。然后，党代会的代表就由各“选举单位”自己挑选。每个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是当然的代表，其他参会代表则由省委组织部从下属各市县选一些市委书记和市长；随后在经济、科技、文教、体育卫生各行业选择一些基层干部；最后挑几个劳动模范或战斗英雄作为点缀。

这些不同类型的代表各自的比例是多少？以1987年中共13大的代表构成为例，1,936个代表中，76%是各级党政军干部，19%是经济、科技、文教、体育卫生部门的干部，剩下的5%是劳动模范和解放军战斗英雄。为了达成既定的比例，中央组织部会在给每个省的代表名额中“戴帽下达”，指定某类代表要包括几个女性、几个少数民族干部。所谓党代会参会者的“广泛代表性”，就是这样事先由中央组织部安排好的。今年20大的代表构成应该也差不多是这样。

二、参会代表团的分片管控

为什么中共党代会要设立“选举单位”？因为，对党代会的会议管控和投票管控，就以这些“选举单位”分片包干，责任自负。每个省市的参会代表，会前临时组成一个参会代表团，团长理所当然地是本省的省委书记，而他在会议期间的责任就是，管控好自己的代表团；如果会期之内发生任何意外，比如有参会代表发表了“不当言论”，或者投票时不守“规矩”，团长要承担失职的连坐责任。

不过，各代表团团长并不十分担心本团代表会出“幺蛾子”，因为这些代表都是省委挑出来的“听话”之辈。而能被选中参加中央党代会的地方官员，自然都很开心，那意味着自己得到了上面的赏识，仕途看好。所以，被选中参加中央党代会的人，会议期间都格外听话，不但高度自律，而且讲话行事总想讨好本省长官，不会有出格言行。所以，中共党代会的代表，其实完全不代表共产党的基层党员，而是上级的传声筒；谁指定他作为代表到北京参加中央的党代会，他就按谁的意图讲话行事。各省市代表团当中，有一个比较特殊，那就是“台联会”代表团。“台联会”的全称是“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是1981年中共开始允许台湾老兵赴中国探亲以后成立的。台联会平时联络有台湾籍贯背景的中国人，配合各地的“台办”，与去大陆的台湾人认乡亲、攀关系。这次20大开会，由全国台联会长挑选了9个各省市的台联会长，组成一个“台湾”代表团，冒充台湾的中共党员。

20大“台湾”代表团的10个人当中，除了团长是全国台联会长外，其余9人分别是京、沪、琼、闽、粤、豫、吉、桂以及苏州的台联会长。这些人里，只有一个来自台湾，她的名字是卢丽安，生在高雄，在台湾的大学毕业后到英国留学，然后去复旦大学任教，定

居上海，早就加入了中共，现已被中华民国政府依法注销国籍。“台湾”代表团的其他人，都是祖籍台湾的中国人。

三、党代会的会场管控

中共党代会的整个会期中，除了开场、听取大会报告、投票和闭幕这几次全体大会之外，其余时间都是每个省的代表在自己居住的宾馆闭门开小会。

对全体大会的会场管控，首先是按照各代表团分片集中入座，不允许代表们在会场上任意选择自己的座位，目的是便于管控。每个代表都坐在本省省委书记的前后左右，视线所及，一览无余。

其次，大会有严格的会场纪律。凡是所有代表到场的全体大会，大家都必须乖乖地坐听高层做报告，不许起立挥手，不许插话表达个人意见，不许自行走到主席台前。这个纪律的制度意涵是，所有代表都必须认清自己的地位，上尊下卑，主席台上的人决定一切，下面的人只能听训。

会场管控也包括一律采行集体行动，杜绝个人的行动自由。每个代表团奉命住在指定的宾馆，从宾馆到大会会场，必须集体乘坐专门安排的大巴，不许个人自行前往。大会开完之后，每个代表团仍旧坐指定的大巴，直接回自己的宾馆，开车前要清点人数，不得遗漏。进出会场也要按序行走，不许利用休息时间或进出场的时间乱窜。

每个省代表团的小会，分成全团集中开的大会，和分小组的小会。此类活动，虽然可以在会议室里随便就坐，但也有会场纪律。省团的会议，表面上是自由发言，但团长会指定几个人先重点发言，起到“带风向”的作用。然后，按照“规矩”，每个代表都要按照各自地位的高低，依次发言表态，表明他如何正确理解了中央领导的讲话。省团的小会绝对不允许议论中央的政策，或本省存在的问题，这些代表们也不敢批评习近平的政策。所以，与会代表们是大会没声音，小会没胆讲。

为方便高层掌握各省团小会的会场动态，各省团每天要将当天讨论的内容整理成简报，报送大会秘书处。大会秘书处连夜摘要汇总，编辑成次日的大会简报，再印发到各代表团。次日各团团长最关心的就是，就是本省代表的发言有没有被上面选中，刊登在大会简报上。在团长的眼中，本省代表的话刊登上了大会简报，就是对他领导有方的表扬。

四、党代会的宾馆管控

党代会各省代表团的住地宾馆同样有严格的管控。首先，开会期间，代表们不得擅自请假，必须到会，因此并没有行动自由。其次，所住宾馆早已清空旅客，门口戒备森严，禁止闲人出入或停留，更禁止记者采访。所以，外国记者不可能私下采访参会者；而中国的记者都知道，这种会议不许采访。会议期间，代表们不许到其他省的驻地互相拜访，私下沟通资讯，这是为了防范各地代表互相串联。

除了少数省团领导之外，参会代表不知道的是，中共对党代会的代表还实施秘密监控，主要是针对与会代表在省团小会会场之外的私下言行。中共中央办公厅会派人到每个省团驻团，与该省的代表们同吃同住同活动。派去的人名义上是“大会工作人员”，为了方便各省团与大会秘书处沟通。实际上，这些中办驻团人员的任务是，密报与会代表的会外言行，他们拥有出入宾馆内每个会场的特权，当地省团领导不得过问。

对省团领导而言，这些“大会工作人员”其实是上面派来的密探，可以自行报告本团成员任何人的言行，包括省团领导在内。因此，各省领导对这些“工作人员”表面上十分客气，内心却敬而远之。有时候，他们发现团里的某代表向这些“工作人员”反映本省存在的问题时，虽然这属于下级向上级报告情况，但团长们都会紧张起来，用眼色暗示报告者闭嘴，但又不敢做得过于露骨。

这些工作人员驻团之前，都会领到一份该团代表名册，列明各代表的姓名、籍贯、年龄、来自何处，以及他的职务。大会秘书处要求这些“工作人员”在会期的头两天里，通过这些资料，暗中认出每个代表，记在心里。如此安排的目的是，一旦“工作人员”听到某代表在饭桌上或洗手间里讲了一两句“出格”的话，这就是指定他们密报的内容；于是“工作人员”要马上识别出讲话者的身份，把“出格”的话记在心里。

每天夜间大会秘书处都会搜集派往各团“工作人员”的当日密报，这样的密报不得让省团团长知道，更不能让省领导过目。大会秘书处把各代表团的密报连夜整理编印后，作为大会简报的一种特殊类型，次日早上送到政治局常委的办公桌上，方便高层能有针对性地及时加强会场和宾馆管控。

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就完成了党代会和人代会的会议管控制度化，这样的管控比苏联还严格。所以，指望与会代表在会场上各行其是，发动反习“政变”，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五、党代会的投票管控

中共党代会正式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选举政治局委员，一向实行等额选举，没有选举竞争。等额选举的实质是，当选名单印好后，投票人要么全部打勾，要么少勾一个，但少数人少打几个勾，完全不影响当选名单上的人全部通过。这种选举其实就是假选举。了解了中共党代会的如此投票制度，就能明白，为什么中共的高层领导人永远笃定当选。

但是，从中共13大开始到现在，投票管控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从此中共的媒体开始宣传党代会有差额选举了。这个变化是胡耀邦被逼下台后，赵紫阳代理总书记期间，为13大的投票所做的一个改革，即中央委员的选举采行两轮制，第一轮是预选，用差额选举，候选人比预定当选人数多一些；第二轮才是正式选举，仍然采用中共传统的等额选举。

由于这个改变写进了13大通过的党章，此后，虽然赵紫阳因“六四”被软禁，但中共高层不便再度修改党章、取消这一条，那就有碍国际观瞻了。结果，这个预选时的差额选举就保留下来了。16大中央委员预选时，候选人比当选人数多5%；17大多8%；18大多9%；估计20大可能是多10%。

这个预选中的差额选举有什么用？13大时还真发挥了一点作用。当时，胡耀邦已下台，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中共大佬希望让意识形态党棍邓力群当总书记。由于邓力群为此私下串联，被举报给邓小平，结果邓小平决定让赵紫阳代理总书记，并且马上宣布公开了这样决定。紧接着，13大预选中央委员时，邓力群遭到很多党代会代表的抵制，最后他得到的票落在倒数几名，被末位淘汰。但中共历史上，象邓力群这种当过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的人，在中央委员预选中落马，也仅此一回；而邓力群之所以被末位淘汰，与参会代表风闻他当不上总书记有关。

此后，中共历届党代会虽然保留了差额预选，却再也未淘汰过地位比较高的候选人。

至于中央委员预选之后的第二轮正式投票，由于仍是等额选举，所以，凡是经高层确定列进中央委员正式候选名单的人，都能笃定当选。

从中央委员选举这个层级再往上，中央委员会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委员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选总书记，始终都是等额选举；名单上印谁的名字，按照名字的顺序，大家就知道，谁是事先确定的最高位置的人。

投票管控还有一个不起眼的环节，即党代会代表选中央委员时，选票由每个省市代表团分别收取。每个省团一共几十张选票，哪个代表没选高层预定的人，很容易被查出来。

再往高层的选举，选票更少，就越发没人敢擅自乱填了。于是，中共高层人事的安排，永远是最高领导人怎样安排，投票结果绝对符合领导意图，保证不出错。

考察了中共党代会的各方面管控之后，确实可以说，这样的大会无非是一场高层严密操控的“活报剧”。这就是中共标榜的所谓“党内民主”的真相。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