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对中国在西藏残暴的殖民统治熟视无睹
二零二二年九月五日，在成都全城封控的“白色恐怖”中，我的堂兄、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高级工程师余驰携家人成功润到美国。出行时，他两度遇险：先是在驾车驶出封控小区时，在绕城高速公路路口被警察拦下，警察告知，没有防疫特别通行证不得出城，经过他的百般解释和哀求，才被放行；在机场安检时，正好遇到四川发生六点八级地震，安检机器险些倾倒，航班差点被取消。他们从成都飞到香港，再飞首尔，最后顺利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
余驰比我年长两岁，一九八九年夏天考入重庆大学，他还记得六四的时候，在中学当老师的父亲夜不成寐、长吁短叹、痛骂邓小平。他很小就充满叛逆精神，小学时在课间操场上大喊“打倒毛泽东”，吓坏了班主任。但真正让他深刻认识中共暴政的，是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再被派到西藏工作，参与西藏党政军机关及重要企业供暖系统的设计施工。从二零零四年开始，他在西藏工作生活多年，乘飞机出入西藏六十多次，驾车出入西藏十多次，足迹遍布西藏数十个城市和乡镇，由此看到了一般中国民众全然不知的真实的西藏。
余驰曾经为当时的西藏自治区主席、后来升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白玛赤林以及西藏军区政委、司令、副司令和各地驻军高级将领的住宅设计、安装新式供暖系统。他亲身观察到各级官僚的专横任性、颐指气使，极少听取专业人士意见，自以为是，胡乱指挥，浪费大量劳力和金钱。他们极度腐败，普通公家单位使用的设备，标准被降低，施工质量也很差，以此中饱私囊；而他们自己家中的设备，却全都选用进口名牌。西藏的很多高级官员，不仅在拉萨拥有堂皇的官邸，还在林芝等地拥有度假别墅，同样极尽奢华。在高级官员家中施工时，他看到其家中堆满名画古董——他特别提到一个具有西藏特色的细节：很多高高官和将军家中储藏室摆满一麻袋一麻袋的虫草，虫草这种只产于西藏的珍贵药材，市面价格超过十万元一斤，一麻袋虫草少说也价值数百万元。白玛赤林是典型的“藏奸”，他曾声称，自治区内没有任何居民、僧人与尼姑自焚，却又谴责“达赖集团煽动自焚是不道德、不人道的行为”。很多高级官员从西藏离任时，人们送给他们的是“十亿某某”的称号。
余驰利用工作余暇走访了很多寺庙和普通藏族人家。他发现，尽管北京声称每年都给西藏大笔援建资金，但这些钱大部分都被到西藏淘金的汉族官商据为己有，藏人得到的实惠很少。他去过很多藏人家中，完全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根本达不到脱贫的标准。许多藏人家中唯一的财产就是放牧的牦牛，这些牦牛只能让他们得到基本的温饱。从西藏到四川康巴藏区，大量青壮年藏族人实际上都是处于失业状态，赖以生存的技能非常有限，对中共经济上的竭泽而渔和充满种族歧视的殖民统治敢怒而不敢言。他们尊崇达赖喇嘛，盼望达赖喇嘛早日回到西藏，很多人家中珍藏着达赖喇嘛的照片。除了白玛赤林这样的高级官员，他从未听过任何藏人说达赖喇嘛的坏话。有一次，他来到西藏与尼泊尔的边境地带，当地藏人指着不远处的雪山告知，那边有几条小路，可通往尼泊尔，再进入印度，然后到达兰萨拉，他们的很多亲友就是如此逃亡到藏人心中的新圣地。看来，中共半个多世纪以来对达赖喇嘛的妖魔化文宣并未收到什么效果。
藏人的厄运已然拷贝到所有中国人身上
二零零八年三月，中共血腥镇压了藏人的抗议活动，当时正在西藏的余驰亲眼目睹了镇压的惨状，他没有赶上六四屠杀，但作为摄影爱好者，这次悄悄用镜头拍摄了大量中共军警镇压和抓捕和平示威民众的场景。基于安全原因，他不敢公开表达对藏人的支持和对中共的反对，却用这种方式记录下即将被中共迅速歪曲和改写的历史真相。
从二零零八年起，尤其是二零一一年陈全国主政西藏之后，采取铁腕政策治藏，在拉萨市内，每几百米就设立一个警察岗亭，里面安排武警、警察、协警及社区工作人员，严密监控周边动静。原本可以自由出入的一些大型寺庙门口，都设置武装检查站，有狼牙棒式的围栏，甚至在旁边建立军营。布达拉宫前的广场，原来提供给从各地前来朝圣的信徒顶礼膜拜，如今只划出一小块区域给朝圣者使用，警察仔细盘查朝圣者的身份证件并予以训斥羞辱。就连普通的加油站，也重重设防，必须出示身份证件才能加油。即便是偏远地区的小寺庙也设置了所谓的工作组，凌驾于寺庙原有的管理系统之上，僧侣的宗教信仰自由被剥夺，连人身自由也受到严格限制。
余驰也亲眼目睹陈全国出行的大阵仗，多辆警车开道，用警笛和高音喇叭驱赶道路上的普通车辆和行人，这种场景在中国其他省份也很难看到，其他省份的封疆大吏大都不敢如此张扬。陈全国正是靠着残酷和杀伐，得到习近平的赏识，从西藏调任新疆，将在西藏的高压政策变本加厉地拿到新疆使用，打造出一套超过纳粹集中营和苏联古拉格的镇压系统，囚禁数百万维吾尔人。
余驰结束在西藏的工作之后，回到成都的家中，却发现极权主义的阴影已然笼罩在中国每一片土地上——他想去参加成都的家庭教会，却发现秋雨圣约教会等家庭教会遭到打压与扫荡，成都基督徒的命运跟西藏佛教徒的命运并无二致。在他工作的大型央企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他身为高级工程师和楼宇公司副总经理，是唯一非共产党员的高管，曾对永无休止、装腔作势的党组会议公开表达意见——党的会议不应占用正常的办公时间和办公地点，更不应当强迫非党员参加。由此，他受到上级的斥责和打压。
余驰不愿意成为一个失去不服从能力的“组织人”。用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心理学家弗洛姆的话来说，纳粹屠夫艾希曼就是一个“组织人”的代表，是一个异化的官僚，对他来说，男女老少仅仅是一串数字，人们可以从艾希曼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甚至都意识不到自己正在服从的事实。在与纳粹德国愈来愈相像的中国，余驰身边的人们都对西藏和新疆正在发生的种族迫害和种族灭绝视而不见。
然而，大部分中国人没有想到，陈全国模式或者说习近平模式，很快从西藏复制到新疆，再从西藏、新疆复制到全中国，包括被中国重新劣质殖民的香港。在香港，连出版一本儿童绘本都会被捕入狱。而在习近平以防疫为名开展的清零封城暴政中，很多人终于意识到，藏人、维吾尔人、香港人的厄运，也会在自己身上重演，正像英国诗人约翰·多恩所说：“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都是整片大陆的一部分，没有人是完全的自己，而总是社会全体的一部分。当丧钟为他人响起，你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是为你而鸣。”
为了将自己拍摄的关于西藏镇压的真相带到自由世界发表、传播，为了揭穿中共的谎言和暴力，也为了自己与家人能过上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生活，五十出头的余驰决定放弃在中国看似成功的职业和事业，全家逃离中国，与极权政府决裂。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一旦做出这个决定，他立刻变得无比轻松。他说，在美国做一个空调修理师或卡车司机，比在中国做一个带着面具的高级工程师和公司总经理幸福。他是如今已经润出中国或正要润出中国的优秀人才中的一员。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如弗洛姆所说：“人类究竟是否有未来，文明究竟是否会终结，端赖我们是否能秉持怀疑的能力、批判的能力和不服从的能力。”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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