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客（Frank Dikötter），荷兰人，中国历史学家，现任香港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教授中国近代史。2011年，他写下一本《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的中国浩劫史》，记述65年前由毛泽东一人所发动的中共“大跃进”运动的过程与秘辛。冯客研读中共陆续解密的各方档案千馀件，其中包括各省市地方档案、公安部门的机密报告、未经删节的重要领导人谈话，大规模死人事件分析等等，推翻了先前估计这场运动造成1千5百万到3千2百万非正常死亡的数字，认为这场灾难比先前说法严重许多：从1958年到1962年间，这场大跃进运动至少造成4千5百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
许多史学家把这段历史称为“大饥荒”，但冯客对这说法非常不以为然。他表示，“饥荒”好像代表死亡是由于经济计划匆匆上马，执行不善的无心之失，但事实上，大跃进期间的高压、恐怖与制度性暴力无所不在，连中共自己汇整的报告里，就有6%到8%的死者是遭到酷刑或直接处决，仅此一项就达250万人，其他还包括被有意克扣食物而饿死的，许多因为不劳动就无法得到维持生命的食物而活活被整死的。
这场为了“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政治社会运动造成人类历史上对财产最大程度的破坏，远超过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一次轰炸。冯客说，人人都在偷工减料，盲目追求更高的产量，生产出的劣质品堆积在铁路两旁形同废物，腐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根纤维，从酱油到水坝一起变质，谷物堆积在尘土飞扬的阡陌之间，而人们则是啃树根或泥巴果腹，最严重时甚至“人相食”。
数千万人枉死，有人为此负责吗？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里，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因批评大跃进政策而遭到毛泽东整肃，支持彭德怀意见的中共元老黄克诚等人也全部受牵连，史称“彭德怀反党事件”，大跃进政策并未能及时煞车。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里，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批评大跃进政策，再度引来毛的警惕与不满，也成为毛后来发动另一场大灾难“文化大革命”的远因，文革的目的其实是为了“革所有在大跃进期间反对他（毛泽东）的人的命”。
马英九的祭祖行程来到尾声，短短几天的行程里，他已经哭了4次。来到南京中山陵，他看到总理孙中山铜像数度哽咽；前往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他直呼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受访时又一度哽咽；回到湖南祭祖，念起未曾谋面的祖父遗训，他拿起手帕拭泪；去到抗日名将张自忠陵园祭拜，他在张自忠雕像前伫立良久，就在导览人员讲解期间，他又数度眼眶泛红，甚至拿出手帕拭泪。
马英九情感丰富、容易掉泪，在台湾政坛是出了名的，外界或许毋须争辩马英九感情流露背后的真假。不过，台湾政坛在争辩前总统到中国大陆有没有“勇敢”说出中华民国之际，不能不注意到，马英九这趟祭祖行程显然是经过高度严格地拣选。共产党让马到民国遗迹去怀想中华民国，但绝不容许任何象征中华民国法统正朔的字眼出现在大众视频；共产党在马的行程里取国共两党共同的抗日经历，却不容有任何当年国民政府“剿匪”的符码；一样是国民政府军的名将，共产党让马去祭拜来自西北军系、早死的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却绝不容许你摆上正黄埔四期、在1947年孟良崮战役里战死的74师师长张灵甫。
过去一世纪，中国是一个灾难的土地，若以人命为基准，死在共产党的暴政与乱政之下的，其实数倍于对日抗战。就以马英九父亲的老家湖南为例，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的研究，在1958年到1962年的大跃进期间，湖南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就达到248万，约占当时全湖南人口数的6.8％，是全国第四严重的省分。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也记载，刘少奇就是在“七千人大会”引用湖南农民“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暗自顶撞毛泽东，为自己惹来后来的灾厄。
短短4年，4千5百万条人命灰飞烟灭，这不仅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也被公认是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而中国共产党否认淡化这段历史，大量死去的人命就像是被抹去的蝼蚁，无人负责；迄今，被视为元凶首恶的毛泽东肖像仍挂在天安门广场，理念被后继的共产党人奉为圭臬，其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依旧无可动摇。若要谈中国人被欺负被践踏的命运，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一切更加悲摧乖舛。
马英九的眼泪有多少重量？当然要视其对是非正义的标准是否一致而定。马英九能在共产党的安排下，自在地走访抗日纪念馆，为当年流离失所的中国人而哽咽，诅咒“专炸平民”的日本人后来得到“报应”；但同样的人命，有谁为这60年前被饿死虐死的4千5百万中国人掬一把同情之泪呢？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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