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月开始据称为期一年的医疗腐败诊治，被三座大山之一”看不起病”压迫多年的中国公众本应叫好，但结果却出人意外，国内网络因为受控于官方，海外中文网络却出现了为受惩治者抱不平的声音。作为关注中国腐败治理长达几十年的研究者，无论如何不认为这对中国社会是种福音。
在此有必要先回顾一下习近平整治房地产市场与教辅市场的情况，这样便于理解整治医疗腐败的现状。
反腐：官媒叫好，民间与海外奚落
早在1990末，我就说过，中国三大行业的腐败，将导致整个社会无可救赎：
一是律师、法官、检察官这个被赋予维护社会公正使命的法律共同体（民间称为“黑蛇”，因法袍黑色得名）；二是教育行业，这个行业被称为“塑造人类灵魂”（得名“眼镜蛇”）；三是医疗行业，这个行业的使命是治病救人（因医护人员着白大褂得名“白蛇”）。
中国的法律共同体腐败，从法院一系来看，已经有三位原最高法院副院长贪腐受贿案（2009年黄松有案、2017年奚晓明案、2022年沈德咏案）作为本时代法官腐败的铁证。这个共同体腐败难以惩治，原因在于权力太大，而且“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舆论监督太空，纪委监督太晚”。医疗、教育两大行业则早在世纪之交就成为压在中国人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当中的两座（另一座是住房）。
按道理，民怨集中之行业受到整肃，应该出现“小民鼓掌，咸与称庆”。但从习近平当政以来，所有的反腐反行业腐败垄断行动，舆论基本上两张皮：国内媒体一律叫好，国外媒体则从权力斗争、打击政敌等方面评价，基本无视腐败本身，最后还莫名其妙地出现同情腐败者声浪。到了习近平“反新三座大山”的行动，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不过，看起来一样的负面评价，内里原因却很不相同。
整治房地产意在抑房价，百姓痛惜家庭财富缩水
大概从2020年开始，习近平将执政主题调整为解决民生，整治给老百姓带来沉重压力的“新三座大山”，先从房地产入手。
房价收入比证明中国的房价确实太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显示，到2019年，中国平均的城市房价收入比已上升至9.1。据加拿大城市改革研究所(Urban Reform Institute)和公共政策中心(Centre for Public Policy)的一份报告，2019年美国和加拿大的房价中位数是收入中位数的四倍，而澳大利亚房价中位数是收入中位数的六倍。许多城市家庭因购房而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基于此，习近平发话：房子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炒的，想通过打击炒房让房地产市场降温并降价，让人们买得起房子。
但是，中国的住房自有率已经相当高，抑制房价就伤害到房屋拥有者的家庭财富帐面资产。2019年10月中下旬，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课题组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3万余户城镇居民家庭的资产负债情况进行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城镇住房拥有率达到96%。德邦证券2022年7月报告《迎接存量房时代：中国住房供需十年变动》中称，2020 年中国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为 73.8%；任泽平团队2018年报告《中国住房存量测算：过剩还是短缺》，中国城镇居民约70%居住在自有住房。这三组数据均高于全球主要大国，中国家庭住房拥有率堪称全球第一。
根据全球经济指标网的数据，发达国家的住房自有率大部分在60%左右，截止2017年年底，日本为61.9%，加拿大为66.5%，英国为64.2%，法国为64.9%。美国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底美国住房自有率为65.1%。
上述数据说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兴盛，其实不是依靠城市居民的居住要求，而是炒房需求。这种自有住房率偏高的情况，再加上住户对政府征收房地产税的预期，压抑炒房，必然压抑需求，导致房价下降。这一来，必将导致大部分城市居民不满，因为据2017-2021的历年《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 居民家庭房产净值占家庭人均财富的70%左右，房价下跌，导致家庭帐面资产缩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买房的主要目的虽然是为了居住，其次是为了保值，更何况许多人的房子是掏空了六个钱包（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才买上的，一旦房产贬值，对人的心理影响极大。
以上就是习近平近年针对第一座大山——房地产市场的打击导致中国人严重不满的原因。毕竟，在市场萧条期买房的是少数人，他们也不见得感谢中国政府的房地产调控。更重要的是，地方财政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不会因整治这个市场而消失。
至迟从去年开始，中国各地政府又开始专注发展房地产，为振兴房地产经济鼓与呼的文章时常见于媒体。
整肃教辅系统，最后整出了地下市场
中国教育这30年当中经历了巨大变化，但其中教育供给远远跟不上教育需求的变化。一二三线城市基本都有政府长期倾斜投入养成的少数优质公立学校，大城市与省会城市一般也有优质私立学校。这些学校实行考试择优录取，以保证生源质量。家长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都会投入大量金钱，让孩子接受课外辅导，这就导致课外教辅事业非常发达。其结果就是有势力有钱家庭的孩子，占用了学校内外几乎全部优质教育资源。习近平为了实现教育公平，于2021年开始全面落实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和“公民同招”（公办与私立学校同招，实际上是禁止私立学校提前招生“掐尖”）。实行两年后，教育界人士表示，受政策影响最大的是各地的优质民办中学，因为新政策下，这些学校不得以任何考试为依据招生，原则上也不能跨区招生，实际意味着不能再公然争夺优质生源了。
这个“就近入学、公民同招”确实有利于普通市民，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影响极为深刻的中华文化中，就算社会精英们有意见，但对这条教育改革，还真没法多批评。但清华、北大、复旦等优质高校招生有限，在正规教育之外，家庭竞争还体现在按钱提供质量的教辅上。上海消费者保护组织在202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北京、上海和深圳，有4至17岁孩子的家庭中，78.4%参加过课外辅导，只是按质论价，根据费用多寡提供不同质量的教辅。习近平治下教辅行业遭遇团灭，这就是无视社会需求分层需要，过于一刀切了。即使在美国，也是纳税人供养的公立学校保证教育公平，私立学校保证质量。
中国家长的人生目标当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课外辅导遭遇团灭，这无异于彻底消灭教育的阶层差异，在一个事实上的等级社会当中，很难获得掌声。中国的教育是举家体制，没有倾家集中资源供养，仅凭公立教育很难进入Top10的大学，优质公立学校附近的普通市民人数有限，这种受益还需要孩子努力，因为目前的教育竞争，学校教育最多决定一半，另一半在于课外辅导的投入。
基于上述因素，尽管中国政府宣称整顿教辅行业的目的一是为家庭减轻负担，为过度疲劳的学生和面对辅导费用的家长减负。二是为了遏制这个规模曾高达1000亿美元教育行业中被认为的“资本无序扩张”，但在社会上升管道依旧的状态下，无法扼止对教辅的需求。结果适得其反，
不合理的事情终须矫正。教辅行业虽然受到打击，但庞大需求仍然存在，据彭博社今年7月在《中国教辅行业整顿效果存疑 地下辅导班费用水涨船高》（China’s $100 Billion Tutoring Ban Backfires, Spawning Black Market）这篇报道中所言，通过对上海和深圳等城市的几位家长的采访发现，许多家庭在课外辅导方面的支出实际上是增加了，面对面辅导课现在的开销比以前最多高出了50%。尤其是暑假开始以来，今年这个暑假是中国取消防疫措施之后的第一个暑假。急切想让孩子在学习上领先的家长们表示，只要高中和大学的升学制度还在，就绝对没有办法实现减负。
在习近平为中国人搬掉“新三座大山”的战斗中，对前两座大山——房地产市场与教辅市场的整治，最后整了一个寂寞。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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