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7月開始據稱為期一年的醫療腐敗診治，被三座大山之一”看不起病”壓迫多年的中國公眾本應叫好，但結果卻出人意外，國內網絡因為受控於官方，海外中文網絡卻出現了為受懲治者抱不平的聲音。作為關注中國腐敗治理長達幾十年的研究者，無論如何不認為這對中國社會是種福音。
在此有必要先回顧一下習近平整治房地產市場與教輔市場的情況，這樣便於理解整治醫療腐敗的現狀。
反腐：官媒叫好，民間與海外奚落
早在1990末，我就說過，中國三大行業的腐敗，將導致整個社會無可救贖：
一是律師、法官、檢察官這個被賦予維護社會公正使命的法律共同體（民間稱為「黑蛇」，因法袍黑色得名）；二是教育行業，這個行業被稱為「塑造人類靈魂」（得名「眼鏡蛇」）；三是醫療行業，這個行業的使命是治病救人（因醫護人員着白大褂得名「白蛇」）。
中國的法律共同體腐敗，從法院一系來看，已經有三位原最高法院副院長貪腐受賄案（2009年黃松有案、2017年奚曉明案、2022年沈德詠案）作為本時代法官腐敗的鐵證。這個共同體腐敗難以懲治，原因在於權力太大，而且「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輿論監督太空，紀委監督太晚」。醫療、教育兩大行業則早在世紀之交就成為壓在中國人頭上的「新三座大山」當中的兩座（另一座是住房）。
按道理，民怨集中之行業受到整肅，應該出現「小民鼓掌，咸與稱慶」。但從習近平當政以來，所有的反腐反行業腐敗壟斷行動，輿論基本上兩張皮：國內媒體一律叫好，國外媒體則從權力鬥爭、打擊政敵等方面評價，基本無視腐敗本身，最後還莫名其妙地出現同情腐敗者聲浪。到了習近平「反新三座大山」的行動，這種趨勢更加明顯。
不過，看起來一樣的負面評價，內里原因卻很不相同。
整治房地產意在抑房價，百姓痛惜家庭財富縮水
大概從2020年開始，習近平將執政主題調整為解決民生，整治給老百姓帶來沉重壓力的「新三座大山」，先從房地產入手。
房價收入比證明中國的房價確實太高。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顯示，到2019年，中國平均的城市房價收入比已上升至9.1。據加拿大城市改革研究所(Urban Reform Institute)和公共政策中心(Centre for Public Policy)的一份報告，2019年美國和加拿大的房價中位數是收入中位數的四倍，而澳大利亞房價中位數是收入中位數的六倍。許多城市家庭因購房而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基於此，習近平發話：房子是用來住的而不是炒的，想通過打擊炒房讓房地產市場降溫並降價，讓人們買得起房子。
但是，中國的住房自有率已經相當高，抑制房價就傷害到房屋擁有者的家庭財富帳面資產。2019年10月中下旬，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城鎮居民家庭資產負債調查課題組在全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對3萬餘戶城鎮居民家庭的資產負債情況進行調查，數據顯示中國城鎮住房擁有率達到96%。德邦證券2022年7月報告《迎接存量房時代：中國住房供需十年變動》中稱，2020 年中國城鎮居民住房自有率為 73.8%；任澤平團隊2018年報告《中國住房存量測算：過剩還是短缺》，中國城鎮居民約70%居住在自有住房。這三組數據均高於全球主要大國，中國家庭住房擁有率堪稱全球第一。
根據全球經濟指標網的數據，發達國家的住房自有率大部分在60%左右，截止2017年年底，日本為61.9%，加拿大為66.5%，英國為64.2%，法國為64.9%。美國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2019年底美國住房自有率為65.1%。
上述數據說明，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興盛，其實不是依靠城市居民的居住要求，而是炒房需求。這種自有住房率偏高的情況，再加上住戶對政府徵收房地產稅的預期，壓抑炒房，必然壓抑需求，導致房價下降。這一來，必將導致大部分城市居民不滿，因為據2017-2021的歷年《中國家庭財富調查報告》， 居民家庭房產淨值占家庭人均財富的70%左右，房價下跌，導致家庭帳面資產縮水。中國城市居民家庭買房的主要目的雖然是為了居住，其次是為了保值，更何況許多人的房子是掏空了六個錢包（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才買上的，一旦房產貶值，對人的心理影響極大。
以上就是習近平近年針對第一座大山——房地產市場的打擊導致中國人嚴重不滿的原因。畢竟，在市場蕭條期買房的是少數人，他們也不見得感謝中國政府的房地產調控。更重要的是，地方財政對房地產市場的依賴，不會因整治這個市場而消失。
至遲從去年開始，中國各地政府又開始專注發展房地產，為振興房地產經濟鼓與呼的文章時常見於媒體。
整肅教輔系統，最後整出了地下市場
中國教育這30年當中經歷了巨大變化，但其中教育供給遠遠跟不上教育需求的變化。一二三線城市基本都有政府長期傾斜投入養成的少數優質公立學校，大城市與省會城市一般也有優質私立學校。這些學校實行考試擇優錄取，以保證生源質量。家長為了讓孩子不輸在起跑線上，都會投入大量金錢，讓孩子接受課外輔導，這就導致課外教輔事業非常發達。其結果就是有勢力有錢家庭的孩子，占用了學校內外幾乎全部優質教育資源。習近平為了實現教育公平，於2021年開始全面落實免試就近入學全覆蓋和「公民同招」（公辦與私立學校同招，實際上是禁止私立學校提前招生「掐尖」）。實行兩年後，教育界人士表示，受政策影響最大的是各地的優質民辦中學，因為新政策下，這些學校不得以任何考試為依據招生，原則上也不能跨區招生，實際意味着不能再公然爭奪優質生源了。
這個「就近入學、公民同招」確實有利於普通市民，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影響極為深刻的中華文化中，就算社會精英們有意見，但對這條教育改革，還真沒法多批評。但清華、北大、復旦等優質高校招生有限，在正規教育之外，家庭競爭還體現在按錢提供質量的教輔上。上海消費者保護組織在2020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在北京、上海和深圳，有4至17歲孩子的家庭中，78.4%參加過課外輔導，只是按質論價，根據費用多寡提供不同質量的教輔。習近平治下教輔行業遭遇團滅，這就是無視社會需求分層需要，過於一刀切了。即使在美國，也是納稅人供養的公立學校保證教育公平，私立學校保證質量。
中國家長的人生目標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望子成龍、望女成鳳。課外輔導遭遇團滅，這無異於徹底消滅教育的階層差異，在一個事實上的等級社會當中，很難獲得掌聲。中國的教育是舉家體制，沒有傾家集中資源供養，僅憑公立教育很難進入Top10的大學，優質公立學校附近的普通市民人數有限，這種受益還需要孩子努力，因為目前的教育競爭，學校教育最多決定一半，另一半在於課外輔導的投入。
基於上述因素，儘管中國政府宣稱整頓教輔行業的目的一是為家庭減輕負擔，為過度疲勞的學生和面對輔導費用的家長減負。二是為了遏制這個規模曾高達1000億美元教育行業中被認為的「資本無序擴張」，但在社會上升管道依舊的狀態下，無法扼止對教輔的需求。結果適得其反，
不合理的事情終須矯正。教輔行業雖然受到打擊，但龐大需求仍然存在，據彭博社今年7月在《中國教輔行業整頓效果存疑 地下輔導班費用水漲船高》（China’s $100 Billion Tutoring Ban Backfires, Spawning Black Market）這篇報道中所言，通過對上海和深圳等城市的幾位家長的採訪發現，許多家庭在課外輔導方面的支出實際上是增加了，面對面輔導課現在的開銷比以前最多高出了50%。尤其是暑假開始以來，今年這個暑假是中國取消防疫措施之後的第一個暑假。急切想讓孩子在學習上領先的家長們表示，只要高中和大學的升學制度還在，就絕對沒有辦法實現減負。
在習近平為中國人搬掉「新三座大山」的戰鬥中，對前兩座大山——房地產市場與教輔市場的整治，最後整了一個寂寞。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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