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4日，在一个柏林原东德国安部旧址举行的讨论会上，当年在东柏林抗议北京暴力镇压的两名东德人，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叙述者之一是当年东德的一名反对派人士舍恩菲尔德(Andreas Schonfelder)。他从80年代中期起就致力于东德的环保运动。1989年春天，他和许多东德民众一样，十分关心天安门广场上示威者的命运，认为遥远东方的年轻人反抗极权的举动，有可能也为其他极权国家起到参考作用。
“六月中旬的一天早上，我要前往东柏林Prenzlauer Berg区，去参加音乐家约斯维希(Rex Joswig)的一个活动。约斯维希的乐队在当时东德小有名气，一个星期前刚刚因为在音乐会上号召全场观众为北京镇压的死难者默哀而被东德政府下令禁止演出。结果还在半路上，我们就被国安部拘捕了。我记得很清楚，审讯时，他们用恐吓的口吻说，‘真可惜，民主德国已经在几年前废除了死刑。’”
另一名当年东德的“异议人士”希尔斯贝格(Stephan Hilsberg)也讲述了自己的六四经历。他说，许多东德民众都对官方媒体“坚决支持中国政府镇压反革命暴乱”的口径非常不满，他们也都从西德广播电视节目了解到北京发生了流血镇压。“关注了好几个星期，结果却是这样，我们因此非常悲伤，同时也非常愤怒。当时我们有一点很明确：为了表示对中国年轻人团结的敬畏，我们决不能被东德政府的威胁所吓倒。”
希尔斯贝格所在的教会在进行和平运动中拟就了一封抗议信，原计画是由希尔斯贝格直接送到中国驻东柏林大使馆。“不过，我驾车接近大使馆时，就发现有便衣警察在抓捕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塞进卡车。我当然不想进监狱，于是没有停车，而是驶离了中国使馆，找了一个邮筒，把抗议信邮寄出去。”
他介绍说，当年六月，北京的流血事件发生后，大多数东德民众都不知道自己国家的今后命运究竟如何。“我自己也很迷茫，只清楚一点：社会应该民主、开放，但是这绝不可能在执政的统一社会党治下实现。同时我也明白，光靠抗议是不够的，一定要有建设性的方案。”
舍恩菲尔德当年担心，天安门广场上的镇压，将会对东德的反对派形成重击。“我当时就想：从现在起，局势将会变得很艰难。我们倒不是担心苏联会武装干涉，我们最担心的是东德当局会否采用所谓的‘北京方案’。”
希尔斯贝格认为，东德政府没有采用“北京方案”，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一些东德高官在两德统一后所宣称的那样，是因为害怕一旦发生流血事件，就会在国际社会上遭到孤立，“这确实可以说是‘北京方案’所带来的教训。但是这并非出于人道的考虑，而是因为理性的算计。毕竟当年东德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了。”
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汉学家余凯思(Klaus Muhlhahn)也参加了此次讨论会。他认为，不论东德政府出于何种原因没有采用“北京方案”，东德、乃至东欧的民众，都受到了中国示威学生的鼓舞。“要是没有这些抗议的中国年轻人，东欧民众也许不会有那么大的勇气。”
舍恩菲尔德还呼吁，三十年后的今天，西方依然要警惕新型“北京模式”。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形态依然是六四镇压后的模式，而这种模式目前正在全球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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