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的鮮血推倒了柏林牆？

2019年6月4日，在一個柏林原東德國安部舊址舉行的討論會上，當年在東柏林抗議北京暴力鎮壓的兩名東德人，講述了自己的親身經歷。

敘述者之一是當年東德的一名反對派人士舍恩菲爾德(Andreas Schonfelder)。他從80年代中期起就致力於東德的環保運動。1989年春天，他和許多東德民眾一樣，十分關心天安門廣場上示威者的命運，認為遙遠東方的年輕人反抗極權的舉動，有可能也為其他極權國家起到參考作用。

「六月中旬的一天早上，我要前往東柏林Prenzlauer Berg區，去參加音樂家約斯維希(Rex Joswig)的一個活動。約斯維希的樂隊在當時東德小有名氣，一個星期前剛剛因為在音樂會上號召全場觀眾為北京鎮壓的死難者默哀而被東德政府下令禁止演出。結果還在半路上，我們就被國安部拘捕了。我記得很清楚，審訊時，他們用恐嚇的口吻說，『真可惜，民主德國已經在幾年前廢除了死刑。』」

另一名當年東德的「異議人士」希爾斯貝格(Stephan Hilsberg)也講述了自己的六四經歷。他說，許多東德民眾都對官方媒體「堅決支持中國政府鎮壓反革命暴亂」的口徑非常不滿，他們也都從西德廣播電視節目了解到北京發生了流血鎮壓。「關注了好幾個星期，結果卻是這樣，我們因此非常悲傷，同時也非常憤怒。當時我們有一點很明確：為了表示對中國年輕人團結的敬畏，我們決不能被東德政府的威脅所嚇倒。」

希爾斯貝格所在的教會在進行和平運動中擬就了一封抗議信，原計畫是由希爾斯貝格直接送到中國駐東柏林大使館。「不過，我駕車接近大使館時，就發現有便衣警察在抓捕像我一樣的年輕人，塞進卡車。我當然不想進監獄，於是沒有停車，而是駛離了中國使館，找了一個郵筒，把抗議信郵寄出去。」

他介紹說，當年六月，北京的流血事件發生後，大多數東德民眾都不知道自己國家的今後命運究竟如何。「我自己也很迷茫，只清楚一點：社會應該民主、開放，但是這絕不可能在執政的統一社會黨治下實現。同時我也明白，光靠抗議是不夠的，一定要有建設性的方案。」

舍恩菲爾德當年擔心，天安門廣場上的鎮壓，將會對東德的反對派形成重擊。「我當時就想：從現在起，局勢將會變得很艱難。我們倒不是擔心蘇聯會武裝干涉，我們最擔心的是東德當局會否採用所謂的『北京方案』。」

希爾斯貝格認為，東德政府沒有採用「北京方案」，某種程度上也確實如一些東德高官在兩德統一後所宣稱的那樣，是因為害怕一旦發生流血事件，就會在國際社會上遭到孤立，「這確實可以說是『北京方案』所帶來的教訓。但是這並非出於人道的考慮，而是因為理性的算計。畢竟當年東德的經濟已經瀕臨崩潰了。」

柏林自由大學副校長、歷史學家、漢學家余凱思(Klaus Muhlhahn)也參加了此次討論會。他認為，不論東德政府出於何種原因沒有採用「北京方案」，東德、乃至東歐的民眾，都受到了中國示威學生的鼓舞。「要是沒有這些抗議的中國年輕人，東歐民眾也許不會有那麼大的勇氣。」

舍恩菲爾德還呼籲，三十年後的今天，西方依然要警惕新型「北京模式」。他認為，中國的政治形態依然是六四鎮壓後的模式，而這種模式目前正在全球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