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前，我还在广州当警察的时候，经手了一单手段很恶劣的抢劫、杀害性工作者的案件。三个在发廊中工作的姑娘，两死一伤。这个案子侦办期间，我去医院专门看望幸存下来的那个姑娘，想了解一些细节的东西，写一篇案情分析。
但是这个只有17岁的姑娘却没有跟我谈案情。她无力的躺在病床上，缓缓的给我说起她窘迫的人生经历——在西北五线小县城长大，为了几十块的书本费辍学，为了几块钱的饭钱被人嫌弃，一百多块的城中村房租都交不起只能去了发廊工作……等等。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但对于当时也很年轻的我来说，很难听进去，近似于一种职业麻木，觉得她言不及义——因为这不是案情分析的内容。
她也察觉到了我不太在意的眼神，失望的说：
“你没有穷过，永远不懂贫穷的感觉。”
我当时确实不懂，但却记住了这句话。很多年之后已经饱经沧桑成了中年大叔的我某天突然想起她的话，感到非常难过。很抱歉时过境迁、白云苍狗，我才完全理解。
想起这个故事是因为几天前看到《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那个来自山东威海的一个人养全家老少6口的父亲，为了谋生，18天中往返于20多个不同的地点和工地，而且还经常工作至凌晨。说这样的底层人生像狗可能狗都不同意——只能说是不如。
更让人唏嘘的是，他如此卖命打工的最大动力，就是寻找自己2020年8月失踪的儿子，他去派出所报案，希望警方能通过手机定位、视频监控找到儿子，结果处处碰壁，老婆在派出所门口哭了两天，人家根本置之不理。来回推诿中，事情过了三个月才立案。至今无果。
疫情中的大数据已经精准到可以把他18天中的生活、工作轨迹事无巨细的挖出来，在哪停留和谁接触干了什么甚至都可以精确到几点几分，却找不到也没有人去找他失踪15个月的儿子。
如果不是因为在权贵集中的北京染疫，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样一个底层民工的存在，也不会有人关心他的生活轨迹，他的挣扎和痛苦，除了引发同样挣扎的人群的共鸣，恐怕并不会为他带来更多的希望。
我们也许没有奔命到他那样的程度，也许还没有丢过孩子，但是这一次，我们都能读懂。
如果我能够做一些补充的话，那就是一个如此勤劳的人，为什么还是如此的贫穷？导致他贫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或者，即便他某天不贫穷了，那么不在流调关注中的他，能不能顺利的找回儿子？
前天我的朋友圈中有位远在科罗拉多的女士发了一个动态，恰好是关于美国的底层的。她是护士，她有一个叫做Tracy的女同事，想从全职工作改为兼职，征求她的意见。
Tracy因为丈夫亡故，她带着一个儿子，政府给了每月3200美元的补助，确保她在低收入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衣食无忧。但一旦她的收入超过了某个限度，这个补贴就不能领了。而因为疫情，护士是目前美国工资涨幅前列的职业，全职收入非常可观，甚至超过医院管理人员。所以Tracy如果全职，她的收入肯定就会超过标准，如果兼职，则不仅能轻轻松松保证一部分收入，还可以继续享受政府的高额补贴……
一个美国的孤儿寡母，不是想怎么挣扎着活下去，而是想的是怎么好好躺平，生活怎么安逸怎么来……
也许这两个故事没有什么关联，但我总是忍不住把那个狗都不如的中年父亲和美国单亲联系起来。论勤劳论智慧，那个中年人一点不差，可命运就是如此不同，那么到底命运差在了哪里？投胎技术吗？
我今天啰嗦一下，再讲一个故事。
振奎是贵州毕节的一个农民。文革中，他的妻子某夜急病，他赶着马车拖着妻子连夜赶路70里到县城求医。医院看人已经几近休克，觉得也救不活，干脆关门拒诊。
振奎是个老实巴交的生活在乡下的底层农民，一辈子也没有接触过县城人物，哪怕是一个小干部。他不忍心看妻子就此死去，就把马车赶到了县政府门口，等了大半天，运气很好，恰好等到了县长来上班。振奎开始并不知道他是县长，见了来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抓住，苦苦求情。县长开始很难为情，后来随口问了一下振奎的家庭情况，振奎就说有一个儿子正在部队当兵，是个连长。县长当即打电话给医院安排就诊。
振奎的妻子就此得救。
这个故事是我听振奎说的。因为他是我爷爷。那个在部队当连长的，是我的父亲。
爷爷生前给我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总是感谢县长，我当时很难过，忍住了一句话不想讲：如果你没有提你的儿子在部队当连长，恐怕故事就不是这样了。
底层之悲，概莫能外。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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