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前，我還在廣州當警察的時候，經手了一單手段很惡劣的搶劫、殺害性工作者的案件。三個在髮廊中工作的姑娘，兩死一傷。這個案子偵辦期間，我去醫院專門看望倖存下來的那個姑娘，想了解一些細節的東西，寫一篇案情分析。
但是這個只有17歲的姑娘卻沒有跟我談案情。她無力的躺在病床上，緩緩的給我說起她窘迫的人生經歷——在西北五線小縣城長大，為了幾十塊的書本費輟學，為了幾塊錢的飯錢被人嫌棄，一百多塊的城中村房租都交不起只能去了髮廊工作……等等。我不知道她為什麼要跟我說這些，但對於當時也很年輕的我來說，很難聽進去，近似於一種職業麻木，覺得她言不及義——因為這不是案情分析的內容。
她也察覺到了我不太在意的眼神，失望的說：
「你沒有窮過，永遠不懂貧窮的感覺。」
我當時確實不懂，但卻記住了這句話。很多年之後已經飽經滄桑成了中年大叔的我某天突然想起她的話，感到非常難過。很抱歉時過境遷、白雲蒼狗，我才完全理解。
想起這個故事是因為幾天前看到《流調中最辛苦的中國人》。那個來自山東威海的一個人養全家老少6口的父親，為了謀生，18天中往返於20多個不同的地點和工地，而且還經常工作至凌晨。說這樣的底層人生像狗可能狗都不同意——只能說是不如。
更讓人唏噓的是，他如此賣命打工的最大動力，就是尋找自己2020年8月失蹤的兒子，他去派出所報案，希望警方能通過手機定位、視頻監控找到兒子，結果處處碰壁，老婆在派出所門口哭了兩天，人家根本置之不理。來回推諉中，事情過了三個月才立案。至今無果。
疫情中的大數據已經精準到可以把他18天中的生活、工作軌跡事無巨細的挖出來，在哪停留和誰接觸幹了什麼甚至都可以精確到幾點幾分，卻找不到也沒有人去找他失蹤15個月的兒子。
如果不是因為在權貴集中的北京染疫，我們根本不知道這樣一個底層民工的存在，也不會有人關心他的生活軌跡，他的掙扎和痛苦，除了引發同樣掙扎的人群的共鳴，恐怕並不會為他帶來更多的希望。
我們也許沒有奔命到他那樣的程度，也許還沒有丟過孩子，但是這一次，我們都能讀懂。
如果我能夠做一些補充的話，那就是一個如此勤勞的人，為什麼還是如此的貧窮？導致他貧窮的根本原因是什麼？或者，即便他某天不貧窮了，那麼不在流調關注中的他，能不能順利的找回兒子？
前天我的朋友圈中有位遠在科羅拉多的女士發了一個動態，恰好是關於美國的底層的。她是護士，她有一個叫做Tracy的女同事，想從全職工作改為兼職，徵求她的意見。
Tracy因為丈夫亡故，她帶着一個兒子，政府給了每月3200美元的補助，確保她在低收入的情況下依然可以衣食無憂。但一旦她的收入超過了某個限度，這個補貼就不能領了。而因為疫情，護士是目前美國工資漲幅前列的職業，全職收入非常可觀，甚至超過醫院管理人員。所以Tracy如果全職，她的收入肯定就會超過標準，如果兼職，則不僅能輕輕鬆鬆保證一部分收入，還可以繼續享受政府的高額補貼……
一個美國的孤兒寡母，不是想怎麼掙扎着活下去，而是想的是怎麼好好躺平，生活怎麼安逸怎麼來……
也許這兩個故事沒有什麼關聯，但我總是忍不住把那個狗都不如的中年父親和美國單親聯繫起來。論勤勞論智慧，那個中年人一點不差，可命運就是如此不同，那麼到底命運差在了哪裡？投胎技術嗎？
我今天囉嗦一下，再講一個故事。
振奎是貴州畢節的一個農民。文革中，他的妻子某夜急病，他趕着馬車拖着妻子連夜趕路70里到縣城求醫。醫院看人已經幾近休克，覺得也救不活，乾脆關門拒診。
振奎是個老實巴交的生活在鄉下的底層農民，一輩子也沒有接觸過縣城人物，哪怕是一個小幹部。他不忍心看妻子就此死去，就把馬車趕到了縣政府門口，等了大半天，運氣很好，恰好等到了縣長來上班。振奎開始並不知道他是縣長，見了來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抓住，苦苦求情。縣長開始很難為情，後來隨口問了一下振奎的家庭情況，振奎就說有一個兒子正在部隊當兵，是個連長。縣長當即打電話給醫院安排就診。
振奎的妻子就此得救。
這個故事是我聽振奎說的。因為他是我爺爺。那個在部隊當連長的，是我的父親。
爺爺生前給我說這個故事的時候總是感謝縣長，我當時很難過，忍住了一句話不想講：如果你沒有提你的兒子在部隊當連長，恐怕故事就不是這樣了。
底層之悲，概莫能外。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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