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历史因缘（下）

当时，中国还处于中共长期的宣传和管控之下，社会主义还被认为是中国发展的方向，共产党的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将中国的问题归结为共产党政策的左右之争。根本不敢触动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虽然思想解放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在守旧势力的强大压力之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不能深入讨论下去，只能浅尝辄止，草草收场，对文革悲剧的制度和思想根源并不能深入探讨。

作为体制内的改革派，党的政策的的制定者和参与者，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共产主义理论的荒谬性，不可能认识到极权主义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的根本冲突，更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他们认识和分析问题所依据的思想武器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就使他们时时陷入了理论的误区和思想的困境。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看到专制的危害又必须自觉的维护这种制度，认识到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危害但又必须维护新的邓小平的权威。改革政治体制不敢触动党的领导，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上的困境决定了他们行动上的软弱性，当谈到极左路线的危害时，他们慷慨激昂，态度似乎很坚决，但一旦接触到党的领导和社会制度问题的实质，他们就不知如何是好，常常犹豫不决，模棱两可，左右为难，始终缺乏改革家所应有的决绝和勇气。

而党内顽固派大不一样，邓小平，陈云等人都曾经是党内高层核心人物。虽然他们曾受到毛泽东的排挤，但他们都是体制内的重要人物，也是毛泽东高超的统治艺术的忠实粉丝，他们深谙暴力和专制对他们政权的重要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他们的命脉所在。邓小平曾是毛泽东的内定的接班人选之一，他的基本思想和毛泽东差别并不大，在坚持共产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点上和毛泽东是完全一致的。在文革中两次被毛泽东打倒，为他赢得了部分民心，也成了他以后的政治资本。他曾提出过政治体制改革的口号，但这只是一种策略上的需要，他需要向世人展示一个有远见的领导人和改革者的形象，以此来击败他的政治对手。通过反对两个凡是，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和对越战争等一系列政治和军事的手段，轻易的从华国锋手中夺过最高权力。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的改革就是纠正左倾错误，解决经济困境的权宜之计，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改善和更加强化共产党的领导。他可以同意你重新评价毛泽东，同意你否定文革，甚至同意你探讨体制中的弊端，探讨改革问题，但是他绝对不允许你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共产党所建立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因为，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一生，与这个党，与这个制度血肉相连，与这个制度的许多弊端都密切相关，否定了党的领导，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否定了他们的一生，否定了他们为之终身奋斗的事业。在他们心中，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国无论怎么发展都绝对不能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更不能将中国发展为资本主义。多党制，三权分立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邓小平就定下了四项基本原则，将改革开放限定在一党专政的框架之内。

尽管毛泽东的极端做法遭到了破产，但毛泽东这面旗帜他们是不能丢的，否则他们就会陷入信仰崩溃之中。邓小平用他惯用的手法，提出全面准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巧妙的掩盖了毛泽东的错误，而使共产党的思想信仰在新的形式下得到了延续。中国重新回到了毛泽东式的治理模式。

共产党的专制性质决定了以领袖为中心的个人专断的必然性，邓小平在打败了华国锋等文革干部派以后，重新确立了以他为中心的领导核心，以他党政军的资历毫无悬念的成为了党的领袖，垄断了一切话语权。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权力牵制局面到此终结，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戛然而止。

共产党对专制理论早有研究，几十年的统治经验并秉承中国丰厚的专制传统，深知意识形态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深知：如果让当时热门的真理标准，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等理论问题深入讨论下去，就一定会暴露出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荒谬性，从而危及他们的统治，所以他们竭尽全力的开始攻击这些异端思想的苗头，用一切严厉的手段打击党内的开明派，终止了异化问题的讨论，开展了对“苦恋”等的文艺作品的批评，开展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为思想解放设置了重重禁区。

但禁锢的闸门一旦被打开，思想就会沿着他固有的逻辑前行。共产党可以在党内通过组织原则控制思想，任意编造所谓的社会主义理论，扼杀党内的先进思想，但无法挡住真理的光芒。当时的中国，思想解放已成燎原之势，大跃进，文革给中国造成的灾难是如此深重，思想的逻辑很容易追溯到灾难的元凶。中国人民追求民主和自由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民国时代，无数民主斗士和思想先驱已为民主自由在中国传播作了铺垫，即使在三十多年的中共的暴政也未能将其扑灭。在文革最黑暗的年代，中国仍有民主自由的思想火光在闪现。1977年，北京西单民主墙和北京之春民主运动，主张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要求保障人权，实行民主与法制。这让中国人在经受长期的封闭的毛式理论洗脑教育后，又听到了那心中向往已久而一直被严厉禁止的声音。魏京生的五个现代化以中国人民熟悉的政治和经济的明显的逻辑关系，有力的嘲讽了中共的四个现代化的的虚伪性，在人们心中引起了经久的反响。

尽管中国真正具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几乎被消灭殆尽，但文革后很多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逐步转变成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开始深层次的探讨中国问题，尽管他们都只能小心翼翼的，曲折婉转的提出他们的思想，但其思想深处，都无法回避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的问题。社会的实践也不断的引起人们的深思，为什么生产的发展总是与党的领导发生冲突？凡是经济发展快，生产恢复快的地方，大都是一些党的领导比较松弛的地区，一旦被领导重视，生机立即消失。人们怀疑社会主义制度，怀疑党的领导，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是很自然的事。对于文革的灾难和中国社会的弊病，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共产党政策的左右之争的解释。

随着经济的好转，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大量具有浓厚启蒙思想的书籍和刊物出版发行，西方主流文明思想开始在各地高校中传播开来

。对外开放的政策增加了与外国的交往，国外的新闻不断传来，中国公众大量接触到了曾经被认为是异己的，不可想象的文化和政治观念，中国人眼前展现出了关于现代社会的全新景观。人权。民主，自由选举，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三权分立等思想深深打动了中国人的心坎。

中国的八十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冲击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欣欣向荣，思想走向开放，民主自由的空气弥漫。但另一方面，当权者已从文革后的经济被动的局面走出，腰杆硬了，党的领导也在加强，保守的势力从新抬头，再次高唱着“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新旧势力都在不断前滋暗涨，思想矛盾被不断激化，冲突势所必然。

当权力重新被垄断，必然导致政治上走向反动，政治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停滞，党内的腐败也迅速蔓延。在高层的纵然下，权贵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意夺取财富，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贪污腐败，官倒现象，官僚权贵集团迅速壮大，引发了新的社会动荡和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

青年学生是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深受现代个人主义价值观影响，他们为社会取得的进步而欢欣鼓舞，也愿意为社会改革作出自己的努力，他们渴望一个更加自由的世界并准备为之奋斗。他们被热情所驱，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努力追求公平和正义。社会存在的贪污腐败官倒等现象和学生中成长的新理想主义严重冲突。但学生们没有像中国历史上那些，将社会的腐败仅仅归咎于某些贪官污吏，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他们能真正认识到这些腐败现象的根源所在，学生们认识到，只有民主法制，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他们走出校门，集会，游行，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的呼声切中当时的时弊，也直击权贵集团的核心要害。

这时的邓小平和党内那些元老，早已忘记了文革的痛苦，为压制党内迅速膨胀的自由化思想，邓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胡耀邦被罢免，方历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被整肃，学生运动被打压下去。但这种压制，是不可能让人信服的，反而加大和激化了矛盾。

1989年，冲突因胡耀邦的去世而突然爆发，胡是党内少有的思想较为先进领导人，对毛泽东的极左路线认识较为深刻，又因平反冤假错案而深得民众拥护。对学生他主张和平的解决，被认为是党内的开明派，人们对他被邓小平排挤一直不满，他的突然离世为民众聚集，发泄对当局的不满提供了机会，进而演化为一场大规模的民主运动。邓小平不惜调动几十万军队，用坦克开进北京城的极端残酷手法，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对付学生。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

“六四”运动是中国人民民主诉求的一次伟大的实践。以北京为主全国众多城市成千上万的学生，民众争取民主与自由的自发的请愿，抗议运动，学生静坐，绝食，表示了高度的爱国激情。对国家前途和人民福祉的深深关切，表现了中国人民心中蕴藏已久的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和不懈的追求。其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学生通过反官倒，反腐败，直接表达了他们的民主诉求，有别于中国历史上各种不敢触动统治者权威的公车上书，他们直接挑战了最高统治者的权威，对权贵集团作出了有力的抗争。运动宣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这是现代民主观念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结晶。

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不仅北京上百万群众自发的上街游行，支持学生，北京群众自发的阻拦阻止军队进京，就连一直被共产党牢牢控制的新闻机构，也在如实的报导事件的进程，甚至连北京的公安警察也深受感染。学生和人民群众在运动中表现的自觉和自律精神，令世人瞩目。学生们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勇于抗争的精神，可歌可泣，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六四”是中国人民的民主进程中的伟大丰碑，“六四”牺牲的英烈永垂不朽！

“六四“的参加者大部分都是衷心的拥护共产党领导，并充满爱国激情的学生。运动中他们也并没有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他们只是在反腐败，反官倒，要求新闻自由的口号下十分温和的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接受他们的意见只会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对于这样温和的政治诉求，邓小平却认为他们已无可退路，并不惜一切代价来镇压学生。这反映了中国政治的不可妥协性。民主政治和极权统治水火不相容。在中国，的统治历来是绝对的高高在上，其权威任何人不可冒犯。人们必须无条件的俯首帖耳，而号称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和中国专制统治者一脉相承，仇视人民为其本质。“六四”运动中本来存在很多和平解决的机会，但他们死死的抱住他们的权威不放，政治上毫不松口，连平等对话的机会都不给学生。中国的统治者为一己之私，攫夺权力是头等大事，其他什么都不重要。邓小平对国内的民主力量一直看不顺眼，早就想找个机会将国内民主力量彻底打垮，动用军队镇压可以说是蓄谋已久。

“六四”对全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使全世界人民认清了共产党极权统治的反动性质，八九年下半年苏联和东欧的巨变更是与中国发生的事件息息相关的，借助于现代传媒，共产党的暴行被当时还没有完全摆脱共产党控制的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人民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和中国人民有着类似的经历和相同的社会问题，中共的暴行引起他们的警觉和深思吗？当国内发生和中国同样性质的事件以后，他们的军队完全不愿顺从当局的意愿，毅然和人民站在一起，导致了苏联和东欧的解体，柏林墙倒塌。邓小平没有想到，是他的镇压加速了共产主义体系的彻底崩溃，他是真正的历史罪人。

“六四”之后，国内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骤然急停，反改革派又在悄悄行动，中国大有政治运动重新来临之际。邓小平为转移人民的视线, 缓和国内矛盾，提出了一些强调发展经济的口号，希望用发展经济手段和口号来冲淡人们的不满情绪，掩盖他们他们的罪行，为他们的血腥手段开脱。共产党从来都是政治挂帅，政治必须领先经济，现在不管姓社还是姓资，一味强调发展经济，其背后是政治上的虚弱心理，实际上已宣告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发展，造成这种进步的就是人民的力量，是“六四“运动汹涌澎拜的民主浪潮，”六四“学生的鲜血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六四”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分水岭，中国尽管经历了文革那样的灾难，但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中国人民仍然对共产党的充满信任。文革的灾难使体制的弊端彻底暴露，中国人民的思想觉悟也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同时中共内部还是保留了相当多的有良知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此时国际上资本主义在蓬勃发展，亚洲四小龙经济强盛，而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已走到了尽头，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一条共产党改弦易辙，学习西方马克思主义，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如果中共能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时期，渐进改革，逐步实现民主宪政，不仅可为中华民族建立不朽的功勋，也可使其自身实现向现代化政党的过度的华丽转身。但邓小平用坦克和机枪彻底断绝了这个可能性，走向了与人民为敌自取灭亡的不归路。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虽然党内政治体制改革呼声强烈，但中共实在无法从“六四”镇压带来的政治上的被动和意识形态的困境中走出，只能在法西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成为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恐怖主义组织。带给人类灾难，也毁灭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