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身贫穷，族谱已无从稽考，家史亦无人修记，但假使他真的有一部家史，里面也就可能只有一个字――“贫”。
然而，穷也有穷的好处，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他的贫穷和他祖宗的贫穷使他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耀，工代会和革委会都有他的席位，武装民兵、工纠队员的身份令他拥有对“阶级敌人”专政的权力，眼看着那些牛鬼蛇神在他的工纠棍下低眉顺眼，狗崽子们在他的吼叫声中瑟瑟发抖，他的心中就盈溢着无比的自豪和满足。文化大革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令他一辈子都深深怀恋。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当举国欢庆“四人帮”倒台时，他却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四人帮”有什么不好?“四人帮”批林批孔有什么错？当工人集会声讨“四人帮”时，他骂人家“落井下石”。当法院公开审判“四人帮”时，他指责人们变修变质。他认为自己是在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后来，他竟然在一次职工大会上高呼“反革命口号”，结果，派出所把他抓了起来，但教育一番以后还是把他放了，人们怀疑他“可能得了精神病”。
事实上，他当时什么病也没有，他放不下的是文革期间建立起来的“信仰”。当工厂把文革后第一次发放的500元奖金交给他时，他断然拒收，而且态度异常坚决：“我们工人阶级决不搞物质刺激和奖金挂帅。”财务人员无奈，只好代他把500元存入银行，把存折交给他妻子。他知道后，逼着妻子交出存折，一把火烧掉了。如今，这笔钱仍以他的名义挂在银行的帐上。
他认为工厂已经变质，厂长背离了革命轨道，便毅然决定自动离职，回到妻子落户的乡村仿效陶渊明。可是，乡下也不是桃花源。农村也开始分田分地了，他家5口人分得l0亩田、14棵荔枝树。他这回可没有高喊“大公无私”，拒绝接受分田分地，他受之无愧地捧回“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心安理得地领受了“贫下中农应得的生产资料”。
他和妻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勤耕苦作，收获甚丰，几年以后，终于攒下一笔钱，于l983年大兴土木，耗资4万元，建了一幢——别说是当年的贫农，就是地主老财也住不上的——三层独栋。
三千年前，有两兄弟叫伯夷、叔齐，因不满周武王进军讨伐商朝，商纣灭亡后，他俩躲进首阳山，不食周粟，最后活活饿死。
然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这个现代版的伯夷叔齐，虽然“不食周粟”，但结果不但没有饿死，而且还成了万元户。
他的“信仰”令他坚信，文化大革命不但搞得成功，而且十分及时，十分必要。最好今后每隔几年就搞它一次，把那些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批倒批臭。
他最气愤的是，中国工人阶级本来已经推翻了三座大山，为什么现在又要搞经济特区，将外国的资产阶级引进来剥削工人？《毛泽东选集》1-5卷都没提过什么特区！
他不止一次对自己的老婆孩子说，在这个世界上，他最崇拜的人物就是毛泽东。世界上除了马、列、毛，还有谁能这么透彻地解释世界？尼克松？呸！赫鲁晓夫？呸！戈尔巴乔夫？呸！
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平时喜欢宅在家里不出门，他说，外出一次，烦一次。
马路两旁的洋餐厅令他十分反感，什么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一看见这些洋名字他就郁闷。什么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喜力啤酒、蓝妹啤酒，他宁可渴死也不沾一滴。他认为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明目张胆的文化经济侵略，他们以前用枪炮打不开中国大门，如今改用糖衣炮弹竟然可以长驱直入，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他们占领了中国市场，赚走了我们中国人的钱。
他最不满那些川菜馆、湘菜馆门前的作派，明明卖的是中国菜，却偏要站几个身穿开叉旗袍，露出雪白大腿的咨客，搞到好像卖人肉似的，这不是在腐蚀工农兵吗？
他坚决不买美国和日本的电器，也不许家里人买。幸好现在的国产家电质量并不差，所以老婆孩子也懒得跟他较劲，便顺着他的意，家里的全部电器都买国货。
他不读报纸，不听收音机，不看电视。他认为现在的传媒，除了年月日基本没错，其余的全是假话、大话和空话。
可是，尽管他“闭关自守”、“洁身自好”，席卷中国大地的现代化浪潮还是向他扑来了，他的“桃花源”很快就被划入市区版图，昔日的穷乡僻壤已经变得寸金尺土。一间中外合资公司看中了他们村这块宝地，征收了村里的全部农田，当然也包括他的“革命果实”。 一下子就把他们一家的“生产资料”全没收了!
他成了一个无田可种的农民，成了一个失去“桃花源”的陶渊明，今后的生活怎么办？总不能靠“征地费”过下半辈子吧。他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员终日“以天下为己任”，如今连自己的生计都成了问题，今后又该如何去“解放全人类”呢？
他用手摸了摸自己那颗被朋友们称之为“花岗岩脑袋”的头颅……感到十分惶惑，不知今后到底何去何从？接下来的日子还要不要“食周粟”？
社会的发展与他的“信仰”渐行渐远，眼前的一切令他郁闷、气结、头疼、胸闷，终于在一天早晨，他双眼一闭，两腿一伸，见毛主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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