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清目秀，五官端正，眼睛不大，却善于表情，体态均称，气宇轩昂，戏衣一尘不染。这位在戏台上非常严谨，总是把最完美的一面呈现给观众的潇洒男子，在上个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京剧界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他，就是与梅兰芳齐名的京剧大师，民国著名的“四大须生”之一——马连良。
马连良，中国京剧的须生泰斗，京剧界里的代表人物，其雍容华贵的扮相和嘹亮优美的唱腔风靡大江南北，受到广大民众热烈的回响，在街头巷尾争相传唱，但最终他却成为艺术界在文革中受迫害的第一人，郁郁而终。
家庭环境熏陶造就出一代京剧大师
虽然马连良并不为时下的年轻人所熟知，但他却是老一辈京剧爱好者心中的经典回 忆，中国京剧史上极为厚重的一页。
马连良世居北京 ，打祖父起就在阜成门外开茶馆，茶馆的院落很大，经常有刘鸿升、金秀山等名票来此唱戏，是戏迷们聚会的场所，马连良的三叔马昆山、六叔马沛林都是京剧艺人，堂兄弟中也有不少在戏班里演戏、做事的，而幼年时期的马连良更是常常跟著父亲、叔父到戏院里看戏。在如此的家庭环境熏陶下，使得马连良从小就对京剧有著特别的爱好。
因此，马连良从八岁就开始学戏，九岁便加入“喜连成”科班学艺，“喜连成”是北京城内最大的京剧科班，23岁时，他更自行组班，与周信芳在天津同台演出，因他们精湛的技艺，各具风采，还被赞誉为“南麒北马”。
风格独特 红遍大江南北
马连良在拿手戏目《借东风》中扮演诸葛孔明。在京剧界，“须生”是指表演老生的演员。马连良与余叔岩、高庆奎、言菊朋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因各自创立了独具风格的艺术流派而被推崇为“四大须生”。
马连良从小就扎下了深厚的京剧基础，再加上他在唱功及做工上吸收了许多名家的精华 ，并将之融会贯通，形成独树一帜的“马派”唱腔，演唱流利舒畅，雄浑中带著俏丽，深沉中有著潇洒，为京剧开创出崭新的风貌，也丰富了京剧老生的唱腔艺术。
经过长期大江南北的闯荡，“马派”唱腔在京剧界中渐渐闯出了名号，其独特的表演风格，赢得了无数的赞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风靡全国，掳获了成千上万观众的心。
德艺双馨老艺术家
马连良的京剧艺术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其勤奋好学、做事一丝不茍的高尚品格是关键原因。
他勤奋好学，对艺事渴求不已，两度进入科班学习，还曾私塾前辈贾洪林，求教于钱金福、王长林、王瑶卿，专程赴天津拜名家孙菊仙为师，39岁时，还向山西梆子老艺人张宝玺、高文翰学到《春秋笔》剧中的《灯棚换子》和《换官杀驿》。这些都显示出马连良的虚怀若谷，学而不倦。
做事一丝不茍则是马连良的另一项坚持，他要求舞台要“三白”：护领白、水袖白、 靴底白；他到好友章伯钧家做客，还预先派遣厨师等员至章府洗刷干净，这些描述在章伯钧女儿章诒和的文章中有详尽的说明。“他演戏，一切唯美是尚。动作规范，无处不美。拍他的剧照，没有废片，张张漂亮。他的戏班扶风社，讲究“三白”（即“护领白”“水袖白”“靴底白”）。他要求同仁扮戏前一定理发刮脸。在后台，他还准备两个人，一个专管刮脸，一个专管刷靴底。马连良本人的行头，极其精美和考究。在扮戏房（即今天的个人化装间），有专人管熨行头、熨水袖，挂起来，穿在身上就没有皱折的痕迹了。”（章诒和《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
“父亲是请吃晚饭。可刚过了午眠，几个身著白色衣裤的人就来了。进了我家的厨房，就用自备的大锅烧开水。开锅后，放盐。然后，盐水洗厨房。案板洗到发白、 出了毛茬儿为止。方砖地洗到见了本色，才肯罢手。说句实在话，自从住进这大宅院，我家的厨房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章诒和《伶人往事：写给不看戏的人看》）。
了解一位艺术家，除了观赏他的演出之外，还得通过其奋斗的足迹和周遭亲朋好友的观察，章诒和的这几段话，不禁令人联想：如此严格自我要求的艺术家，能受到众人如此的爱戴也就不足为怪了！
被诬为“汉奸”郁郁而终
都说人生如戏，但任谁也无法预料，一场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竟使得马连良的人生也像一场大戏，情节急转直下……
《海瑞罢官》是马连良在晚年推出的巅峰之作，除了精湛的表演艺术外，海瑞不畏权贵，退还民田而被罢官下狱的正直形象，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然而，政治斗争风云变幻，谁能料到，《海瑞罢官》竟被当成是借古讽今，影射现实的“大毒草”。
1965年，文艺界、史学界掀起批判《海瑞罢官》的运动，曾主演京剧《海瑞罢官》的马连良也受到牵连，被江青赶出北京京剧团。文革爆发后不久，马连良被打成“汉奸”、“戏霸”，还被抄家，家中有价值的物品全被洗劫一空。之后，他被关押在北京中和剧院休息厅用景片隔成的小屋内，并时常被揪出批斗。
在被关押半年多的这段时间里，马连良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侮辱与折磨，他忧愤成疾，于1966年12月16日含冤去世，终年只有66岁。马连良原是回族，按照伊斯兰教风习应予以土葬，但当时造反派却置之不顾，强行将他火化了。
曾经在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一代京剧大师—马连良，就这样，在尝尽乱世的人情冷暖中，和他最爱的京剧艺术一起随风消逝……
马连良最后的岁月
一九六六年春，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夏季，红卫兵运动骤然兴起。北京开始“破四旧”，抄家，打砸抢。人性本不完美，善与恶的距离，也只隔一步。一个小提琴家曾说：“每人的心里都有两根琴弦，一根是天使的琴弦，一根是魔鬼的琴弦。”人们平素隐藏著的残忍本能，在至高权威的怂恿下得以释放。况且群体性行为，又总是能将它发挥得淋漓尽致。
啼鴂声干，天地无春。马连良的家被红卫兵洗劫一空，他多年收藏的古董、字画、以及所有的摆设、玩意儿都砸碎在地。刹那之间，以传统文化材料构筑的、既过于精神性也过于物质性的安乐世界，灰飞烟灭，不复存在。当管辖该地段的派出所王所长闻讯赶到马家的时候，只见大门敞开，一拨一拨的红卫兵都赶来抄东西。整座四合院面目全非，地上全是残物碎片，惟独不见了人。
所长急了，东找西寻。终于，从他家厕所里找到了人。马连良瘫坐于地，面灰如土，穿的白衬衫全被撕破，脸上、身上都是伤。想到昔日舞台上的马连良，是何等的清秀俊逸—这个爱好戏曲的所长，心痛如刀割。他也豁出去了，当著满院子的红卫兵，搀扶著马连良回到自己的卧室，躺下。四下找寻，可连被子也找不到一条。所长顺手扯下一副墨绿色丝绒窗帘，给马连良盖上。尖风急雨，残杯冷炙。甚么时候都能有一副闲定自在样子的马连良，再也没有了自在闲定。舞台上能把不同的时代糅到一块的他，永远不能把自己揉进眼下的这个时代。
“离店房逃至在天涯路外，我好比丧家犬好不悲哀。”这是马连良在京剧《春秋笔》里的两句唱，唱腔是二黄闷帘导板接回龙。在疾风骤雨的气氛中，惶急的主人翁化装更名，由差官陪同，向远道逃亡。在这里，马连良的演唱、做派、脸上、身上、台步、手里头、脚底下，全是戏。不拘一格，纵横如意。每演至此，掌声四起。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有一天，身在家中却成了丧家之犬，且无路可逃。
盛夏的北京，赤日当顶，流火满天。望著双飞的燕，纷落的花，马连良已一无所有，只是寂寞地生活，寂寞地存在著。一天，王吟秋在中和剧场，看到一手拄棍，一手端盆的马连良，从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里艰难缓慢地走到锅炉房接了小半盆热水。对别人解释说：“我擦擦汗。”
贯大元背后心疼地说：“马先生多爱干净的一个人，两月没换汗衫了。”话语中有的是年深日久的哀伤。
十月一日，马连良被释放回家。他家坐落在西单民族饭店对面，已成为北京红卫兵“西纠”（西城纠察队）总部。
一个秋夜，在剧场值班的听见有人叫门。开门一看，是马连良。孤零零地站著。
“都过了十二点了，您怎么来啦？”
数度惊魂，早已心力交瘁。他无可奈何地说：“我们家的红卫兵跟红卫兵打起来了。等会儿他们讲和了，想起马连良来，就打我。我受不了，还是到这儿来吧。”偌大一座北京城，竟找不到一枝之栖。
在剧团，马连良不敢跟人交谈。能悄悄说上两句的，只有义女梅葆脓（梅兰芳之女）和义子王吟秋。可谓天覆地载，孑然一身。一天，马连良看到是梅、王二人值班。便一瘸一拐地走到俩人跟前，提起裤腿。说：“你瞧，我的脚面那么肿。”俗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意思是男人的脚肿和女人的头肿，都是在暗示人的“气数”将尽。
把全副心力毫无顾忌地托在一样东西上。这东西可以是物质的，可以是精神的，可以是感情的，也可以是艺术的。那种“托”是托以终身之托。而艺人就是把一生一世都托在“戏”里。突然有人宣布：你不在戏里了—这无异于宣布你不再属于你自己了。 舞台上挥洒自如的马连良立刻变得六神无主。那种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浮也不是、沉也不是的感觉，是致命的。不难想像他那一代艺人，要从以艺术为人生追求转变到以革命为人生目的，是多么艰难……
冬天来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午，剧团食堂开饭了，大家排队。马连良问站在他前面的张君秋：“今儿吃甚么呀？”
张君秋答：“吃面条，挺好的，您来三两吧。”
马连良说：“今儿家里会给我送来点儿虾米熬白菜，我倒想吃米饭。”但此时只能吃面条，他买了一碗。之后，便摔倒在地。拐棍，面条，饭碗都扔了出去。据说马连良致命的一摔和演戏一样，极像《清风亭》里的张元秀：先扔了拐棍，再扔了盛著面条的碗，一个跟斗跌翻在地，似一片秋冬的黄叶，飘飘然、悠悠然坠落。人送到了阜外医院，他的一个女儿在那里当护士。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马连良遽然长逝。
去世后，梅兰芳夫人福芝芳让自己的儿媳屠珍去和平里的一个单元房探视陈慧琏。当听说马夫人吃住条件都很差的时候，便立即请她搬到新帘子胡同的梅宅，与自己同吃同住整六载。陈慧琏来的时候衣服单薄，第二天福芝芳就打开柜子，找出衣料和棉花，特地为她做了一身新棉裤、新棉袄。后马夫人病逝。马连良生前没有预购墓地，福芝芳毅然将马连良和原配夫人及陈慧琏三人，合葬于梅家墓地—万华山青松林下。
那样一个曾经散发过绚烂光泽与激情的生命，归于寂灭。在掩埋骨灰的同时，也掩埋了中国文化的一份精萃，断绝了艺术流延的一脉香烟。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的传承，不是靠现代化、规范化、标准化的批量生产。它是古老作坊里师徒之间手把手、心对口、口对心的教习、传授、帮带和指点，属于个人化、个性化、个别化的教学方式。量小却质高。 如不是在红色政权下遭遇一次次的革命运动，他本当福寿双全。
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日，北京市文化局召开落实政策大会，为受迫害致死的马连良先生平反昭雪。
（选自“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父亲与马连良”文：章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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