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鉴赏与创作(一):正本溯源

清箫
2024-06-10  更新: 2024-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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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dobe Stock)

文/清箫

 

谈到诗和诗人,各位的印象是怎样的呢?会否觉得诗很遥远,诗人是社会上一个特殊的群体?其实诗并不神秘,也不是诗人特有的语言,而是大众的语言。

现在我们都知道,诗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然而诗的起源很平易近人,原是歌谣和口语。中国最早的古人当心有感想时,便将心志与情感诉说出来,这便是诗。如果觉得言语不足以表达,可以嗟叹;如果嗟叹仍不足,可以唱歌;若唱歌还不足以表达,可以尽情跳舞。如《毛诗序》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与音乐本是一体,表达的有个人的悲喜,也有对天神与大地的信仰和感恩,譬如据《吕氏春秋》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掺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我们再看《诗经》,各篇也都是可以歌唱的,许多出自民间,其中“国风”可谓是当时的流行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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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诗的本质为言志,最初是音乐的语言,每个人都可以透过诗表达思想情感,《礼记》也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

先秦时代的诗言志与政治和教化紧密相关。举例说,《左传》记载了一个春秋时代在外交场合赋诗言志的故事:郑国的国君郑简公在垂陇设宴款待晋使赵孟,有七位大夫作陪,宴会上赵孟请七人赋诗,“以观七子之志”。这七名大夫各从《诗经》中挑选一首,委婉道出各自的心意,他们想表达的未必与诗的原意相同,只是借某一段意思最贴近的诗句用。赵孟听后心中有数,宴会结束后,他预测其中一位大夫伯有将被杀害。为什么呢?赵孟解释道:“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原来,伯有引用的诗是《鹑之贲贲》,有讽刺君主的含义。

那时诗的言志带有政治暗示的色彩,未必是自己创作诗,而是从他人的诗中断章取义(此处断章取义是中性词,即字面意思)。如上所述,伯有想重点引用的是《鹑之贲贲》中“人之无良,我以为兄”、“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这四句,该诗本来旨在谴责卫国国君,伯有断章借以批评郑国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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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穆公和晋国公子重耳之间也有一场国宴,也体现出赋诗言志与外交的关系。席间,秦穆公选取《诗经》中的《小雅‧采菽》,唱道:“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该诗记述周天子亲切接见诸侯、迎接诸侯来朝的盛况,天子要赏赐他们,虽然身边没有可赐之物,但也要赠给他们骏马和车。秦穆公吟唱此诗的意思是即将向重耳赠礼,所以重耳随后降拜表示感谢。

诗言志的另一重要作用是教化。《毛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中国古代非常重视道德修养,诗最早也承担助夫妻和睦、鼓励孝道、矫正不良风气的教化使命。《毛诗序》还解释了诗的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对风的阐释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政府以风教化百姓,百姓以风讽刺政府,吟诗者不会因此获罪,听到诗的人将以此为戒,可见诗归正社会的重大意义。不仅风,雅也有相似的作用,“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意思是阐述王政兴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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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政衰败,诗歌便会“变风变雅”,此时史官会为人伦败坏而悲伤,也因刑法苛刻而哀叹,进而吟诗讽喻君主,怀念旧风。然而诗的变化应当“发乎情,止乎礼义”,这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却依然符合礼义规范,此七字也是后世诗应守住的文学标准之一。

综上所述,诗原是和社会上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语言,也是一种乐语,其本质为言志。“言志说”一直影响后世几千年,不断有文学家提醒作诗不宜偏离言志的传统。在我们鉴赏古诗与学作诗之前,了解诗的起源与传统是至关重要的,比学技巧方法更重要。诗不仅限于文学领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各自的诗,就像开心或忧伤时哼几首歌,情至深厚时可以手舞足蹈;或对政治现状不满时赋诗讽喻,为社稷尽一份责任。诗是自由而高尚的,诗人的灵魂也应如此。

 

评诗的标准与作诗的原则

衡量诗的高下,欣赏哪一类诗,永远都不可能客观,即使是名家也不能将其标准作为学者共同的准绳。

然而文学一定需要标准,可以主观,但须严格。孔子删定《诗经》,标准是“思无邪”;萧统编纂《文选》,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选诗如用人才,门户须宽,采取须严”,并总结了他的评诗标准:“声凭宫征都须脆,味尽酸咸只要鲜。”不介意风格,只看重清新,并要求声调清亮。各有门槛,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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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见仁见智,却总要有最基本的原则。上述孔子所言“思无邪”便是一个最基本的门槛,与“发乎情,止乎礼义”相近,《诗经》三百篇皆如此。

另外还有四字,即兴、观、群、怨,颇受古人看重,有评者认为以此四字足以评价各代诗作的得失优劣。

兴、观、群、怨出自《论语·阳货》,原话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讲的是诗对社会起到的作用。“兴”指诗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产生联想,孔安国注解为“引譬连类”,朱熹注解为“感发志意”;“观”指观察社会盛衰与政治得失,郑玄注解为“观风俗之盛衰”,朱熹注解为“考见得失”,共同点是诗反映现实生活的意义;“群”指诗能使人聚在一起交流,或使社会团结和睦;至于“怨”的意思,不是单指抱怨,而是人能透过诗讽谏时政,这与“下以风刺上”意思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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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认为“兴、观、群、怨”是诗的最高准则,“辨汉、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王夫之还有一段论点:“于所兴而可观,其兴也深;于所观而可兴,其观也审。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挚。”意思是,一首诗如果能在感发志意的句子中反映社会或政治的盛衰得失,则更加深刻;能在反映社会的诗句中感发志意,则更加周密;具有团结作用的诗句若能讽刺时政,便会使读者难忘;旨在讽刺的诗句若能使人团结,感情就会深挚。总之,诗的兴、观、群、怨是一体的关系,结合后可以发挥更好的效果。《诗经》是这方面最好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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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近体诗时,严守格律当然也是最基本的要求,还要避免犯孤平、三平尾,若作律诗还要求对仗。但严守规则的同时,万不可牵强附会,须知内容与思想为上,不应受妨碍。吴可《藏海诗话》甚至建议“宁对不工,不可使气弱”,他的意思不是教人逃避对仗,而是对仗可以稍宽。近体诗的对仗分工对和宽对,有些诗虽未做到工对,但依然不失为佳作。譬如杜甫的七律〈蜀相〉,颈联“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中“天下”和“老臣”是不对仗的,但“天下计”和“老臣心”可以构成对仗,都是2+1结构,这便是宽对。杜甫此诗堪称千古绝唱,馀味不绝,字字珠玑,试问那一联宽对影响到其价值了吗?一切形式都为内容服务,一切字句都为情意服务。有追求辞藻华丽、堆砌典故者,和对仗求甚工都属于本末倒置。即使炼字,也要自然,不可害意,使气变弱。

无论写古体诗还是近体诗,有五点都非常关键:性灵、气象、体面、血脉、韵度。诗就像诗人生命的延伸,也有灵魂、气质、躯干、脉络、容貌。性灵即真性情,上文已提及诗的本质是言志,既然是诗人自己的志,自然包含诗人的真情实感与个性,字句由情志产生,而不能为造句而损害情志。气象指人的气质及诗的风格气韵,体面即格局和面貌,血脉即贯穿诗的脉络,韵度即韵味与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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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白石《白石诗说》有一段精辟的总结:“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值得学者参考。

诗的气象来自诗人的气质,每个诗人的气各不相同,与性格、天赋、成长经历、教育、见闻、境界、社会环境、时代背景等因素相关,非一年半载形成。若想作出好诗,不单要多读书,还要养气,培养独一无二的气质,切不可模仿他人。谢榛《四溟诗话》谈到:“自古诗人养气,各有主焉。”“熟读初唐、盛唐诸家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壮丽如层楼叠阁,古雅如瑶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 芳润如露蕙春兰,奇绝如鲸波蜃气,此见诸家所养之不同也。”形容的是唐朝诗人不同的作品风格,反映各自的内在气质。

提及盛唐,许多人都会想到李白,他的诗真可谓再无人超越,后人实在学不来。这大概是因为李白的作品主要妙在气象,由天时、地利、人和多方面形成,与其豪放性格、超凡境界、仙风道骨、想像力、生活游历与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加之学识渊博,自然养成。后世只学到字句,却学不到他的气象。王国维《人间词话》有一段评论:“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说的虽是词,但诗也同理,贵在气象。以后再欣赏李白诗时,不妨调整思路,不急于逐句解读分析,先静心感受气象。好诗的感染力不全在字句,更多在字句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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