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簫
談到詩和詩人，各位的印象是怎樣的呢？會否覺得詩很遙遠，詩人是社會上一個特殊的群體？其實詩並不神秘，也不是詩人特有的語言，而是大眾的語言。
現在我們都知道，詩學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然而詩的起源很平易近人，原是歌謠和口語。中國最早的古人當心有感想時，便將心志與情感訴說出來，這便是詩。如果覺得言語不足以表達，可以嗟嘆；如果嗟嘆仍不足，可以唱歌；若唱歌還不足以表達，可以盡情跳舞。如《毛詩序》所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與音樂本是一體，表達的有個人的悲喜，也有對天神與大地的信仰和感恩，譬如據《呂氏春秋》記載，「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我們再看《詩經》，各篇也都是可以歌唱的，許多出自民間，其中「國風」可謂是當時的流行歌曲。
所以詩的本質為言志，最初是音樂的語言，每個人都可以透過詩表達思想情感，《禮記》也說：「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
先秦時代的詩言志與政治和教化緊密相關。舉例說，《左傳》記載了一個春秋時代在外交場合賦詩言志的故事：鄭國的國君鄭簡公在垂隴設宴款待晉使趙孟，有七位大夫作陪，宴會上趙孟請七人賦詩，「以觀七子之志」。這七名大夫各從《詩經》中挑選一首，委婉道出各自的心意，他們想表達的未必與詩的原意相同，只是借某一段意思最貼近的詩句用。趙孟聽後心中有數，宴會結束後，他預測其中一位大夫伯有將被殺害。為什麼呢？趙孟解釋道：「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原來，伯有引用的詩是《鶉之賁賁》，有諷刺君主的含義。
那時詩的言志帶有政治暗示的色彩，未必是自己創作詩，而是從他人的詩中斷章取義（此處斷章取義是中性詞，即字面意思）。如上所述，伯有想重點引用的是《鶉之賁賁》中「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人之無良，我以為君」這四句，該詩本來旨在譴責衛國國君，伯有斷章藉以批評鄭國國君。
秦穆公和晉國公子重耳之間也有一場國宴，也體現出賦詩言志與外交的關係。席間，秦穆公選取《詩經》中的《小雅‧采菽》，唱道：「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該詩記述周天子親切接見諸侯、迎接諸侯來朝的盛況，天子要賞賜他們，雖然身邊沒有可賜之物，但也要贈給他們駿馬和車。秦穆公吟唱此詩的意思是即將向重耳贈禮，所以重耳隨後降拜表示感謝。
詩言志的另一重要作用是教化。《毛詩序》說：「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中國古代非常重視道德修養，詩最早也承擔助夫妻和睦、鼓勵孝道、矯正不良風氣的教化使命。《毛詩序》還解釋了詩的六義，即風、雅、頌、賦、比、興，對風的闡釋是：「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政府以風教化百姓，百姓以風諷刺政府，吟詩者不會因此獲罪，聽到詩的人將以此為戒，可見詩歸正社會的重大意義。不僅風，雅也有相似的作用，「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意思是闡述王政興衰的原因。
如果國政衰敗，詩歌便會「變風變雅」，此時史官會為人倫敗壞而悲傷，也因刑法苛刻而哀嘆，進而吟詩諷喻君主，懷念舊風。然而詩的變化應當「發乎情，止乎禮義」，這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卻依然符合禮義規範，此七字也是後世詩應守住的文學標準之一。
綜上所述，詩原是和社會上每個人息息相關的語言，也是一種樂語，其本質為言志。「言志說」一直影響後世幾千年，不斷有文學家提醒作詩不宜偏離言志的傳統。在我們鑑賞古詩與學作詩之前，了解詩的起源與傳統是至關重要的，比學技巧方法更重要。詩不僅限於文學領域，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有各自的詩，就像開心或憂傷時哼幾首歌，情至深厚時可以手舞足蹈；或對政治現狀不滿時賦詩諷喻，為社稷盡一份責任。詩是自由而高尚的，詩人的靈魂也應如此。
評詩的標準與作詩的原則
衡量詩的高下，欣賞哪一類詩，永遠都不可能客觀，即使是名家也不能將其標準作為學者共同的準繩。
然而文學一定需要標準，可以主觀，但須嚴格。孔子刪定《詩經》，標準是「思無邪」；蕭統編纂《文選》，標準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選詩如用人才，門戶須寬，採取須嚴」，並總結了他的評詩標準：「聲憑宮征都須脆，味盡酸咸只要鮮。」不介意風格，只看重清新，並要求聲調清亮。各有門檻，不勝枚舉。
觀點見仁見智，卻總要有最基本的原則。上述孔子所言「思無邪」便是一個最基本的門檻，與「發乎情，止乎禮義」相近，《詩經》三百篇皆如此。
另外還有四字，即興、觀、群、怨，頗受古人看重，有評者認為以此四字足以評價各代詩作的得失優劣。
興、觀、群、怨出自《論語·陽貨》，原話是：「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講的是詩對社會起到的作用。「興」指詩的藝術感染力，使讀者產生聯想，孔安國註解為「引譬連類」，朱熹註解為「感發志意」；「觀」指觀察社會盛衰與政治得失，鄭玄註解為「觀風俗之盛衰」，朱熹註解為「考見得失」，共同點是詩反映現實生活的意義；「群」指詩能使人聚在一起交流，或使社會團結和睦；至於「怨」的意思，不是單指抱怨，而是人能透過詩諷諫時政，這與「下以風刺上」意思相近。
王夫之認為「興、觀、群、怨」是詩的最高準則，「辨漢、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王夫之還有一段論點：「於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於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摯。」意思是，一首詩如果能在感發志意的句子中反映社會或政治的盛衰得失，則更加深刻；能在反映社會的詩句中感發志意，則更加周密；具有團結作用的詩句若能諷刺時政，便會使讀者難忘；旨在諷刺的詩句若能使人團結，感情就會深摯。總之，詩的興、觀、群、怨是一體的關係，結合後可以發揮更好的效果。《詩經》是這方面最好的典範。
寫近體詩時，嚴守格律當然也是最基本的要求，還要避免犯孤平、三平尾，若作律詩還要求對仗。但嚴守規則的同時，萬不可牽強附會，須知內容與思想為上，不應受妨礙。吳可《藏海詩話》甚至建議「寧對不工，不可使氣弱」，他的意思不是教人逃避對仗，而是對仗可以稍寬。近體詩的對仗分工對和寬對，有些詩雖未做到工對，但依然不失為佳作。譬如杜甫的七律〈蜀相〉，頸聯「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中「天下」和「老臣」是不對仗的，但「天下計」和「老臣心」可以構成對仗，都是2+1結構，這便是寬對。杜甫此詩堪稱千古絕唱，餘味不絕，字字珠璣，試問那一聯寬對影響到其價值了嗎？一切形式都為內容服務，一切字句都為情意服務。有追求辭藻華麗、堆砌典故者，和對仗求甚工都屬於本末倒置。即使鍊字，也要自然，不可害意，使氣變弱。
無論寫古體詩還是近體詩，有五點都非常關鍵：性靈、氣象、體面、血脈、韻度。詩就像詩人生命的延伸，也有靈魂、氣質、軀幹、脈絡、容貌。性靈即真性情，上文已提及詩的本質是言志，既然是詩人自己的志，自然包含詩人的真情實感與個性，字句由情志產生，而不能為造句而損害情志。氣象指人的氣質及詩的風格氣韻，體面即格局和面貌，血脈即貫穿詩的脈絡，韻度即韻味與氣度。
姜白石《白石詩說》有一段精闢的總結：「氣象欲其渾厚，其失也俗；體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脈欲其貫穿，其失也露；韻度欲其飄逸，其失也輕。」值得學者參考。
詩的氣象來自詩人的氣質，每個詩人的氣各不相同，與性格、天賦、成長經歷、教育、見聞、境界、社會環境、時代背景等因素相關，非一年半載形成。若想作出好詩，不單要多讀書，還要養氣，培養獨一無二的氣質，切不可模仿他人。謝榛《四溟詩話》談到：「自古詩人養氣，各有主焉。」「熟讀初唐、盛唐諸家所作，有雄渾如大海奔濤，秀拔如孤峰峭壁，壯麗如層樓疊閣，古雅如瑤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橫雕，清逸如九皋鳴鶴，明淨如亂山積雪，高遠如長空片雲， 芳潤如露蕙春蘭，奇絕如鯨波蜃氣，此見諸家所養之不同也。」形容的是唐朝詩人不同的作品風格，反映各自的內在氣質。
提及盛唐，許多人都會想到李白，他的詩真可謂再無人超越，後人實在學不來。這大概是因為李白的作品主要妙在氣象，由天時、地利、人和多方面形成，與其豪放性格、超凡境界、仙風道骨、想像力、生活遊歷與時代環境密切相關，加之學識淵博，自然養成。後世只學到字句，卻學不到他的氣象。王國維《人間詞話》有一段評論：「太白純以氣象勝。『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後世唯範文正之〈漁家傲〉、夏英公之〈喜遷鶯〉，差足繼武，然氣象已不逮矣。」說的雖是詞，但詩也同理，貴在氣象。以後再欣賞李白詩時，不妨調整思路，不急於逐句解讀分析，先靜心感受氣象。好詩的感染力不全在字句，更多在字句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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