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的鑑賞與創作(一):正本溯源

清簫
2024-06-10  更新: 2024-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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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Adobe Stock)

文/清簫

 

談到詩和詩人,各位的印象是怎樣的呢?會否覺得詩很遙遠,詩人是社會上一個特殊的群體?其實詩並不神秘,也不是詩人特有的語言,而是大眾的語言。

現在我們都知道,詩學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然而詩的起源很平易近人,原是歌謠和口語。中國最早的古人當心有感想時,便將心志與情感訴說出來,這便是詩。如果覺得言語不足以表達,可以嗟嘆;如果嗟嘆仍不足,可以唱歌;若唱歌還不足以表達,可以盡情跳舞。如《毛詩序》所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與音樂本是一體,表達的有個人的悲喜,也有對天神與大地的信仰和感恩,譬如據《呂氏春秋》記載,「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我們再看《詩經》,各篇也都是可以歌唱的,許多出自民間,其中「國風」可謂是當時的流行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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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詩的本質為言志,最初是音樂的語言,每個人都可以透過詩表達思想情感,《禮記》也說:「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

先秦時代的詩言志與政治和教化緊密相關。舉例說,《左傳》記載了一個春秋時代在外交場合賦詩言志的故事:鄭國的國君鄭簡公在垂隴設宴款待晉使趙孟,有七位大夫作陪,宴會上趙孟請七人賦詩,「以觀七子之志」。這七名大夫各從《詩經》中挑選一首,委婉道出各自的心意,他們想表達的未必與詩的原意相同,只是借某一段意思最貼近的詩句用。趙孟聽後心中有數,宴會結束後,他預測其中一位大夫伯有將被殺害。為什麼呢?趙孟解釋道:「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原來,伯有引用的詩是《鶉之賁賁》,有諷刺君主的含義。

那時詩的言志帶有政治暗示的色彩,未必是自己創作詩,而是從他人的詩中斷章取義(此處斷章取義是中性詞,即字面意思)。如上所述,伯有想重點引用的是《鶉之賁賁》中「人之無良,我以為兄」、「人之無良,我以為君」這四句,該詩本來旨在譴責衛國國君,伯有斷章藉以批評鄭國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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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穆公和晉國公子重耳之間也有一場國宴,也體現出賦詩言志與外交的關係。席間,秦穆公選取《詩經》中的《小雅‧采菽》,唱道:「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該詩記述周天子親切接見諸侯、迎接諸侯來朝的盛況,天子要賞賜他們,雖然身邊沒有可賜之物,但也要贈給他們駿馬和車。秦穆公吟唱此詩的意思是即將向重耳贈禮,所以重耳隨後降拜表示感謝。

詩言志的另一重要作用是教化。《毛詩序》說:「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中國古代非常重視道德修養,詩最早也承擔助夫妻和睦、鼓勵孝道、矯正不良風氣的教化使命。《毛詩序》還解釋了詩的六義,即風、雅、頌、賦、比、興,對風的闡釋是:「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政府以風教化百姓,百姓以風諷刺政府,吟詩者不會因此獲罪,聽到詩的人將以此為戒,可見詩歸正社會的重大意義。不僅風,雅也有相似的作用,「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意思是闡述王政興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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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國政衰敗,詩歌便會「變風變雅」,此時史官會為人倫敗壞而悲傷,也因刑法苛刻而哀嘆,進而吟詩諷喻君主,懷念舊風。然而詩的變化應當「發乎情,止乎禮義」,這是真情的自然流露,卻依然符合禮義規範,此七字也是後世詩應守住的文學標準之一。

綜上所述,詩原是和社會上每個人息息相關的語言,也是一種樂語,其本質為言志。「言志說」一直影響後世幾千年,不斷有文學家提醒作詩不宜偏離言志的傳統。在我們鑑賞古詩與學作詩之前,了解詩的起源與傳統是至關重要的,比學技巧方法更重要。詩不僅限於文學領域,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有各自的詩,就像開心或憂傷時哼幾首歌,情至深厚時可以手舞足蹈;或對政治現狀不滿時賦詩諷喻,為社稷盡一份責任。詩是自由而高尚的,詩人的靈魂也應如此。

 

評詩的標準與作詩的原則

衡量詩的高下,欣賞哪一類詩,永遠都不可能客觀,即使是名家也不能將其標準作為學者共同的準繩。

然而文學一定需要標準,可以主觀,但須嚴格。孔子刪定《詩經》,標準是「思無邪」;蕭統編纂《文選》,標準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說:「選詩如用人才,門戶須寬,採取須嚴」,並總結了他的評詩標準:「聲憑宮征都須脆,味盡酸咸只要鮮。」不介意風格,只看重清新,並要求聲調清亮。各有門檻,不勝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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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見仁見智,卻總要有最基本的原則。上述孔子所言「思無邪」便是一個最基本的門檻,與「發乎情,止乎禮義」相近,《詩經》三百篇皆如此。

另外還有四字,即興、觀、群、怨,頗受古人看重,有評者認為以此四字足以評價各代詩作的得失優劣。

興、觀、群、怨出自《論語·陽貨》,原話是:「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講的是詩對社會起到的作用。「興」指詩的藝術感染力,使讀者產生聯想,孔安國註解為「引譬連類」,朱熹註解為「感發志意」;「觀」指觀察社會盛衰與政治得失,鄭玄註解為「觀風俗之盛衰」,朱熹註解為「考見得失」,共同點是詩反映現實生活的意義;「群」指詩能使人聚在一起交流,或使社會團結和睦;至於「怨」的意思,不是單指抱怨,而是人能透過詩諷諫時政,這與「下以風刺上」意思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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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認為「興、觀、群、怨」是詩的最高準則,「辨漢、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王夫之還有一段論點:「於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於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摯。」意思是,一首詩如果能在感發志意的句子中反映社會或政治的盛衰得失,則更加深刻;能在反映社會的詩句中感發志意,則更加周密;具有團結作用的詩句若能諷刺時政,便會使讀者難忘;旨在諷刺的詩句若能使人團結,感情就會深摯。總之,詩的興、觀、群、怨是一體的關係,結合後可以發揮更好的效果。《詩經》是這方面最好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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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近體詩時,嚴守格律當然也是最基本的要求,還要避免犯孤平、三平尾,若作律詩還要求對仗。但嚴守規則的同時,萬不可牽強附會,須知內容與思想為上,不應受妨礙。吳可《藏海詩話》甚至建議「寧對不工,不可使氣弱」,他的意思不是教人逃避對仗,而是對仗可以稍寬。近體詩的對仗分工對和寬對,有些詩雖未做到工對,但依然不失為佳作。譬如杜甫的七律〈蜀相〉,頸聯「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中「天下」和「老臣」是不對仗的,但「天下計」和「老臣心」可以構成對仗,都是2+1結構,這便是寬對。杜甫此詩堪稱千古絕唱,餘味不絕,字字珠璣,試問那一聯寬對影響到其價值了嗎?一切形式都為內容服務,一切字句都為情意服務。有追求辭藻華麗、堆砌典故者,和對仗求甚工都屬於本末倒置。即使鍊字,也要自然,不可害意,使氣變弱。

無論寫古體詩還是近體詩,有五點都非常關鍵:性靈、氣象、體面、血脈、韻度。詩就像詩人生命的延伸,也有靈魂、氣質、軀幹、脈絡、容貌。性靈即真性情,上文已提及詩的本質是言志,既然是詩人自己的志,自然包含詩人的真情實感與個性,字句由情志產生,而不能為造句而損害情志。氣象指人的氣質及詩的風格氣韻,體面即格局和面貌,血脈即貫穿詩的脈絡,韻度即韻味與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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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白石《白石詩說》有一段精闢的總結:「氣象欲其渾厚,其失也俗;體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脈欲其貫穿,其失也露;韻度欲其飄逸,其失也輕。」值得學者參考。

詩的氣象來自詩人的氣質,每個詩人的氣各不相同,與性格、天賦、成長經歷、教育、見聞、境界、社會環境、時代背景等因素相關,非一年半載形成。若想作出好詩,不單要多讀書,還要養氣,培養獨一無二的氣質,切不可模仿他人。謝榛《四溟詩話》談到:「自古詩人養氣,各有主焉。」「熟讀初唐、盛唐諸家所作,有雄渾如大海奔濤,秀拔如孤峰峭壁,壯麗如層樓疊閣,古雅如瑤瑟朱弦,老健如朔漠橫雕,清逸如九皋鳴鶴,明淨如亂山積雪,高遠如長空片雲, 芳潤如露蕙春蘭,奇絕如鯨波蜃氣,此見諸家所養之不同也。」形容的是唐朝詩人不同的作品風格,反映各自的內在氣質。

提及盛唐,許多人都會想到李白,他的詩真可謂再無人超越,後人實在學不來。這大概是因為李白的作品主要妙在氣象,由天時、地利、人和多方面形成,與其豪放性格、超凡境界、仙風道骨、想像力、生活遊歷與時代環境密切相關,加之學識淵博,自然養成。後世只學到字句,卻學不到他的氣象。王國維《人間詞話》有一段評論:「太白純以氣象勝。『西風殘照,漢家陵闕』,寥寥八字,遂關千古登臨之口。後世唯範文正之〈漁家傲〉、夏英公之〈喜遷鶯〉,差足繼武,然氣象已不逮矣。」說的雖是詞,但詩也同理,貴在氣象。以後再欣賞李白詩時,不妨調整思路,不急於逐句解讀分析,先靜心感受氣象。好詩的感染力不全在字句,更多在字句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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