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战火引发的舆论战愈演愈烈，美国国会议员再次呼吁全面禁用抖音海外版TikTok，理由是中国公司出品的这款视频分享应用的算法可能助长了反以色列内容的传播，影响着美国年轻一代对以哈战争的看法。他们指责北京可能是美国社会中反犹信息泛滥的幕后推手。但也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年轻世代借由TikTok表达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不应成为禁用TikTok的理由。
美国议员再呼吁禁用TikTok
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11月7日致函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Hawley），敦促行政当局将包括TikTok在内的所有北京字节跳动公司在美国市场推出的应用程序（app）下架。
霍利在信中说，TikTok具备“彻底扭曲”美国年轻人世界观的能力，美国年轻一代在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上所表达的意见正在验证这一点。
以色列为回应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无辜平民发动大规模袭击，对加沙地区进行的清剿哈马斯的行动，国际社交媒体上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舆论声援陷入两极化。
但是，在美国年轻人中，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似乎已经成为主流意见。哈佛大学美国政治研究中心（Harvard CAPS）与哈里斯民意调查（Harris Poll）10月20日公布的一份民调结果显示，在年龄在18到24岁的群体中，超半数(51%)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因为巴勒斯坦人处于不幸境遇，哈马斯杀害1200多名（联合国的最新数据显示，约1400名以色列人被杀害）以色列平民是正当的，49%的受访者认为哈马斯的行为不当。与之相比，美国公众的总体意见中，只有24%的民众认为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的杀戮是正当的。
这份调查是在10月18日至19日做出的。参议员霍利的信函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这种差异可以归因于TikTok上普遍存在的反以色列内容”。霍利进一步强调：“至关重要的是，这种差异符合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偏好。”
此前，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众议员也在网络媒体The Free Press撰文，发出类似的呼吁。加拉格尔在文章中说：“中共可以通过调整TikTok算法审查信息，并在各种问题上影响所有年龄段的美国人。它可以决定他们对事件真相的认知，以及他们从国际时事中得出的结论。”
TikTok是否充斥反犹信息？
美国国会议员此番借由TikTok在以哈冲突问题上的信息传播不对称，再次发出禁止TikTok呼吁，起源于科技产业风险投资家、Tinder公司前产品部副总裁小杰夫·莫里斯（Jeff Morris Jr）10月26日在X平台上发表的一长串分析。
莫里斯在分析中说，TikTok上有关支持巴勒斯坦的主题标签（hashtag）浏览量高达30亿，相比之下，支持以色列的主题标签浏览量只有2亿。
他说，由于目前TikTok上的舆论非常反以色列，TikTok的内容激励机制鼓励支持这种舆论导向的创作，因为制作反以色列的视频有助于创作者增加他们的订阅量。
一些犹太裔视频创作者的体验似乎印证了莫里斯对TikTok上反犹内容泛滥的数据分析结论。40多名犹太裔文化界名人和TikTok创作者11月1日发表公开信，呼吁TikTok处理该平台上的反犹言论和威胁言辞。他们还呼吁TikTok的内容审查应该做到公平化。
公开信说，TikTok的算法鼓励暴力言辞，同时压制犹太裔创作者的内容推广。信中说，犹太裔创作者在TikTok关于以色列平民所受暴行的内容往往立刻遭到删除，创作者受到反犹太主义言论的轰炸。他们说，TikTok的分析数据显示，一些知名的犹太创作者在发布有关以色列的视频时，在粉丝中的参与度（engagement）竟不到1%。
TikTok否认推送反犹内容，专家称站不住脚
哈马斯被美国政府列为恐怖主义组织。根据TikTok的安全与文明规则，TikTok禁止“暴力和仇恨组织或个人”出现在该平台上，其中包括暴力极端分子、暴力犯罪组织、暴力政治组织、仇恨组织和从事大规模暴力活动的个人。
截至发稿前，TikTok没有回复美国之音发出的置评请求。但是在11月2日的一份声明中，TikTok美国公司表示，那些指称TikTok向美国用户推广“支持巴勒斯坦”内容多于“支持以色列”内容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TikTok表示，自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开始以来，已经删除了冲突地区超过92.5万个违反TikTok有关暴力、仇恨言论、错误信息和恐怖主义的规定的视频，其中包括宣传哈马斯的内容。但TikTok没有说明支持哈马斯内容占所有被删视频的比重。
TikTok辩称，自10月7日以来，在美国市场，“与以色列站在一起”（#standwithisrael）主题标签的浏览量是“与巴勒斯坦站在一起”标签（#standwithpalestine）的1.5倍：浏览量分别为4630万和2940万。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TikTok这样对比两个标签是在误导公众，因为这一标签选取的是支持巴勒斯坦人一方浏览量较小的一个主题标签与支持以色列一方最多的主题标签。
数据分析平台Kaggle共同创建人和前CEO安东尼·歌德布卢姆（Anthony Goldbloom）是指出TikTok避重就轻的分析人士之一。他与美国之音分享的的一组数据显示，TikTok上有关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最热门的主题标签并非“与巴勒斯坦站在一起”，实际上是“自由巴勒斯坦”（#freepalestine）；支持以色列最热门的标签是“与以色列站在一起”（#standwithisrael）。数据显示，在过去30天，前者在美国18至24岁用户中的浏览量为4.47亿次，后者仅为1650万。
美国大数据研究公司Palantir Technologies的CEO高级顾问雅各布·赫尔伯格（Jacob Helberg）对美国之音说：“这种差距显然是完全不正常的，是人为扭曲的结果，可能是算法造成的。”
歌德布卢姆通过短信对美国之音说，TikTok有技术能力和实力，让该平台上的有关以哈冲突的讨论更公平。一些做法包括：对有关以哈冲突的视频的事件和地点信息进行验证，在用户大量浏览此类视频时注入主流媒体的报道内容；此外，TikTok还应针对以哈冲突专门训练能识别特定仇恨言论的数据模型，并对可能的仇恨信息和不实信息加强人工审查。
北京借TikTok在以哈问题上对美国青年政治洗脑？
专家说，TikTok等社媒平台都是依照其各自目的去决定推广哪些内容、压制哪些内容。赫尔伯格说，TikTok的算法正在主动地向美国年轻人推广支持巴勒斯坦人和支持哈马斯的内容。
赫尔伯格是美国跨党派机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的委员。他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正在目睹是，一家中国拥有的公司正在向美国受众推销（美国的）外国对手的审查做法和审查规定。”
他解释说：“每一个社交媒体的信息流，就其核心而言都是排名系统，它决定了什么排名靠前，什么排名靠后，哪些内容被推送给了用户。”
他说，决定内容排名的成千上万的指标被分配了不同的权重。“将所有这些指标组成在一起的公式归根结底，是判断该公司希望如何划分优先级、用户看到什么内容以及公司的目标。”
他说:”在美国，目标很简单，美国公司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广告收入。在中国，现实很简单，法律规定公司具有双重任务，既要赚钱，又要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议程，按中国法律的措辞，就是促进社会主义价值观。”
自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以来，中国政府表面中立，但一直拒绝对哈马斯进行直接谴责，同时放任中国社交媒体上反犹言论的泛滥。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在以哈冲突问题上，中国政府和北京字节跳动公司是否干预了TikTok美国在运营时的审查走向；但在其他议题上，有关中国政府借由字节跳动将审查之手伸到海外的报道屡见不鲜。
英国《卫报》此前报道说，字节跳动公司对TikTok发布过一份审查指南，要求TikTok对天安门、西藏独立和法轮功等议题进行审查。美国国务院今年发布报告说，字节跳动公司试图封锁中国政府的批评者使用该公司的所有平台，封锁对象可能包括中国以外的人士。报告说，截至2020年底，字节跳动定期更新黑名单，名单上的人员可能被屏蔽或限制使用包括TikTok在内的所有字节跳动平台。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中国在以哈冲突中的立场势必影响了TikTok北京母公司的内容审查。熟悉中国商业环境的美国哈里斯-斯利沃夫斯基（Harris Sliwoski）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丹·哈里斯（Dan Harris）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只需要做的就是敲开TikTok在北京的大门，提出建议。但现实是，他们甚至不必这么做，因为中国的每一家出版商都知道他们需要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TikTok也是如此。”
穆斯林维权人士：支持巴勒斯坦人不是犯罪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美国年轻一代在以巴问题上往往倾向于同情巴方，而TikTok的美国用户又以年轻人为主，TikTok上对巴勒斯坦人的支持声浪高于对以色列的支持，可能只是反应了年轻用户的普遍意见。
《华盛顿邮报》援引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媒体从业者诺儿·塔格利（Noor Tagouri）的话说，年轻一代并没有被TikTok洗脑。她说：“人们只是在目睹所发生的情况，选择与人性和生命站在一道。”
美国穆斯林维权人士说，美国政客以TikTok纵容反以色列内容为由而建议将其下架，这样的说法是虚伪的。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简称CAIR）副执行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Edward Ahmed Mitchell）对美国之音说，年轻人使用TikTok来了解和表达对巴勒斯坦民众人权的支持，不能用作政客试图禁用TikTok的理由。
米切尔说：“对TikTok与中国的关系感到担忧，这有正当理由。但支持巴勒斯坦的内容出现在Tik Tok上并不是担心或禁止该平台的理由。表达对巴勒斯坦人权的支持并不是犯罪。”
他说：“有许多社交媒体平台实际上压制了支持巴勒斯坦人权的内容。然而，我没有听到任何参议员呼吁禁止这些平台。所以我觉得这太荒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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