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出现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也打破了很多人的中国梦。尤其是2022年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封城，让“最后一代”、“躺平”、“润”等词扎根在中国年轻人心里。中国当局过去三年极端的清零政策，让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自由的可贵。在中国开放边境后，“能润就润”的中国人蜂拥至海外，其中富人更喜欢购房，希望在爆发类似疾病时获得安全保障，同时规避国内的经济风险。
在曼谷的一栋豪华公寓楼第19层上，上海居民丹尼尔· 卞（Daniel Bian）躺在游泳池旁的躺椅上，欣赏著泰国首都一览无馀的美景。
“我感觉还活著。我感到自由。”卞先生戴著有色太阳镜兴奋地对路透社说，“这是我的梦想。”
由于中国当局实施极端的疫情“清零政策”，卞在中国被“封”了三年。今年中国开放边境以后，卞是大批涌入泰国寻求购置房地产的中国人之一。
许多中国人渴望在海外买房，渴望在类似疾病爆发的情况下有一个安全网，同时也为了防止受到中国国内经济风险的冲击。
Trip.com 网站的数据显示，泰国是五一长假期间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出境目的地，其次是日本和韩国。
泰国这个东南亚国家的优秀国际学校和优质医疗设施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他们希望在这里买房作为第二居住场所。
泰国预计，今年至少有500万中国游客，其中一些人准备购买房产。
泰国房地产协会（Thai Real Estate Association）会长 Mesak Chunharakchot 说：“中国人对泰国的房产肯定有需求。”
他补充说，在买家名单中名列前茅的购房地点是首都曼谷等主要城市，以及北部山区的清迈（Chiang Mai）、东海岸的海滩度假胜地芭提雅（Pattaya）和东北部的伊桑（Isan）地区。
“中国人正在买房子，送孩子上国际学校，让他们的父母留在泰国照顾孩子。” Chunharakchot说。
今年年初，泰国新加坡国际学校（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Bangkok）的中国学生比例上升至12%至13%，即四个校区的3,100名学生中有大约400名中国学生，这一比例远远超过了2019年疫情大流行前的比例（6%）。
泰国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首席执行官Kelvin Koh告诉路透社：“在中国，当一切被关闭时——那就是一夜之间，没有人可以出去。”
Koh认为，这种情况推动了中国家庭做出到海外买房的决定。
尽管泰国规定，在任何公寓楼开发项目中，外国人所有权不得超过49%，但潜在买家仍在涌入，为那些以中国买家为目标的房地产经纪人带来了业务。
欧文· 朱（Owen Zhu）就是其中一位经纪人，他陪同50岁的卞先生和卞的70岁母亲一天之内参观了曼谷的三个高档公寓。
朱说，“疫情过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多数中国人选择购买豪华公寓居住。”
他补充说，许多之前出于投资目的购买房产的客户，现在已经将目光投向了通常价值超过200万元人民币（29万美元）的房产。
“这个预算只能在中国一线城市买一套简单住房，而且位置可能不太好。”朱说，“但用同样多的钱，他们可以在曼谷市中心购买一套豪华公寓。因此，有些人会卖掉在中国的一套房子，在这里买一套房产养老。”
组织中国与其它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卞先生在泰国也感受了更少的对自由的限制。
“进出国境、来回旅行的自由，以及社会自由和生活自由。自由非常重要。” 卞先生说。
尽管过去三年，从武汉开始，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有封城的经历，但上海封城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一波，在这之后，一些以前从不考虑移民的中国人开始研究出路。
90后的郜干一家就是其中之一。
郜干父母是力主不抱怨的两位60后。郜干读小学时，父亲郜阳告诉他“世界多娇，祖国最美”；中学时，父母让他向周恩来学习，“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郜干读大学时，头两年中国大陆还能上谷歌和外网，学外语的他，天天看的是BBC、CNN，也和同学一起看《天安门》纪录片。有一年暑假他回家和父母聊起“六四事件”，父母当即提醒他“千万不要出去乱说”。“他们告诉我，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你没法改变，千万别做出头鸟。”郜干说。
上海封城期间，郜干在微信朋友圈转了一句话：“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正常人通常就会被说成不合群。”
转发的缘由是一条上海市民被强制转送方舱隔离的新闻。发布后十分钟，母亲崔颖打来电话，劝儿子“不要经常公开发言”，“有些事你自己知道就好”，丈夫郜阳则在一旁补充：“互联网都有大数据监控的，不要随便议论政治。”
郜干的回应是：这不是政治，这是日常生活，“这种事发生在上海，也有可能发生在你所在的城市。”
崔颖起初不信，她和郜阳都认为，上海出现的很多负面新闻是“小概率事件”。“上海的主要问题是前期学欧美，搞躺平共存那一套，后来就失控了，应该尽早封城。”郜干不禁一笑，问她这观点从哪看来的。
“抖音上人家都这么分析。”崔颖说。
郜干父母的这个观念，在得知上海亲戚家的小侄女在封城期间挨饿经历后，发生了根本转变。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崔颖有个亲戚家在上海，一家人都在美国定居，就留了小侄女在复旦读书，打算毕业了就去美国工作。“没想到还没毕业就被困在家里，天天等着社区团长送吃的，有次一整天都没吃的。”崔颖说。
自己曾经向往的那个上海，正在加速走向另一个极端：送方舱、硬隔离、激进措施层出不穷。崔颖告诉端传媒，看到微信视频号上流出的一些大白进入上海普通人家里“消杀”的视频，“很难不让我想到当年造反派进我家，揪我爸出去戴高帽，游街认错的旧事。”很多视频，她看完会不自觉地摁下一个红星键（即收藏），但五分钟后，她就发现视频已经被删得干干净净，“我大概能明白，这些视频为什么留不下来了。”
60后父母决定“润”，这个念头冒出来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对崔颖来说，这是一种因为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而导致的“不安的感觉”。她所说的“不确定状态”，包括但不限于：国内防疫政策反复多变；上海封城悲剧随时可能复制在其他城市；经济下行导致“钱袋子”急剧缩水；年轻人都不工作了，自己和下一代人的养老问题堪忧；常态化核酸检测，可能让长期居家的自己和家人心态失衡；接种完疫苗半年后，国产疫苗负面消息频出，不敢接种第三针……
过去，崔颖喜欢在抖音和微信视频号上点赞一些唱流行歌或者教做菜的短视频，但她最近忽然想明白了一个道理，“都在说生逢大时代，但这不会在你看病时减免一分钱，也不会在你失业时补贴你一分钱。大时代没用，能不折腾地过好小日子，就挺好。”
她开始看那些介绍马尔代夫、安道尔和法罗群岛的小视频，“人家国家小，但生活简单，至少不会有国内这些糟心事。”
她和丈夫郜阳最近在研究“润”向泰国的方案。“如果要找过一个地方养老，欧美成本和门槛太高，语言也不通；日本感觉也融不进去。想来想去，东南亚最好，比如泰国，华人多，成本相对低，可以考虑一下。泰国就算再差，应该也没我们这儿能折腾。”崔颖觉得，从计划生育政策下“国家养老”到“自己养老”的转变，到疫下动辄封城+常态化的全员核酸，这些在崔颖看来都叫“折腾”。
郜干整理了一份泰国“养老签”的资料发给父母后，崔颖发现，只要真的想走，“其实也没想象中那么难。”根据泰国“养老签”的规定，年满50岁首次办理可以居留15个月，以后每年需要续期，养老签证期为一年一签，养老签证在有效期内可允许持有者自由多次出入泰国。资产方面，在泰国开设的个人银行账户内有至少80万泰铢(约16万人民币)的存款，或者每个月至少有6.5万泰铢(约1.3万人民币)的退休金收入就行。
崔颖和郜阳的打算是，2022年开始计划准备，2023年争取落实实施。两人家里都有还在世的老人，但好在60后不像80、90后，他们有足够多的兄弟姐妹可以照顾老人，“泰国养老签也不是出去就回不来了，只是给生活提供另一种选择——你可以待在那边，也可以有时去国外，有时待在国内。”
除了泰国外，不少中国富人也到日本寻求避风港。《华尔街日报》报导，62岁的阿曼达‧吴（Amanda Wu）说，中共防疫限制和有限的自由等普遍令人担忧因素，使她把目光投向日本。
她说，她的朋友们对移居日本的兴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只要中共取消边境管制，就会有一大批人前往日本，无论是短期逗留还是长期移民。
在日本生活了近三十年的中国女商人王晴（Wang Qing，音译）说，即使中共当局取消了防疫限制，她仍相信推动中国人考虑移居日本的许多因素仍然没有改变。解除防疫限制之后更宽松的旅行规则将使人更容易实现其移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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