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躺平”是在革命还是认命

中国政经民生的各种郁闷，在中共治下仿佛成了无解的难题。

此时，一则主张“躺平主义”的网络帖文横空出世：作者自述放弃工作已两年有馀，维持相当低的生活欲望，且思考一系列哲学命题 — 朋辈同侪之间的攀比心态，长辈灌输的传统观念，社会周遭各式强加己身的价值观，愈发艰难的现实环境，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

“我可以像第欧根尼(Diogenes)一样祇睡在自己的木桶里晒太阳，也可以像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一样住在山洞里思考‘逻各斯’(Logos)，既然这片土地从没真实存在过高举人主体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制造给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祇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作者简短的宣言一石激起千重浪，网上掀起无数和应，躺平的小伙伴们纷纷分享自身的理解与经验，无形间不断扩充躺平主义的意涵。

在了解何谓“躺平”之前，先介绍一个中文字：茵。意思是车上铺坐的席褥垫子之类，字形是一个人大字型躺在一张方型大垫的舒适样子，可谓生动描绘“躺平”这个种作。

要概括躺平主义的纲领，就是奉行“六不主义”，纯粹为自己而活，坚拒充当贡献国家的“螺丝钉”、社会主义的“后浪”。正所谓“人比人，比死人”，当过份讲究汰弱留强的“内卷”沦为“立倦”，与此相对的躺平遂变成都市青年的无声抗议。

对躺平的误解

虽说保持低欲望是躺平族的特点，这种过往无以名之的现象亦非始于今日。不少评论认为中国并非特例，诸如日本的“低欲望”一族、台湾的“小确幸”，甚至更早前欧陆浮现的“尼特族”(NEET)之类。不过中国光怪陆离的国情，却使其呈现独特于别国的状况。

这有别2015年一则“夫妇全年仅花二万元(人民币)”帖子的描述，那是在拥有自置居所、积蓄、不欠债、供满社保的基础上提早过退休生活，既可省吃俭用安贫乐道，想过好一点亦大可重新就业，随时可进可退的弹性选择。

这亦与知名的“三和大神”形态不同。

中国从1980年代推动改革开放，使大量“民工”自农村投身城市求职，失控的人口流动演变成“盲流”，带来无数的治安与社会问题，薪金水平亦因劳动力过剩加上商人无良而“人离乡贱”；2010年以后，随著网络使用普及、智能电话兴起，正值新生代农民工成年进城找工作的时期，但低学历与低技术成为他们的软肋，“黑厂”对工人的压榨比过往更甚，生活的无情彻底粉碎他们积极上进的梦，干脆放弃工作辛苦且拘束的月薪工作，打著“做一天玩三天”的日薪日结工厂短期职，支薪后旋即沉迷网吧玩游戏、价廉且不安全的性爱、刺激的赌博，吃著粗糙的劣食醉生梦死混日子。无力还债之际，他们祇好透过网上小额借贷渡日，或是押上自己所有值钱的家当，在社会底层毫无尊严地苟延残喘。

躺平族，主要诞生在城市。

农村乡间生活即使不至于富足，但至少拥有恒常住所，甚至造著政府征地而通过村委会分红的梦，最不堪也可当个啃老族，工作、结婚、生子，往往是茶馀饭后离不开的话题，鲜少探究人生意义之有无。

然而生于都市，无论校内学习抑或投身就业，则更深切感受残酷竞争的压逼感。从贸易战以降带来实质经济下滑，到武汉肺炎疫情肆虐，既致使更多国民收入锐减甚或人浮于事，同时破坏原有的生活节奏，两者均加速了躺平族的盛行。

扭曲的社会结构

中国青年躺平背后，带有浓烈的无奈，主因是人口繁盛，令剧烈的竞争广延至所有领域，出现严重内卷化：一方面社会动能并非用于促进发展，而是消耗在彼此拼输赢之上；那边厢，无法从外部获取更多资源，惟有于内部互相争夺。两者结合，致使整体效益不增反降。

愈趋非理性的恶劣竞争，如同旅客纷纷挤到海岸旁看流星，过程中你推我撞，心思与精力都耗在注意旁人的站位，最终并没多少人看到更多的景观，但又不得不推挤下去，终落得彼此累得半死的苦况。

青少年从小被叮嘱勤奋学习，长大踏入社会，迎面而来的却不止职场挑战，更要不断交税缴费，清还学货、房贷与信用卡贷款 — 去年中国家庭负债增长高达17,000亿美元，按年新增约6%；到了生儿育女之际，重复学而优则前途无限的教诲，把未能实现的理想与期望投射到子女身上，新一代等待宰割的“韭菜”，如是又成长起来。

事实上，即使他们再勤恳奋发，付出与收获仍不成正比，无以累积资产甚或往上流动；中共权贵阶层及同流合污的的商人，却在肆意挥霍著蚁民挥洒血汗的劳动成果。既是无力反抗上位阶层，那么不拼搏即使更苦，祇需压低个人欲望，日子不至于饿死就算勉强过得去。

微观经济观察

伴随疫情兴起的宅经济，网购、外送盛行而实体店铺减少，看似是把饼做大，也在实现产业转型，理应提供更好条件吸引劳动力加盟。可实际并非如此，兹举一实例说明。

根据外卖龙头平台“美团”2020年的《骑手就业报告》统计，旗下送外卖骑手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占了24.6%，其中72万是大学本科生，研究生更将近6万。他们的待遇，又是如何？

由2018年末疫情前的每单外送7.7元，官网宣称骑手月入6,000-8,000元人民币；2019年逐步下跌，平均4.5元一单；2020年尚有平均5-7元收入，但还未算上取消冲单奖励、各种惩罚机制的扣款。今年央视一部纪录片揭露“外送12小时仅赚41元”的个中苦况，美团回应却是不痛不痒的抽佣调整，骑手收入反而减少，外卖价格愈来愈贵，但连骑手的社保也舍不得买。

无论外送抑或快递平台，为了最短时间内派送最多食物或货品，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运用高科技算法与大数据，逼迫骑手设法对抗交通规则，生命安全无人在意。平台获取巨大利润的代价，是无数骑手的血汗牺牲。

从高学历学生流落至“以命换钱”的恶劣状况，试问一句：何必如此？青年失业与贫困状况严重，可见其谋生之艰辛，不足为外人道。社保这张福利安全网距离他们遥遥无期，他们生来却要背负高龄化国家的沉重负担，日夕战战兢兢的竞争生涯。

内卷涉及整体社会环境，躺平则为个人受影响之反应。躺平不仅止于一时的舒压，而是体会到生活没有出路，绝望到不图挣扎的作法，舍弃竞争，中断这种集体郁闷的循环。

中共态度变化

要知道中共如何看待躺平主义，大可追溯至2018年盛行一时的《旅かえる》(旅行青蛙)。那种低物欲懒洋洋“佛系”生活态度，甚至迹近颓唐的生存形态，就曾被中共官媒猛烈批评过 — 他们树立的模范，是积极上进的社会主义爱国好青年；鼓吹佛系，却是荼毒人性的“心灵毒鸡汤”，与“高大上”南辕北辙的存在。

介乎佛系生活与躺平之间，其实还出现了微博主“推拿熊”提倡的“上班摸鱼划水学”，齐当闲散慢活的上班族，以敷衍了事的工作态度对抗雇主薪酬福利与加班剥削，以及地狱般的恶劣工作环境。

不过据上可知，躺平并非消极颓废、混吃等死，而是青年最后的倔强，不得已的反抗。

这在中共领导层眼里，至少是可见的危机。故最初他们采取理解且同情的态度，试图导正劝说。中共中宣部的刊物《半月谈》在3月就以“蹲族”形容躺平者，简略剖析他们面对的困境，更寄语“社会应听到‘蹲族’的声音”。

但到了5月，躺平主义甚嚣尘上，躺平族的网上群组禁之不绝，官方喉舌态度丕变，抨击随之愈演愈烈。《新华社》引用《南方日报》批评青少年稍受挫折轻易躺平，实属可耻；《光明日报》形容他们“未富先躺”；共青团中央更于微博直指“当代青年从未选择躺平”，《环球时报》则谓这不过是网民玩票式过嘴瘾，不敢真正躺平，形容为释放负能量的小牢骚。

的确，中共急了：既然大家都寻思躺平，那么谁要为权贵打工，谁来创造财富供养他们？影响经济固然令既得利益者不好过，以经济成果衡量政治绩效的中共高层们，更不好过。

无奈反抗，演变成不合作运动？

有观点认为，躺平是青年从政治、经济乃至生活上看不到前途与希望，处处缺乏自由，活得像韭菜，继而采取的消极不反抗，初则牵涉社经，却有意无意地转化成政治意义。这说法亦属合理。

基于中国并无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政治参与虽遭受褫夺，却能换取“安定繁荣”，继而形成漠视自由民主、利益均沾的共犯结构。躺平族虽然出身于制度得益者家庭，但对“力争上游”的失衡、阶级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公义都深有体会 —“发奋图强”并非修正不合理的制度，反而是设法从不公平当中攫取特权，极力捍卫这套制度。未能反抗但至少抱持焦虑，这种不安感随著自身遭遇各式怪现状而放大，绷紧的神经终于断弦。

网上聚集志同道合者抨击政府甚至游行示威既不可行，零散的就地躺平中共大概莫可奈何，祇因官方封锁网上群组，无法制止群众心领神会的默契。官媒极力把躺平族污蔑为“废青”，本质是缺乏对人的基本尊重，妄顾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才会以为舆论的道德责难能够令周遭的人排拆、厌恶、孤立，让青年因而放弃躺平，恢复“高大上”的病态人生追求。

躺平族的特质除了寡欲，剥离外界植入的消费与攀比观念以外，尚有减少人际交往、淡出关心他人或社会、祇为自己而活的原子化倾向。电影《浪迹天地》(Nomadland)纵使描述主角过著偶尔打散工维生的游牧生活，但失去丈夫与房子的她，依旧保留人与人之间的羁绊。现实中假如一场运动欠缺人际间的鼓励，反战的嬉皮士(Hippies)终成纯粹虚无和享乐主义者，蛰居族终成啃老寄生虫，无家者(Houseless)终将沦为无家可归者(Homeless)。

中共自然不欲躺平主义蔚然成风，不过若没能进一步提升内蕴，恐怕未必会如实践者预期般带来更多社会改变。激起他们“站起来”的导火线，也许是《美国之音》访谈中提及的燃点意志之物，也许是一场社运，也许是一项共同目标或行动。

当然，亦非你想躺平就能躺平。外在因素，除非能自力救济活下去，且无需从政府领取福利。对付的方法，可以是增加税费，可以是将他们当成“低端人口”予以驱逐，也可能是秦晖在《福利问责与宪政之路》提到的强制劳动；至于内在，则视乎个人是否拥有独立人格，下决定后择善固执，否则内心躺也难平，遭受世间白眼后成了怨天尤人、仇视社会、愤世嫉俗的犬儒。

看不见未来，是短寿；看见没未来，是睿智。躺平是否真能逐渐形成一股沉默的力量，抑或止于短期社会矛盾的阶段表现，且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作者为香港人／网媒记者兼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