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躺平」是在革命還是認命

中國政經民生的各種鬱悶，在中共治下仿佛成了無解的難題。

此時，一則主張「躺平主義」的網絡帖文橫空出世：作者自述放棄工作已兩年有餘，維持相當低的生活欲望，且思考一系列哲學命題 — 朋輩同儕之間的攀比心態，長輩灌輸的傳統觀念，社會周遭各式強加己身的價值觀，愈發艱難的現實環境，壓得自己喘不過氣來。

「我可以像第歐根尼(Diogenes)一樣祇睡在自己的木桶里曬太陽，也可以像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一樣住在山洞裡思考『邏各斯』(Logos)，既然這片土地從沒真實存在過高舉人主體性的思潮，那我可以自己製造給自己，躺平就是我的智者運動，祇有躺平，人才是萬物的尺度。」作者簡短的宣言一石激起千重浪，網上掀起無數和應，躺平的小夥伴們紛紛分享自身的理解與經驗，無形間不斷擴充躺平主義的意涵。

在了解何謂「躺平」之前，先介紹一個中文字：茵。意思是車上鋪坐的席褥墊子之類，字形是一個人大字型躺在一張方型大墊的舒適樣子，可謂生動描繪「躺平」這個種作。

要概括躺平主義的綱領，就是奉行「六不主義」，純粹為自己而活，堅拒充當貢獻國家的「螺絲釘」、社會主義的「後浪」。正所謂「人比人，比死人」，當過份講究汰弱留強的「內卷」淪為「立倦」，與此相對的躺平遂變成都市青年的無聲抗議。

對躺平的誤解

雖說保持低欲望是躺平族的特點，這種過往無以名之的現象亦非始於今日。不少評論認為中國並非特例，諸如日本的「低欲望」一族、台灣的「小確幸」，甚至更早前歐陸浮現的「尼特族」(NEET)之類。不過中國光怪陸離的國情，卻使其呈現獨特於別國的狀況。

這有別2015年一則「夫婦全年僅花二萬元(人民幣)」帖子的描述，那是在擁有自置居所、積蓄、不欠債、供滿社保的基礎上提早過退休生活，既可省吃儉用安貧樂道，想過好一點亦大可重新就業，隨時可進可退的彈性選擇。

這亦與知名的「三和大神」形態不同。

中國從1980年代推動改革開放，使大量「民工」自農村投身城市求職，失控的人口流動演變成「盲流」，帶來無數的治安與社會問題，薪金水平亦因勞動力過剩加上商人無良而「人離鄉賤」；2010年以後，隨著網絡使用普及、智能電話興起，正值新生代農民工成年進城找工作的時期，但低學歷與低技術成為他們的軟肋，「黑廠」對工人的壓榨比過往更甚，生活的無情徹底粉碎他們積極上進的夢，乾脆放棄工作辛苦且拘束的月薪工作，打著「做一天玩三天」的日薪日結工廠短期職，支薪後旋即沉迷網吧玩遊戲、價廉且不安全的性愛、刺激的賭博，吃著粗糙的劣食醉生夢死混日子。無力還債之際，他們祇好透過網上小額借貸渡日，或是押上自己所有值錢的家當，在社會底層毫無尊嚴地苟延殘喘。

躺平族，主要誕生在城市。

農村鄉間生活即使不至於富足，但至少擁有恆常住所，甚至造著政府征地而通過村委會分紅的夢，最不堪也可當個啃老族，工作、結婚、生子，往往是茶餘飯後離不開的話題，鮮少探究人生意義之有無。

然而生於都市，無論校內學習抑或投身就業，則更深切感受殘酷競爭的壓逼感。從貿易戰以降帶來實質經濟下滑，到武漢肺炎疫情肆虐，既致使更多國民收入銳減甚或人浮於事，同時破壞原有的生活節奏，兩者均加速了躺平族的盛行。

扭曲的社會結構

中國青年躺平背後，帶有濃烈的無奈，主因是人口繁盛，令劇烈的競爭廣延至所有領域，出現嚴重內卷化：一方面社會動能並非用於促進發展，而是消耗在彼此拼輸贏之上；那邊廂，無法從外部獲取更多資源，惟有於內部互相爭奪。兩者結合，致使整體效益不增反降。

愈趨非理性的惡劣競爭，如同旅客紛紛擠到海岸旁看流星，過程中你推我撞，心思與精力都耗在注意旁人的站位，最終並沒多少人看到更多的景觀，但又不得不推擠下去，終落得彼此累得半死的苦況。

青少年從小被叮囑勤奮學習，長大踏入社會，迎面而來的卻不止職場挑戰，更要不斷交稅繳費，清還學貨、房貸與信用卡貸款 — 去年中國家庭負債增長高達17,000億美元，按年新增約6%；到了生兒育女之際，重複學而優則前途無限的教誨，把未能實現的理想與期望投射到子女身上，新一代等待宰割的「韭菜」，如是又成長起來。

事實上，即使他們再勤懇奮發，付出與收穫仍不成正比，無以累積資產甚或往上流動；中共權貴階層及同流合污的的商人，卻在肆意揮霍著蟻民揮灑血汗的勞動成果。既是無力反抗上位階層，那麼不拼搏即使更苦，祇需壓低個人慾望，日子不至於餓死就算勉強過得去。

微觀經濟觀察

伴隨疫情興起的宅經濟，網購、外送盛行而實體店鋪減少，看似是把餅做大，也在實現產業轉型，理應提供更好條件吸引勞動力加盟。可實際並非如此，茲舉一實例說明。

根據外賣龍頭平台「美團」2020年的《騎手就業報告》統計，旗下送外賣騎手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占了24.6%，其中72萬是大學本科生，研究生更將近6萬。他們的待遇，又是如何？

由2018年末疫情前的每單外送7.7元，官網宣稱騎手月入6,000-8,000元人民幣；2019年逐步下跌，平均4.5元一單；2020年尚有平均5-7元收入，但還未算上取消沖單獎勵、各種懲罰機制的扣款。今年央視一部紀錄片揭露「外送12小時僅賺41元」的箇中苦況，美團回應卻是不痛不癢的抽傭調整，騎手收入反而減少，外賣價格愈來愈貴，但連騎手的社保也捨不得買。

無論外送抑或快遞平台，為了最短時間內派送最多食物或貨品，占領更大的市場份額，運用高科技算法與大數據，逼迫騎手設法對抗交通規則，生命安全無人在意。平台獲取巨大利潤的代價，是無數騎手的血汗犧牲。

從高學歷學生流落至「以命換錢」的惡劣狀況，試問一句：何必如此？青年失業與貧困狀況嚴重，可見其謀生之艱辛，不足為外人道。社保這張福利安全網距離他們遙遙無期，他們生來卻要背負高齡化國家的沉重負擔，日夕戰戰兢兢的競爭生涯。

內卷涉及整體社會環境，躺平則為個人受影響之反應。躺平不僅止於一時的舒壓，而是體會到生活沒有出路，絕望到不圖掙扎的作法，捨棄競爭，中斷這種集體鬱悶的循環。

中共態度變化

要知道中共如何看待躺平主義，大可追溯至2018年盛行一時的《旅かえる》(旅行青蛙)。那種低物慾懶洋洋「佛系」生活態度，甚至跡近頹唐的生存形態，就曾被中共官媒猛烈批評過 — 他們樹立的模範，是積極上進的社會主義愛國好青年；鼓吹佛系，卻是荼毒人性的「心靈毒雞湯」，與「高大上」南轅北轍的存在。

介乎佛系生活與躺平之間，其實還出現了微博主「推拿熊」提倡的「上班摸魚划水學」，齊當閒散慢活的上班族，以敷衍了事的工作態度對抗僱主薪酬福利與加班剝削，以及地獄般的惡劣工作環境。

不過據上可知，躺平並非消極頹廢、混吃等死，而是青年最後的倔強，不得已的反抗。

這在中共領導層眼裡，至少是可見的危機。故最初他們採取理解且同情的態度，試圖導正勸說。中共中宣部的刊物《半月談》在3月就以「蹲族」形容躺平者，簡略剖析他們面對的困境，更寄語「社會應聽到『蹲族』的聲音」。

但到了5月，躺平主義甚囂塵上，躺平族的網上群組禁之不絕，官方喉舌態度丕變，抨擊隨之愈演愈烈。《新華社》引用《南方日報》批評青少年稍受挫折輕易躺平，實屬可恥；《光明日報》形容他們「未富先躺」；共青團中央更於微博直指「當代青年從未選擇躺平」，《環球時報》則謂這不過是網民玩票式過嘴癮，不敢真正躺平，形容為釋放負能量的小牢騷。

的確，中共急了：既然大家都尋思躺平，那麼誰要為權貴打工，誰來創造財富供養他們？影響經濟固然令既得利益者不好過，以經濟成果衡量政治績效的中共高層們，更不好過。

無奈反抗，演變成不合作運動？

有觀點認為，躺平是青年從政治、經濟乃至生活上看不到前途與希望，處處缺乏自由，活得像韭菜，繼而採取的消極不反抗，初則牽涉社經，卻有意無意地轉化成政治意義。這說法亦屬合理。

基於中國並無意義上的中產階級，政治參與雖遭受褫奪，卻能換取「安定繁榮」，繼而形成漠視自由民主、利益均沾的共犯結構。躺平族雖然出身於制度得益者家庭，但對「力爭上遊」的失衡、階級的不平等、社會的不公義都深有體會 —「發奮圖強」並非修正不合理的制度，反而是設法從不公平當中攫取特權，極力捍衛這套制度。未能反抗但至少抱持焦慮，這種不安感隨著自身遭遇各式怪現狀而放大，繃緊的神經終於斷弦。

網上聚集志同道合者抨擊政府甚至遊行示威既不可行，零散的就地躺平中共大概莫可奈何，祇因官方封鎖網上群組，無法制止群眾心領神會的默契。官媒極力把躺平族污衊為「廢青」，本質是缺乏對人的基本尊重，妄顧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才會以為輿論的道德責難能夠令周遭的人排拆、厭惡、孤立，讓青年因而放棄躺平，恢復「高大上」的病態人生追求。

躺平族的特質除了寡慾，剝離外界植入的消費與攀比觀念以外，尚有減少人際交往、淡出關心他人或社會、祇為自己而活的原子化傾向。電影《浪跡天地》(Nomadland)縱使描述主角過著偶爾打散工維生的遊牧生活，但失去丈夫與房子的她，依舊保留人與人之間的羈絆。現實中假如一場運動欠缺人際間的鼓勵，反戰的嬉皮士(Hippies)終成純粹虛無和享樂主義者，蟄居族終成啃老寄生蟲，無家者(Houseless)終將淪為無家可歸者(Homeless)。

中共自然不欲躺平主義蔚然成風，不過若沒能進一步提升內蘊，恐怕未必會如實踐者預期般帶來更多社會改變。激起他們「站起來」的導火線，也許是《美國之音》訪談中提及的燃點意志之物，也許是一場社運，也許是一項共同目標或行動。

當然，亦非你想躺平就能躺平。外在因素，除非能自力救濟活下去，且無需從政府領取福利。對付的方法，可以是增加稅費，可以是將他們當成「低端人口」予以驅逐，也可能是秦暉在《福利問責與憲政之路》提到的強制勞動；至於內在，則視乎個人是否擁有獨立人格，下決定後擇善固執，否則內心躺也難平，遭受世間白眼後成了怨天尤人、仇視社會、憤世嫉俗的犬儒。

看不見未來，是短壽；看見沒未來，是睿智。躺平是否真能逐漸形成一股沉默的力量，抑或止於短期社會矛盾的階段表現，且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作者為香港人／網媒記者兼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