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香港民主派初选胜出代表张昆阳近日透过脸书贴文，说明“我现时不在香港，但由于种种安全丶策略等因素所以未能提供我现在身处的位置，还望大家见谅。”张昆阳出走香港，远避他乡，当然是中共近期藉港府积极抓捕抗中人士所致。而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也因同样理由转居海外，香港律政司则称其是“畏罪潜逃”。罗冠聪和张昆阳都是香港今天青春正盛的一代，昨日之前，没有人会想像得到香港人也需要“流亡”。
图博（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曾在自传中记述，说“在那些（原本）喜悦的日子里，我做梦也无法想像日后的大难。1950年…我们被迫签署了《十七条协定》。几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进入了拉萨。他们宣称图博现在成为“祖国”的一部份。”这是他那一代图博人梦靥，当年嘉乐顿珠逃出中共统御下的图博时，年纪和罗冠聪、张昆扬差不多，现在则是住在印度喜马拉雅山上小镇，一个“坐在黎明前的寂静中，等候太阳升起，等候山峦从黑暗中浮现，也等候乌鸦的呜叫”，同时回忆过去人物、地点、事件的老人。
中共唯物主义下的国族观，留地确实更胜于留人，至今已迫使无数人有家归不得。六四天安门事件后，这个世界似乎已很习惯看著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分居各地。此外，中共对新疆信仰、文化的戕害，不只让维吾尔人在1997年群起抗争，而有伊宁事件，直到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前前后后又有多少维吾尔人不得已大举逃离。
现时维吾尔裔美国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就是历来逃离新疆者之一，他曾在一段自述中说道：“当时有个维吾尔族警察告诉我，中共列了抓捕的名单，我在石河子被列为疆独头号处理人物。我不以为意，因为我不过一个小人物，只是嘴巴上骂骂共产党，并没有参与组织…一个朋友在国保大队(国家政治保卫大队)，专门抓意图颠覆政府的人，有一天来找我说:‘伊利夏提你不要待了，能往国外跑就往国外跑，他们早晚要处理你，已经列在日程上了。’我不信，他接著说：‘某年某月某日你去了乌鲁木齐，上级本来想搞个车祸把你弄掉，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处理，所以你最好赶快走。’我一听就信了，于是开始办护照。”
正因如此，伊利夏提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看著港人起而反弹，便格外心有戚戚。当年5月他受邀来台湾演讲，才谈及维吾尔人就是中共“一国两制”统治的范例，警告下一个可能面临类似情况的地方将是香港，再往下走就是台湾，结果他的话像书本翻页一样快，立刻在香港的命运得到印证。
流亡印度的嘉乐顿珠曾说：我仍然可以看到中国的张经武将军大吼大叫，握拳拍桌，指控图博两位总理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威胁要杀死他们。1952年…我骑马逃到了印度。在印度，我试图让国际了解我的国家所遭遇的苦难。我向联合国请愿。我写信给美国总统，希望唤醒他的重视与支持。
入籍美国的伊利夏提曾说：从那以后一想到我的妹妹在集中营，就很自责，非常难受，无法去想她们在监狱里遭受到怎样的折磨，很多维族家庭都有相同的处境，不知道家人被送到哪一个集中营，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被送到哪一家孤儿院。很多人问我逃到海外有什么感觉，我只能说，精神上我也跟著家人在集中营里头。每一个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都一样。
今天，则轮到罗冠聪在脸书上说：整个世界都知道，是恶名昭著的国安法令很多过去参与国际线工作的手足陷入切身危险。我的行动就是要证明，即使人在海外，仍然能与共产党周旋，让世界看见香港。希望在香港的朋友安好，也呼吁律政司不要再白费力气，企图滋扰我的亲友。我已没有与他们有任何联系——你们的法庭手令，可以留著给历史，成为港府作恶的见证。
还有张昆阳也说：国安法来临之先，也在考虑应否及时离开的问题，但我一直很希望可以尽自己的能力坚持下去，能留多久便是多久。虽人微言轻，但在徬徨无助的开首，是希望用行动告诉大家这城市还有人。
包括中国异议人士等过去以来持续不断的海外发声，身在台湾已耳闻不计其数，但也必然看得更清楚，中共高压统治铲除异己，真的是由西向东，自南到北，从过去到现在皆不曾放软停歇，更别提今天突然在内蒙古强制执行几至灭绝民族文化的蒙语教学限制。
从半世纪前的图博，而后新疆，再到香港、蒙古，每个分散的当事者现身说法，都能记述出一册又一册和中共纠缠交战的血泪故事，一旦把每个人历经的遭遇串联成线，继之谱出一幅环环相扣的中共治下景象，则就不只是令人心寒。没有一个人会希望自己生长的地方任由中共搓捏形塑，就算欧美多有亲中论者夸夸其言，以为中国崛起必然替自己赚得多大利益，前提都在他们清楚摆明没有人需要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可以神采奕奕飞去做生意，再盆满钵满回到自己家继续享受无比惬意的自由，因为他们从来不必担心自己会像图博人、香港人、维吾尔人或中国海外异议份子一样。台湾今天对中共的抵御心理，无非就是同理了那海外黑名单的苦涩滋味。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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