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中共通过了修订版的《反间谍法》，对间谍行为的定义更加宽泛、加大了国安单位的执法权力，更要求邮政、电信及网际网路服务业者配合政府打击间谍活动。加上前几天大力推出的所谓数字人民币。这真的是中共从政治、经济两手抓，“闭关锁国”的前兆吗？
“老酒装新瓶”
中共这个所谓的《反间谍法》，不过是“老酒装新瓶”。中共在文革时期就大量搞过“抓特务”，比如发动群众运动，鼓励红卫兵和造反派揭发、批斗、打倒党内外的“反革命分子”和“特务”。
比如当时中共的二号人物刘少奇，三号人物林彪，他们被指控了很多罪名，“特务”就是其中一个。
总之，中共在文革时期搞的抓特务是一场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全面而深刻的动乱，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创伤。
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后，就将反间谍作为巩固政权强化、对内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在他的推动下，中共政权将之前的《国家安全法》进行修改，在2014年以《反间谍法》予以通过。这次的修改著重于“安全防范”，“积极开展反间谍宣传教育”，强化“全民反间谍安全防范意识和国家安全素养”。
最近几年，随著中共和西方国家及邻国关系的恶化，中共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全社会的反间谍运动，街道居委会动员居民对一切可疑行为进行监视，鼓励相互检举。现在推出的这个法律，就是把抓特务制度化和常态化。
法律术语模糊
为在华投资提供谘询的哈里斯-布莱肯（Harris Bricken）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哈里斯（Dan Harris）说：“关键术语没有定义，而且非常模糊。旧的法律基本涵盖了国家机密，而现在涵盖了国家利益。”
《反间谍法》还扩大了该法所针对的活动类型，包括提供有关通信基础设施安全漏洞的信息。还将“网路攻击行为”，明确定义为间谍行为，并扩大了窃密对象的定义范围，包含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所有文件、数据、资料和物品。邮政和快递服务、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都被要求向国家安全机构提供技术援助。
该法还允许有关部门检查机构的设施和电子设备，以及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的个人的数字设备，如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也就是说，如果你被怀疑是“特务”，中共就可以搜查你的手机、平板或电脑。更容易找到“证据”来打压你。
党报高级编辑被抓
这个《反间谍法》对一些特定群体影响极大，首先是大陆新闻人与外国人接触成为一种高风险行为，包括在海外的新闻人，专门从事中共禁闻报导的，去中国也是有风险的。
比如，4月24日，美国媒体，对董郁玉被捕的消息进行了详细报导。61岁的董郁玉是中共喉舌《光明日报》高级编辑、评论部副主任、前哈佛大学研究员，去年2月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被捕，他的家人在其被捕一年多后，首次向外界披露他被捕的消息。指控他的罪名是“间谍罪”。当局封杀了他的所有中文出版物，并禁止中国记者为海外出版物撰稿。
董家亲戚和朋友形容，几十年来，他经常会见外国人、包括外交官和记者，部分原因是收集写作素材。这些交往是开放的、光明正大的，中共以前是鼓励的，但现在当局把它视为外国间谍的证据。
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24日发表声明，强烈呼吁北京释放董郁玉。六十多名知名记者和学者签署了请愿书，要求中共政府重新考虑对董郁玉的指控。他们指出，会见外国外交官和记者，不应该被视为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
美联社引用这封请愿书的话说，“如果这类见面就能够构成（间谍活动的）证据，那么谁还会愿意去中国，与中国记者、学者或者外交官见面？”
26日，无国界记者组织（RSF）也要求释放董郁玉。其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Cedric Alviani）说：“记者与外国外交官和学者有联系是很自然的事，而中共政权把这种联系说成是间谍活动，这是非常荒谬的。”
另一个案例，就是4月19日爆出的，台湾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本名李延贺，3月初赴中国探亲后失联，然后传出被上海国安抓捕。4月25日，中共国台办证实富察被捕，并称其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正接受国家安全机关调查。
绑架华裔或外国人
在对外方面，中共将间谍罪变成了无罪不包，在需要时随意以此为名抓捕外国人，对外国进行报复或“惩罚”。
《华尔街日报》认为，恶法给中共对抗美国及其盟友，提供了一系列的新工具，换句话说，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人质外交。但同时，该法也有可能破坏中共争取外国投资，以恢复经济增长的努力。
现在，外企高管表示，这个恶法有可能导致日常的交流互动，变成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也凸显出中国日益恶劣的经商环境。
他们担心的一个问题是，收集当地市场、竞争对手和商业伙伴的情报，可能会被视为间谍活动。
驻北京的律师、中国美国商会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Lester Ross）说：“做生意必然需要信息。因此，存在一种风险，即人们无法代表自己的公司收集足够的信息，因为担心被贴上间谍标签。”
乔治城大学法学院亚洲法中心的执行主任凯洛格（Thomas Kellogg）说，该法将进一步加强中共打击这些外国人，也给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本身带来切实的风险。”
最近就有几个这样的例子，4月26日，贝恩公司(Bain&Company)证实了，两周前警方前往其上海办事处，并向员工问话，但没有透露员工被问话的内容。这家美国谘询公司表示，正在与中共有关部门进行适当的合作，并称目前没有进一步的评论。
之前，中共在3月份拘留了日本制药商安斯泰来制药(Astellas Pharma)的中国区代表，理由是怀疑这名日本高管从事间谍活动。同月，北京有关部门突袭了总部位于纽约的尽职调查公司、美思明智集团（Mintz Group）的北京办事处，以涉嫌非法经营为由，拘留了该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全部五名员工。
据《日经》26日报导，自2014年《反间谍法》颁布以来，中共已经拘留了数十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其中包含至少17名日本人，至今还有5人仍被关押。
在加拿大2018年12月抓捕了违反美国制裁法，将含有美国技术的设备卖给伊朗的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之后，习近平亲自下令抓捕了两名加大公民作为人质，逼迫加拿大释放孟晚舟。这两名加拿大公民是前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商人斯帕弗（Michael Spavor）。
2020年4月，澳大利亚政府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武汉进行病毒溯源的国际调查。中共对此极为恼火，随后就向澳大利亚展开了全面的报复，除了广泛的贸易抵制外，还在当年6月抓捕了澳籍华裔媒体人成蕾，指控她从事“间谍活动”。此案一直拖了两年，去年3月才进行了不公开审理，至今尚未宣判。
与此同时，中共还抓捕了另外一名澳大利亚公民，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均。杨恒均也是在被关押两年后才得到审理，也没有宣判。
有分析说，按照中共惯例，这些所谓“间谍案”只是中共的外交筹码，中共当局对涉案人员抓而不审，审而不判，就是在等待时机，在达到目的时，才会对这些案子作出判决，然后将人质驱逐出境。
外企自保想撤离
中共打击尽责调查公司，其后果就是，会极大阻碍外资在中国投资，眼下中共急需外资进驻提振经济，这种做法就是自断财路，让人匪夷所思。
十年前，英国人汉弗莱（Peter Humphrey）夫妇被中共抓捕判刑的事件，震惊国际社会。汉弗莱的中文名叫韩飞龙，他曾是路透社记者，在中国为西方公司做了十多年的欺诈调查员。他目前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外部研究成员。
韩飞龙夫妇的公司，为跨国企业提供了在中国开展业务所必需的调查服务，比如背景调查等。但由于中共政府的公共记录有限、腐败猖獗，经营这门生意相当艰难。
韩飞龙被中共法院判刑两年半，刑满之后，被驱逐出境。他的妻子虞英也被判两年徒刑。此外，这对夫妇还被处以共计约5.5万美元的罚款。
韩飞龙4月5日在《政客》（Politico）上撰文说，“我2013年在上海被捕时，正值英国与中共发生口角，当时的首相卡梅伦在伦敦会见了达赖喇嘛，同时也是由我为某一跨国客户所做的工作引发的。”
外国企业界需要尽职调查，为避免输得精光，他们必须开展安全的业务，挑选合适的合作伙伴和雇佣合适的员工，投资合适的公司，而且还必须保证他们的业务符合母国的法律。
然而，自从2013年以来，中共已经阻止了对“公共记录”的重要数据的访问。随著2015年11月中共修改法律，它已经取缔了对个人的所有调查活动，特别是外国公司的调查。
其结果是，现在没有人，也没有企业是安全的；中国的交易方也不透明。而这正是西方公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透明度的时候。如今，任何在中国进行尽职调查的人，都在承担巨大的风险。
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迈可（Michael Hart）向《日经》透露，中国境内的拘留问题，的确是商界人士关心的重点。该商会26日发布一项调查显示，有近四分之一的美国公司，正在或准备退出中国市场，主要原因就是中共日益强化的国安措施，以及不断升温的中美及台海紧张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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