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中共通過了修訂版的《反間諜法》，對間諜行為的定義更加寬泛、加大了國安單位的執法權力，更要求郵政、電信及網際網路服務業者配合政府打擊間諜活動。加上前幾天大力推出的所謂數字人民幣。這真的是中共從政治、經濟兩手抓，「閉關鎖國」的前兆嗎？
「老酒裝新瓶」
中共這個所謂的《反間諜法》，不過是「老酒裝新瓶」。中共在文革時期就大量搞過「抓特務」，比如發動群眾運動，鼓勵紅衛兵和造反派揭發、批鬥、打倒黨內外的「反革命分子」和「特務」。
比如當時中共的二號人物劉少奇，三號人物林彪，他們被指控了很多罪名，「特務」就是其中一個。
總之，中共在文革時期搞的抓特務是一場涉及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全面而深刻的動亂，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損失和創傷。
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後，就將反間諜作為鞏固政權強化、對內控制的一個重要手段。在他的推動下，中共政權將之前的《國家安全法》進行修改，在2014年以《反間諜法》予以通過。這次的修改著重於「安全防範」，「積極開展反間諜宣傳教育」，強化「全民反間諜安全防範意識和國家安全素養」。
最近幾年，隨著中共和西方國家及鄰國關係的惡化，中共在全國範圍展開了全社會的反間諜運動，街道居委會動員居民對一切可疑行為進行監視，鼓勵相互檢舉。現在推出的這個法律，就是把抓特務制度化和常態化。
法律術語模糊
為在華投資提供諮詢的哈里斯-布萊肯（Harris Bricken）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哈里斯（Dan Harris）說：「關鍵術語沒有定義，而且非常模糊。舊的法律基本涵蓋了國家機密，而現在涵蓋了國家利益。」
《反間諜法》還擴大了該法所針對的活動類型，包括提供有關通信基礎設施安全漏洞的信息。還將「網路攻擊行為」，明確定義為間諜行為，並擴大了竊密對象的定義範圍，包含涉及「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所有文件、數據、資料和物品。郵政和快遞服務、電信運營商和互聯網服務提供商，都被要求向國家安全機構提供技術援助。
該法還允許有關部門檢查機構的設施和電子設備，以及被懷疑從事間諜活動的個人的數字設備，如智能手機和筆記本電腦。也就是說，如果你被懷疑是「特務」，中共就可以搜查你的手機、平板或電腦。更容易找到「證據」來打壓你。
黨報高級編輯被抓
這個《反間諜法》對一些特定群體影響極大，首先是大陸新聞人與外國人接觸成為一種高風險行為，包括在海外的新聞人，專門從事中共禁聞報導的，去中國也是有風險的。
比如，4月24日，美國媒體，對董郁玉被捕的消息進行了詳細報導。61歲的董郁玉是中共喉舌《光明日報》高級編輯、評論部副主任、前哈佛大學研究員，去年2月與一名日本外交官共進午餐時被捕，他的家人在其被捕一年多後，首次向外界披露他被捕的消息。指控他的罪名是「間諜罪」。當局封殺了他的所有中文出版物，並禁止中國記者為海外出版物撰稿。
董家親戚和朋友形容，幾十年來，他經常會見外國人、包括外交官和記者，部分原因是收集寫作素材。這些交往是開放的、光明正大的，中共以前是鼓勵的，但現在當局把它視為外國間諜的證據。
美國全國新聞俱樂部，24日發表聲明，強烈呼籲北京釋放董郁玉。六十多名知名記者和學者簽署了請願書，要求中共政府重新考慮對董郁玉的指控。他們指出，會見外國外交官和記者，不應該被視為從事間諜活動的證據。
美聯社引用這封請願書的話說，「如果這類見面就能夠構成（間諜活動的）證據，那麼誰還會願意去中國，與中國記者、學者或者外交官見面？」
26日，無國界記者組織（RSF）也要求釋放董郁玉。其東亞辦事處執行長艾瑋昂（Cedric Alviani）說：「記者與外國外交官和學者有聯繫是很自然的事，而中共政權把這種聯繫說成是間諜活動，這是非常荒謬的。」
另一個案例，就是4月19日爆出的，台灣讀書共和國出版集團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本名李延賀，3月初赴中國探親後失聯，然後傳出被上海國安抓捕。4月25日，中共國台辦證實富察被捕，並稱其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正接受國家安全機關調查。
綁架華裔或外國人
在對外方面，中共將間諜罪變成了無罪不包，在需要時隨意以此為名抓捕外國人，對外國進行報復或「懲罰」。
《華爾街日報》認為，惡法給中共對抗美國及其盟友，提供了一系列的新工具，換句話說，可以更加肆無忌憚地進行人質外交。但同時，該法也有可能破壞中共爭取外國投資，以恢復經濟增長的努力。
現在，外企高管表示，這個惡法有可能導致日常的交流互動，變成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也凸顯出中國日益惡劣的經商環境。
他們擔心的一個問題是，收集當地市場、競爭對手和商業夥伴的情報，可能會被視為間諜活動。
駐北京的律師、中國美國商會政策委員會主席羅斯（Lester Ross）說：「做生意必然需要信息。因此，存在一種風險，即人們無法代表自己的公司收集足夠的信息，因為擔心被貼上間諜標籤。」
喬治城大學法學院亞洲法中心的執行主任凱洛格（Thomas Kellogg）說，該法將進一步加強中共打擊這些外國人，也給在中國生活和工作的外國人本身帶來切實的風險。」
最近就有幾個這樣的例子，4月26日，貝恩公司(Bain&Company)證實了，兩周前警方前往其上海辦事處，並向員工問話，但沒有透露員工被問話的內容。這家美國諮詢公司表示，正在與中共有關部門進行適當的合作，並稱目前沒有進一步的評論。
之前，中共在3月份拘留了日本製藥商安斯泰來製藥(Astellas Pharma)的中國區代表，理由是懷疑這名日本高管從事間諜活動。同月，北京有關部門突襲了總部位於紐約的盡職調查公司、美思明智集團（Mintz Group）的北京辦事處，以涉嫌非法經營為由，拘留了該公司在中國大陸的全部五名員工。
據《日經》26日報導，自2014年《反間諜法》頒布以來，中共已經拘留了數十名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的中國人和外國人，其中包含至少17名日本人，至今還有5人仍被關押。
在加拿大2018年12月抓捕了違反美國制裁法，將含有美國技術的設備賣給伊朗的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之後，習近平親自下令抓捕了兩名加大公民作為人質，逼迫加拿大釋放孟晚舟。這兩名加拿大公民是前外交官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商人斯帕弗（Michael Spavor）。
2020年4月，澳大利亞政府呼籲國際社會對中國武漢進行病毒溯源的國際調查。中共對此極為惱火，隨後就向澳大利亞展開了全面的報復，除了廣泛的貿易抵制外，還在當年6月抓捕了澳籍華裔媒體人成蕾，指控她從事「間諜活動」。此案一直拖了兩年，去年3月才進行了不公開審理，至今尚未宣判。
與此同時，中共還抓捕了另外一名澳大利亞公民，澳籍華裔作家楊恆均。楊恆均也是在被關押兩年後才得到審理，也沒有宣判。
有分析說，按照中共慣例，這些所謂「間諜案」只是中共的外交籌碼，中共當局對涉案人員抓而不審，審而不判，就是在等待時機，在達到目的時，才會對這些案子作出判決，然後將人質驅逐出境。
外企自保想撤離
中共打擊盡責調查公司，其後果就是，會極大阻礙外資在中國投資，眼下中共急需外資進駐提振經濟，這種做法就是自斷財路，讓人匪夷所思。
十年前，英國人漢弗萊（Peter Humphrey）夫婦被中共抓捕判刑的事件，震驚國際社會。漢弗萊的中文名叫韓飛龍，他曾是路透社記者，在中國為西方公司做了十多年的欺詐調查員。他目前是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的外部研究成員。
韓飛龍夫婦的公司，為跨國企業提供了在中國開展業務所必需的調查服務，比如背景調查等。但由於中共政府的公共記錄有限、腐敗猖獗，經營這門生意相當艱難。
韓飛龍被中共法院判刑兩年半，刑滿之後，被驅逐出境。他的妻子虞英也被判兩年徒刑。此外，這對夫婦還被處以共計約5.5萬美元的罰款。
韓飛龍4月5日在《政客》（Politico）上撰文說，「我2013年在上海被捕時，正值英國與中共發生口角，當時的首相卡梅倫在倫敦會見了達賴喇嘛，同時也是由我為某一跨國客戶所做的工作引發的。」
外國企業界需要盡職調查，為避免輸得精光，他們必須開展安全的業務，挑選合適的合作夥伴和僱傭合適的員工，投資合適的公司，而且還必須保證他們的業務符合母國的法律。
然而，自從2013年以來，中共已經阻止了對「公共記錄」的重要數據的訪問。隨著2015年11月中共修改法律，它已經取締了對個人的所有調查活動，特別是外國公司的調查。
其結果是，現在沒有人，也沒有企業是安全的；中國的交易方也不透明。而這正是西方公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透明度的時候。如今，任何在中國進行盡職調查的人，都在承擔巨大的風險。
中國美國商會總裁何邁可（Michael Hart）向《日經》透露，中國境內的拘留問題，的確是商界人士關心的重點。該商會26日發布一項調查顯示，有近四分之一的美國公司，正在或準備退出中國市場，主要原因就是中共日益強化的國安措施，以及不斷升溫的中美及台海緊張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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