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写了一篇游历台湾的杂记，结果墙内反映，杂记太杂，不妥之处甚多，应当删去，老朽急中生智，想起“削足适履”的成语，为了让臭脚伸进鞋子，无奈只得自行做削足手术。
一番砍斫，文章删去大半，只容下在台湾淘书的部分，然而文字不足，难成篇章，于是搜索枯肠，凑入在上海时的淘书故事，勉为铺陈。
但说到淘书，郑振铎、黄裳、汪曾祺等前辈大家，均已有文章传世，区区之我，岂敢硬凑骥尾，于是又困惑了一夜，今晨醒来，脑子里突然跳出契诃夫的名言：“大狗小狗，小狗不要因为大狗的存在而恐慌不安，都凭著上帝给你的喉咙去叫好了……”契翁言之有理，老狗叫是沧桑醇厚之音，小狗叫是稚嫩清脆之声，于是小狗也来凑热闹吧！
（二）
说起淘书，我翻开案头一本魏文伯题签的《诗韵新编》，内有一张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的发票，时间是1965年6月13日，书价九角（见图），那时我刚进工厂，上海话叫“学生意”，工资是十八元人民币，兑换成今天在我生活国度的澳元才四元左右，今天的四澳元在澳洲不足买两份报纸，可那时我在母国，却是一个月的薪资，可见当时中国人收入之低微，但也印证那年代中国物价之低廉。
六十年代时南京东路的新华书店开设在“慈淑大楼”内，这是一幢哈同夫人罗迦陵的私产，七层楼高，书店在第一至二层，二层楼上还兼卖画家的作品。我记得有一幅4K纸大小，林风眠先生画的淑女，标价八十元，在当时算是高价了。
说到当时的新出版的新书，都有一篇读来哭笑不得的前言，或叫“出版说明”，我这本《诗韵新编》就有，不妨抄录一段，供诸位解颐：
“我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争取得不断的新发展，三面红旗光芒四射，不仅照亮了六亿人民美好的生活道路，而且照亮了人民恢宏的精神世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沐浴在这光辉的生活和远大的理想里，要求强烈地加以反映并尽情欢唱，因而涌现出成批努力反映现实的、富有才华的诗人和艺术家，创造出无数激动人心的诗篇和多种多样的文艺作品……”
前言不二不三，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说：“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
幸好那是一九六五年的出版物，到了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更不像话了，每本新书前必须加上“最高指示”和“前言”，读来更叫人厌恶。
那时我逛新华书店，有时一个人去，有时和文学同好者一起，那时我和朱金晨交好，记得和他一起去过好几次。忆及那段历史，免不了又想起上海工人文化宫的诗歌创作班，常去那里活动的所谓工人诗人，除朱金晨（他的建筑者的窗口名震一时）外，还有陈祖恩、成莫愁、陈祖言、张鸿喜、袁军、余冠雄等一大群，领头的是沪东造船厂的居有松和上海玻璃厂的王森……
五十馀年沧桑，两番不同人间，至今陈祖恩、朱金晨和成莫愁已成名家，陈祖言已成学者，均著作等身，袁军漂泊海外，张鸿喜（他写过济公电影的主题歌）不知所往……这是文革时上海文坛的一段畸形史，尽管这段历史提起来有些可笑和汗颜，但不管如何，它应该和三四十年代的文坛史同等重要，可叹经历这段历史的人，均已七十有加，但愿当事者在未老年痴呆之前，勤笔免忘，多做记录，把我侪经历过的荒唐岁月，让后辈知道。
（三）
文革后期我常去福州路的上海书店（好像那时叫上海旧书店），因为那里有抄家物资的线装书出售，满屋的书籍，都是造反派抢来的赃物，没花本钱，所以卖得出奇的便宜，我买到的线装本《纲鋻易知录》只花二元；十六册二函线装的《增评加注全图红楼梦》一九二五年同文书局藏版本，只花十五元；故宫内务府宣纸刻本的《淮海集长短句》五元，此书因一九八五年高邮县人民政府修葺“文游台”，来上海寻找资料，我已就捐赠给他们了，（见“荣誉证书”），至于“文游台”的史迹，老朽在此不作赘述，有兴趣者可自行查网。
偕同我常去逛书店的，是和我同时进厂当学徒的计遂生。他喜欢写毛笔字，叫我跟他一起练书法。我说写字不动脑筋，没劲，我喜欢动脑筋写文章，于是两人各修道行。文革结束，他进了闸北工人文化宫当书法班老师，我则进出版社当编辑。
我之所以提起计遂生，有一件事他比我执著，值得一记。
我俩在上海旧书店各自看中一件喜欢的东西，我正在学中医，看到书架上有一套上海著名中医石筱山先生珍藏的《本草纲目》，宣纸本，有他的藏书印和批注，标价七十五元；而他则看中了一套由何香凝题签的《明清扇面选》，标价一百元。当时大家都阮囊羞涩，没有买成。因为常去书店，我们认识了营业员老樊，他把书交还老樊说，过几天他拿钱来买
几天后我去计遂生家的阁楼，见那套《明清扇面选》，放在他吃饭兼练字的桌子上。
我诧异问：“你买回来啦？”他没有作声。
我又问：“哪来的钱？”
他撸起袖管答道：“卖血。”
“卖血也不够呀？”那时的人命便宜，错杀者平反，只赔偿几百元，卖一次人血，只值二三十元。
他说：“两次，上午一次，回家睡一觉，下午再去！”
不幸十馀年前，一个离春节还有五天的夤夜，计遂生搓罢麻将回家，在门口被人捅十三刀，肠子泄出，死于非命，此案至今未破，敲键至此，为之一哭。
据上海旧书店内部人员说，上海书店在苏州河边有座仓库，里边不少抄家旧书，汗牛充栋，十分可观。传说仓库里的旧书霉尘气重，也有人说有鬼，阴气重，容易得肺癌，大家有些害怕。这话也许有点道理，故友洪丕谟兄，无淡巴菰之癖，竟得肺癌，不幸罹难。原因是他为了撰写命相书，躲在武汉大学故纸堆的仓库里大半年所致。
七十年代末，上海旧书店卖过一阵抄家书籍后，因有中央文件出台，要归还抄家物资，书店断了来源，就改售己丑年后大陆出版的旧书。那时我对郁达夫感兴趣，买了一套《郁达夫文集》，但缺一本小说卷的，于是常去那里寻觅。
有一天，碰到一位手持拐杖，戴金丝边眼镜，身穿西装，头发上蜡，举止洋气的老人，身旁有一位指戴钻戒，打扮得体的女士陪伴，这是当时社会上少见的一对。他见我在找郁达夫的书籍，便上前问：“你怎么知道郁达夫？”
我正要回答，他接著说：“我是杭州人，我在杭州中学读书，郁达夫曾经给我上过课，所以我很尊敬他。今天我来这里想淘他写的《毁家诗纪十九首》。”
我说：“我有一本。”
他惊讶道：“像你这样年纪的人，知道郁达夫的不多，谅必你是世家子弟。”
接著他又说：“王映霞对不起郁达夫，她先和许绍棣出轨……”
敲键至此，我突然脑洞打开，想起这位老先生叫朱驹，退休前是搞外贸的，中英文俱佳，他约我去他家做客，他家在永嘉路襄阳南路口，乔家栅对门的弄堂里，离我绍兴路的住处不远，骑自行车不用十分钟就到，就此我成了他家中的常客。他家客厅布设，字画对联，一副民国派头……
以上是我在上海书店淘书的意外花絮，至今忆来，还是暖意绵绵。
十馀年前，我又去上海书店，见楼上新辟了一间展示厅，专售旧画和古书，其中不少是苏州河仓库里搬来的，仔细寻觅，还真有遗珠可得。
我看到玻璃柜子里，有一叠一掌高的故纸，每张故纸上粘有一通信札，旁边写满蝇头小楷，略加翻阅，原来是一堆研究“庚子之乱”的遗稿，因无署名，不知是哪位专家的遗作。信札都是江南官员所写，当时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江南自保，一时南方官员断了京城的信息，十分迷茫，他们相互打探，有些信札互通地方治安的情况，内容繁杂，十分有史料价值
该稿标价三万三千元，我找到了书店的老总蒋平兄，愿出三万元拿下，蒋平兄与具体管事人商量，未曾同意。回家后我想通了，不能因为区区三千元，而丢失一次难得的机会，过了几天再去，打算以原价买下，但玻璃柜内原物易主，那堆故纸已经黄鹤西去，不知花落谁家了。
通过这件事，我痛定思痛，接受了一次教训，大凡所遇喜欢之物，切莫因与心中的价位不符而放弃，尤其在拍卖会上，因为金钱分分秒秒能赚到，而机会却是瞬间即逝，永不再来。
上文提到老樊，一九九四年，我在南京东路朵云轩碰到他，好像他已退休，被朵云轩囘聘。当时上海书画界正在盛传吴冠中先生为《炮打司令部》一画和朵云轩打官司。
聼老樊说：朵云轩和香港永成拍卖公司，合搞了一场中国近代字画拍卖会，其中，有一张署名吴冠中的《毛泽东肖像——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拍出五十二万八千元港币的高价。吴冠中知道后非常生气，当即向上海中级人民法院投诉，声明这张画不是他所画……朵云轩非常紧张，想息事宁人，花钱劝吴冠中收兵，吴先生坚不罢休，结果朵云轩输了官司，这次是我最后一次碰到老樊，时隔近三十年了，不知他还健在否？
前几年我去上海书店买书，原先认识的书店朋友：陈克希、孙叶青、蒋平外号黄牛的王华恒……都退休了。
不知哪一年，上海书店成立了“上海书店出版社”，前几年回去，文友聚会，一位年轻朋友出示几本我当年改编的连环画，要我签名。经朋友介绍，这位年轻人叫杨柏伟，是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编审，编过很多好书，还是一位书画收藏家，可喜福州路书店，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新秀茁壮，后生可畏。
今次电影《繁花》，把黄河路炒得火热达达滚，听说接著又在炒新闸路酱园弄谋杀亲夫的旧事。岂不知福州路近百年来，东边厢书店林立，骚人墨客川流不息，商铺酒楼灯红酒绿；西边厢书寓密集，妓女美媛花枝招展，流氓富商纸醉金迷，历史沉淀，颇为浓厚，如拍成电影，不知会超过《繁花》多少倍。
（四）
讲完我在上海淘书的故事，再来说说我在台湾的淘书花絮。
在台湾逛书店最使人兴奋，因为那里的“诚品书局”可以买到在大陆买不到的禁书。
离台北车站不远的重庆南路，状似上海的福州路， “三联”、“中正”、“商务”、“世界书局”…… 书店栉比鳞次。由于互联网对纸质传媒的冲击，近年来这里的生意日渐萧条。反之，大陆印刷精良的图书，以价廉物美作诱饵乘机涌入。我和一位台湾文友逛街，他指责书商为了贪图便宜，大量进口大陆的简体字图书，冲击中华民国的正体汉字，说这是文化渗透……我说，用廉价简体字书籍冲击台湾，正是大陆攻台政策的妙处，读书人君子固穷，贪便宜买来阅读，不消几年，台湾文人都懂得简体字，岂不妙哉。文友听后不语。
我每次去台北，少不了要去牯岭街淘旧书，但这几年那里的旧书店逐渐凋零，只有少数几家还在苟活。
牯岭街62号，有家叫“书香城”的老店，你站在路对面，就能看到店堂旧书汗牛充栋，堆积如山，老板半睡半醒，恍如在守株待兔。我曾在乱纸堆里翻到伏文彦先生早年画的两只镜框：一幅兰花；一幅竹子，不知伏老当年是送给谁的，今天竟流落在这里。店主人不知伏文彦是谁，结果我以两只镜框的价钱买下，回上海后我将一幅竹子送给曹公度兄，另一幅兰花，送给常熟画家王迅，他回赠我一卷山水，算作互赠吧。
“书香城”隔壁，有家叫“旧书城”的店铺，单开间门面，规模小些，店主四十来岁。他和我聊起牯岭街的兴衰，他说自网络兴起后，生意每况愈下，这店本是他丈人开的，现已退休，舍不得关掉，交给他经营，语气中颇不情愿。
街中央原本有家卖线装书的老店，店面亦大，店主蔡先生，年逾八十，有六十多年的贩书经历，他说有一屋子的线装书可以廉价给我。我告诉他，大陆对进口图书管制森严，无法接受他的美意。蔡先生学历不高，但在旧书堆里滚了一辈子，知识丰富，他和我一见如故，两人摆了大半天的龙门阵。临别时他要我下次来台，一定要来喝他的炭焙乌龙茶。疫情后我去牯岭街，见蔡先生的书店已经关门，问邻居，说蔡先生前年已经往生了……
牯岭街的旧书店虽凋零，但“台湾师范大学”对面的巷子里，还有几家旧书店可供流连，特别是那家叫“旧香居”的，我在那里淘了不少好书。书店由姐弟两人经营，生意不错。《中央日报》社长黄天才晚年住院时，我去探望，他应允将收藏的一套《蒋总统秘录》赠我。这是蒋介石住院时，由日本记者采访，在日本《产经新闻》连载，然后由《中央日报》译印的丛书，整套十六本，书中记录不少国共恩怨的秘闻。年逾后，我登临黄老府邸，见其书房空寂凌乱，说多年藏书，已载四车售予“旧香居”书店。我提及他应诺送书一事，他拍脑致歉，我当即赶往书店，那位店东弟弟说：“黄老藏书暂寄藏在地库，因考虑到老人健在，尚不出售，给我留著，等黄老往生后再作计议。”
前年黄老已往生，不知“旧香居”那套书还帮我留著否？
在罗斯福路三段，有家叫“古今书廊”的旧书店，也有不少藏书，价钱也比其他书店合理，我不少补缺的《传记文学》是从那里买到的。
在罗斯福路的另段，有一家叫“雅舍二手书店”的，它还有一家分店，在马路的对面的楼上，那里的藏书也不少……
舍弃政见不谈，台湾和大陆同宗同文，同文者，只是文字的简繁不同，上了年纪的大陆读者，凡识字者，读繁体字均无障碍，所以，看官若去台湾旅游，一定要去诚品书店和牯岭街等几家书店逛逛，定有收获。
淘书乐，乐淘书，敲键至此，老朽已是颈酸目眩，再敲下去恐要乐极生疼了，孱弱的颈椎，奈何奈何，由此打住。
二○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于食薇斋北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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