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法——如品珍肴聊淘书

王亚法
2024-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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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

(一)

 我写了一篇游历台湾的杂记,结果墙内反映,杂记太杂,不妥之处甚多,应当删去,老朽急中生智,想起“削足适履”的成语,为了让臭脚伸进鞋子,无奈只得自行做削足手术。

 一番砍斫,文章删去大半,只容下在台湾淘书的部分,然而文字不足,难成篇章,于是搜索枯肠,凑入在上海时的淘书故事,勉为铺陈。

 但说到淘书,郑振铎、黄裳、汪曾祺等前辈大家,均已有文章传世,区区之我,岂敢硬凑骥尾,于是又困惑了一夜,今晨醒来,脑子里突然跳出契诃夫的名言:“大狗小狗,小狗不要因为大狗的存在而恐慌不安,都凭著上帝给你的喉咙去叫好了……”契翁言之有理,老狗叫是沧桑醇厚之音,小狗叫是稚嫩清脆之声,于是小狗也来凑热闹吧!

 (二)

 说起淘书,我翻开案头一本魏文伯题签的《诗韵新编》,内有一张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的发票,时间是1965年6月13日,书价九角(见图),那时我刚进工厂,上海话叫“学生意”,工资是十八元人民币,兑换成今天在我生活国度的澳元才四元左右,今天的四澳元在澳洲不足买两份报纸,可那时我在母国,却是一个月的薪资,可见当时中国人收入之低微,但也印证那年代中国物价之低廉。

一本魏文伯题签的《诗韵新编》
一本魏文伯题签的《诗韵新编》

 六十年代时南京东路的新华书店开设在“慈淑大楼”内,这是一幢哈同夫人罗迦陵的私产,七层楼高,书店在第一至二层,二层楼上还兼卖画家的作品。我记得有一幅4K纸大小,林风眠先生画的淑女,标价八十元,在当时算是高价了。

 说到当时的新出版的新书,都有一篇读来哭笑不得的前言,或叫“出版说明”,我这本《诗韵新编》就有,不妨抄录一段,供诸位解颐:

 “我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争取得不断的新发展,三面红旗光芒四射,不仅照亮了六亿人民美好的生活道路,而且照亮了人民恢宏的精神世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沐浴在这光辉的生活和远大的理想里,要求强烈地加以反映并尽情欢唱,因而涌现出成批努力反映现实的、富有才华的诗人和艺术家,创造出无数激动人心的诗篇和多种多样的文艺作品……”

 前言不二不三,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说:“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

 幸好那是一九六五年的出版物,到了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更不像话了,每本新书前必须加上“最高指示”和“前言”,读来更叫人厌恶。

 那时我逛新华书店,有时一个人去,有时和文学同好者一起,那时我和朱金晨交好,记得和他一起去过好几次。忆及那段历史,免不了又想起上海工人文化宫的诗歌创作班,常去那里活动的所谓工人诗人,除朱金晨(他的建筑者的窗口名震一时)外,还有陈祖恩、成莫愁、陈祖言、张鸿喜、袁军、余冠雄等一大群,领头的是沪东造船厂的居有松和上海玻璃厂的王森……

 五十馀年沧桑,两番不同人间,至今陈祖恩、朱金晨和成莫愁已成名家,陈祖言已成学者,均著作等身,袁军漂泊海外,张鸿喜(他写过济公电影的主题歌)不知所往……这是文革时上海文坛的一段畸形史,尽管这段历史提起来有些可笑和汗颜,但不管如何,它应该和三四十年代的文坛史同等重要,可叹经历这段历史的人,均已七十有加,但愿当事者在未老年痴呆之前,勤笔免忘,多做记录,把我侪经历过的荒唐岁月,让后辈知道。

 (三)

 文革后期我常去福州路的上海书店(好像那时叫上海旧书店),因为那里有抄家物资的线装书出售,满屋的书籍,都是造反派抢来的赃物,没花本钱,所以卖得出奇的便宜,我买到的线装本《纲鋻易知录》只花二元;十六册二函线装的《增评加注全图红楼梦》一九二五年同文书局藏版本,只花十五元;故宫内务府宣纸刻本的《淮海集长短句》五元,此书因一九八五年高邮县人民政府修葺“文游台”,来上海寻找资料,我已就捐赠给他们了,(见“荣誉证书”),至于“文游台”的史迹,老朽在此不作赘述,有兴趣者可自行查网。

“荣誉证书”
“荣誉证书”

 偕同我常去逛书店的,是和我同时进厂当学徒的计遂生。他喜欢写毛笔字,叫我跟他一起练书法。我说写字不动脑筋,没劲,我喜欢动脑筋写文章,于是两人各修道行。文革结束,他进了闸北工人文化宫当书法班老师,我则进出版社当编辑。

 我之所以提起计遂生,有一件事他比我执著,值得一记。

 我俩在上海旧书店各自看中一件喜欢的东西,我正在学中医,看到书架上有一套上海著名中医石筱山先生珍藏的《本草纲目》,宣纸本,有他的藏书印和批注,标价七十五元;而他则看中了一套由何香凝题签的《明清扇面选》,标价一百元。当时大家都阮囊羞涩,没有买成。因为常去书店,我们认识了营业员老樊,他把书交还老樊说,过几天他拿钱来买

 几天后我去计遂生家的阁楼,见那套《明清扇面选》,放在他吃饭兼练字的桌子上。

 我诧异问:“你买回来啦?”他没有作声。

 我又问:“哪来的钱?”

 他撸起袖管答道:“卖血。”

 “卖血也不够呀?”那时的人命便宜,错杀者平反,只赔偿几百元,卖一次人血,只值二三十元。

 他说:“两次,上午一次,回家睡一觉,下午再去!”

 不幸十馀年前,一个离春节还有五天的夤夜,计遂生搓罢麻将回家,在门口被人捅十三刀,肠子泄出,死于非命,此案至今未破,敲键至此,为之一哭。

 据上海旧书店内部人员说,上海书店在苏州河边有座仓库,里边不少抄家旧书,汗牛充栋,十分可观。传说仓库里的旧书霉尘气重,也有人说有鬼,阴气重,容易得肺癌,大家有些害怕。这话也许有点道理,故友洪丕谟兄,无淡巴菰之癖,竟得肺癌,不幸罹难。原因是他为了撰写命相书,躲在武汉大学故纸堆的仓库里大半年所致。

 七十年代末,上海旧书店卖过一阵抄家书籍后,因有中央文件出台,要归还抄家物资,书店断了来源,就改售己丑年后大陆出版的旧书。那时我对郁达夫感兴趣,买了一套《郁达夫文集》,但缺一本小说卷的,于是常去那里寻觅。

 有一天,碰到一位手持拐杖,戴金丝边眼镜,身穿西装,头发上蜡,举止洋气的老人,身旁有一位指戴钻戒,打扮得体的女士陪伴,这是当时社会上少见的一对。他见我在找郁达夫的书籍,便上前问:“你怎么知道郁达夫?”

 我正要回答,他接著说:“我是杭州人,我在杭州中学读书,郁达夫曾经给我上过课,所以我很尊敬他。今天我来这里想淘他写的《毁家诗纪十九首》。”

 我说:“我有一本。”

 他惊讶道:“像你这样年纪的人,知道郁达夫的不多,谅必你是世家子弟。”

 接著他又说:“王映霞对不起郁达夫,她先和许绍棣出轨……”

 敲键至此,我突然脑洞打开,想起这位老先生叫朱驹,退休前是搞外贸的,中英文俱佳,他约我去他家做客,他家在永嘉路襄阳南路口,乔家栅对门的弄堂里,离我绍兴路的住处不远,骑自行车不用十分钟就到,就此我成了他家中的常客。他家客厅布设,字画对联,一副民国派头……

 以上是我在上海书店淘书的意外花絮,至今忆来,还是暖意绵绵。

 十馀年前,我又去上海书店,见楼上新辟了一间展示厅,专售旧画和古书,其中不少是苏州河仓库里搬来的,仔细寻觅,还真有遗珠可得。

 我看到玻璃柜子里,有一叠一掌高的故纸,每张故纸上粘有一通信札,旁边写满蝇头小楷,略加翻阅,原来是一堆研究“庚子之乱”的遗稿,因无署名,不知是哪位专家的遗作。信札都是江南官员所写,当时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江南自保,一时南方官员断了京城的信息,十分迷茫,他们相互打探,有些信札互通地方治安的情况,内容繁杂,十分有史料价值

 该稿标价三万三千元,我找到了书店的老总蒋平兄,愿出三万元拿下,蒋平兄与具体管事人商量,未曾同意。回家后我想通了,不能因为区区三千元,而丢失一次难得的机会,过了几天再去,打算以原价买下,但玻璃柜内原物易主,那堆故纸已经黄鹤西去,不知花落谁家了。

 通过这件事,我痛定思痛,接受了一次教训,大凡所遇喜欢之物,切莫因与心中的价位不符而放弃,尤其在拍卖会上,因为金钱分分秒秒能赚到,而机会却是瞬间即逝,永不再来。

 上文提到老樊,一九九四年,我在南京东路朵云轩碰到他,好像他已退休,被朵云轩囘聘。当时上海书画界正在盛传吴冠中先生为《炮打司令部》一画和朵云轩打官司。

 聼老樊说:朵云轩和香港永成拍卖公司,合搞了一场中国近代字画拍卖会,其中,有一张署名吴冠中的《毛泽东肖像——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拍出五十二万八千元港币的高价。吴冠中知道后非常生气,当即向上海中级人民法院投诉,声明这张画不是他所画……朵云轩非常紧张,想息事宁人,花钱劝吴冠中收兵,吴先生坚不罢休,结果朵云轩输了官司,这次是我最后一次碰到老樊,时隔近三十年了,不知他还健在否?

 前几年我去上海书店买书,原先认识的书店朋友:陈克希、孙叶青、蒋平外号黄牛的王华恒……都退休了。

 不知哪一年,上海书店成立了“上海书店出版社”,前几年回去,文友聚会,一位年轻朋友出示几本我当年改编的连环画,要我签名。经朋友介绍,这位年轻人叫杨柏伟,是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编审,编过很多好书,还是一位书画收藏家,可喜福州路书店,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新秀茁壮,后生可畏。

 今次电影《繁花》,把黄河路炒得火热达达滚,听说接著又在炒新闸路酱园弄谋杀亲夫的旧事。岂不知福州路近百年来,东边厢书店林立,骚人墨客川流不息,商铺酒楼灯红酒绿;西边厢书寓密集,妓女美媛花枝招展,流氓富商纸醉金迷,历史沉淀,颇为浓厚,如拍成电影,不知会超过《繁花》多少倍。

 (四)

 讲完我在上海淘书的故事,再来说说我在台湾的淘书花絮。

 在台湾逛书店最使人兴奋,因为那里的“诚品书局”可以买到在大陆买不到的禁书。

 离台北车站不远的重庆南路,状似上海的福州路, “三联”、“中正”、“商务”、“世界书局”…… 书店栉比鳞次。由于互联网对纸质传媒的冲击,近年来这里的生意日渐萧条。反之,大陆印刷精良的图书,以价廉物美作诱饵乘机涌入。我和一位台湾文友逛街,他指责书商为了贪图便宜,大量进口大陆的简体字图书,冲击中华民国的正体汉字,说这是文化渗透……我说,用廉价简体字书籍冲击台湾,正是大陆攻台政策的妙处,读书人君子固穷,贪便宜买来阅读,不消几年,台湾文人都懂得简体字,岂不妙哉。文友听后不语。

  我每次去台北,少不了要去牯岭街淘旧书,但这几年那里的旧书店逐渐凋零,只有少数几家还在苟活。

 牯岭街62号,有家叫“书香城”的老店,你站在路对面,就能看到店堂旧书汗牛充栋,堆积如山,老板半睡半醒,恍如在守株待兔。我曾在乱纸堆里翻到伏文彦先生早年画的两只镜框:一幅兰花;一幅竹子,不知伏老当年是送给谁的,今天竟流落在这里。店主人不知伏文彦是谁,结果我以两只镜框的价钱买下,回上海后我将一幅竹子送给曹公度兄,另一幅兰花,送给常熟画家王迅,他回赠我一卷山水,算作互赠吧。

 “书香城”隔壁,有家叫“旧书城”的店铺,单开间门面,规模小些,店主四十来岁。他和我聊起牯岭街的兴衰,他说自网络兴起后,生意每况愈下,这店本是他丈人开的,现已退休,舍不得关掉,交给他经营,语气中颇不情愿。

 街中央原本有家卖线装书的老店,店面亦大,店主蔡先生,年逾八十,有六十多年的贩书经历,他说有一屋子的线装书可以廉价给我。我告诉他,大陆对进口图书管制森严,无法接受他的美意。蔡先生学历不高,但在旧书堆里滚了一辈子,知识丰富,他和我一见如故,两人摆了大半天的龙门阵。临别时他要我下次来台,一定要来喝他的炭焙乌龙茶。疫情后我去牯岭街,见蔡先生的书店已经关门,问邻居,说蔡先生前年已经往生了……

 牯岭街的旧书店虽凋零,但“台湾师范大学”对面的巷子里,还有几家旧书店可供流连,特别是那家叫“旧香居”的,我在那里淘了不少好书。书店由姐弟两人经营,生意不错。《中央日报》社长黄天才晚年住院时,我去探望,他应允将收藏的一套《蒋总统秘录》赠我。这是蒋介石住院时,由日本记者采访,在日本《产经新闻》连载,然后由《中央日报》译印的丛书,整套十六本,书中记录不少国共恩怨的秘闻。年逾后,我登临黄老府邸,见其书房空寂凌乱,说多年藏书,已载四车售予“旧香居”书店。我提及他应诺送书一事,他拍脑致歉,我当即赶往书店,那位店东弟弟说:“黄老藏书暂寄藏在地库,因考虑到老人健在,尚不出售,给我留著,等黄老往生后再作计议。”

 前年黄老已往生,不知“旧香居”那套书还帮我留著否?

 在罗斯福路三段,有家叫“古今书廊”的旧书店,也有不少藏书,价钱也比其他书店合理,我不少补缺的《传记文学》是从那里买到的。

 在罗斯福路的另段,有一家叫“雅舍二手书店”的,它还有一家分店,在马路的对面的楼上,那里的藏书也不少……

 舍弃政见不谈,台湾和大陆同宗同文,同文者,只是文字的简繁不同,上了年纪的大陆读者,凡识字者,读繁体字均无障碍,所以,看官若去台湾旅游,一定要去诚品书店和牯岭街等几家书店逛逛,定有收获。

  淘书乐,乐淘书,敲键至此,老朽已是颈酸目眩,再敲下去恐要乐极生疼了,孱弱的颈椎,奈何奈何,由此打住。

 二○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于食薇斋北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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