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连续出现年轻人轻生的新闻。据网络报道，3月19日至23日，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天津市7名中小学生轻生，原因据称是家庭压力或成绩不佳。据社交媒体上很多家长表示，4月1日起，天津市紧急召开全市中小学家长会，排查学生的心理状态。无独有偶，4月4日，湖南张家界天门山，4名年龄在23到34岁的青年，相约在此跳崖轻生。据当地警方通报，四人分别来自河南、河北、福建、四川，通过网络联系到一起。在跳崖前，四人服了毒药，并写下了日期为4月2日的遗书。遗书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本人xxx，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本人是轻生，与其他人无关。”据记者调查，四名死者均来自贫穷的农村家庭，对生活失去希望应该是他们集体轻生的主要原因。
不管是天津中小学生连续轻生，还是张家界四青年集体跳崖，都反映出同一个问题：中国年轻世代未来的生存状况堪忧。
中国自所谓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率平均超过两位数，持续了超过三十年，国际社会纷纷将中国这段时期的高速发展称为经济奇迹。但自2012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受结构性因素影响，开始放缓，疫情三年更加剧了经济的颓势。今年的人大会议上，时任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5%左右”，这是三十年来最低的增长数字。恐怕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再也无法恢覆之前的高增长率。经济疲软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据人社部统计，2023年大学毕业生将达到1158万人，创历史新高。由于现有的经济无法吸纳如此庞大的就业人口，很多年轻劳动力不得不投入到外卖、快递、网约车等零工行业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截至2022年末，没有签署正式劳动合同的“灵活就业”人数达到2亿人，约占全部劳动人口的1/4。这些所谓“灵活就业”的人口，其中很多人处于待业、下岗或朝不保夕的打零工状态。
面对这种现实，官方不得不创造新的话术，安抚焦虑的社会情绪。去年，官媒《光明日报》刊登文章《年轻人选择灵活就业，无需过度忧虑》。文章中指出，当下中国年轻人不同于父祖辈，对单位、组织已不再抱有执念，追求的是“合兴趣、匹配专业技能”的工作；更享受工作中的自主性以及工作、生活间的平衡。文章称，灵活就业是多数年轻人的主动选择，外界无需过度忧虑。将被迫打零工说成是年轻人的自主选择，宣传部门也真是煞费苦心了。但宣传无法彻底掩盖现实，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考公考编愈发火热。年轻人也清楚，在这个一切资源被党垄断的社会，抱紧体制这棵大树是唯一的出路。
生长在这样的经济低速增长时代，00后未来不管是就业还是生活，都将面临严峻考验，稍有不慎，就会成为新的都市贫困阶层。而这样的一代又是在网络中成长的一代，各种社交媒体把富裕生活的样子赤裸裸地呈现在他们眼前。年轻人对于好的生活有具体的认知，但自己却达不到。这种强烈的贫富对比会使00后乃至更年轻的一代陷入绝望，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和幻灭感。但这种不公平感会导致他们走向何方，暂时还看不出来。00后背景差异和阶级分化极大，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将会选择反抗还是会忍受，甚至成为被统治者利用的政治力量，目前很难判断，因而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大变数。
（※作者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的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馀本。全文转自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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