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709大抓捕”事件届满七周年，多数被抓捕的当事人或辩护律师，虽然获释却因被吊销执照而无法执业，也有人仍在狱中关押，或再度被拘捕。多位受害律师向本台回顾维权律师7年来的生存和奋斗。
今年的7月9日对许艳来说特别不一样，因为她的丈夫余文生律师终于重获自由，与她团圆。通过许艳牵线，余文生在获释后首次接受本台访问，他回顾过去7年，感慨中国维权律师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
余文生：对未来不抱期望
“即使我现在在监狱外面，实际上也是无法工作。前两天司法所还给我打电话，可能是提醒我，我现在还是被剥夺权力的人，”余文生苦笑，“这7年多，环境是越来越恶劣，我对未来是不抱什么特别好的期望，现在的情况让人感觉非常压抑。”
2015年7月9日，中国政府在23个省份大规模逮捕丶传唤丶刑事拘留或是约谈200多名维权律师丶法律助理、异议人士以及他们的亲属，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709大抓捕”事件。余文生在事发后挺身而出为多名被捕律师辩护，并于2015年7月30日控告中国公安部及部长违法拘捕公民，是“709大抓捕”事件后首位公开反击的维权律师。
回顾当时，余文生对本台记者说，他和妻子许艳也是广义的“709大抓捕”受害人：“‘709’刚爆发的时候，是我和我妻子率先发声、开始反击，当时是为谢燕益、王宇发声，后来我又控告公安部，也使我当时被北京警方破门。”
凑局搓麻将的角色到“一只花瓶”
余文生口中的王宇，是“709大抓捕”首位被抓的律师。
回忆，当时在她任职律所担任助理的维权活动人士吴淦，在当年５月因涉嫌“寻衅滋事”被拘留，加上中国官媒发表文章抹黑，称她有“案底”在身还“四处接活”，她有预感当局可能会加大力度打压自己，但她没有料到是大规模的全面抓捕。
王宇：“我要求找这些律师，我每说找哪个律师，他（当局）就说‘他已经被抓了’，我说找谁他就说被抓了，甚至说‘你找谁就抓谁’，只要我提到的就说被抓了。”
王宇表示，曾经有几年时间，中国的人权律师勉强能在狭小的范围内活动，但自从“709大抓捕”事件以来，人权律师多面临吊照、停业、抓捕软禁，律师事务所被加强党建工作甚至解散，律师协会出台各式规范限制，仍保有执照的律师不仅变得谨小慎微，替当事人辩护也处处受限，生存之道被完全堵死，从凑局搓麻将的角色到“一只花瓶”。
“中国律师一直都是花瓶、都是摆设，没有办法真的去做工作的，之前像我们人权律师愿意去抗争的，还可以做点事……未来这种状况，可能不是失望，我个人是挺绝望的，不知道中国律师出路是什么。律师应该在法律框架内为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现在这个环境根本没办法。”王宇说。
2015年也因“709大抓捕”被官方抓捕与注销牌照的维权律师谢燕益，在接受本台访问时仅表示，“709大抓捕”是“人为制造的冤狱”，并呼吁当局尊重法治，不要制造冤狱和矛盾。
“希望当权者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善待人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没有法治和人权，大家都是牺牲品和受害者。”谢燕益说。
那些仍在里面的人
虽然多数当年被判刑入狱的律师现在都已获释，但仍有一些当年被抓捕判刑的律师，目前仍在监狱服刑，譬如周世丰、覃永沛，以及释放后却再因“煽颠”、“寻衅滋事”被逮捕的律师谢阳，他疑似因为公开声援“被精神病”的怀孕女教师李田田，在今年１月被刑拘、2月正式逮捕，是“709”受害律师中第一个出狱后遭二度逮捕的。
旅居美国的谢阳妻子陈桂秋接受访问时说，谢阳这次被逮捕后当局控制的情况更为严厉，甚至连通信权都被剥夺，寄给谢阳的信遭到退回，使她对于谢阳的状况一概不知。
“人一旦落在他们手里面，酷刑也好，这些不让会见、不让通信的违法行为，各种各样不讲法律的东西都变成家常便饭了。”陈桂秋说，“位子颠倒了，他们（政府）的角色应该是服务我们（人民）的，而不是掌控我们的。”
人权律师们的理想很丰满，中国法治的现实却很骨感。为了这份理想，他们在7年前牺牲自由、遍体鳞伤；7年后，有的人仍在牢中承受苦难、有的人仍在监狱幽谷来回摆荡、有的人想尽办法在当局的压迫夹缝中求生存。不过，“709大抓捕”带来的压迫并没有让这些律师们意志消磨，余文生说，对于社会的不公不义仍会义无反顾，因为自由民主的思想早已在心中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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