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709大抓捕」事件屆滿七周年，多數被抓捕的當事人或辯護律師，雖然獲釋卻因被吊銷執照而無法執業，也有人仍在獄中關押，或再度被拘捕。多位受害律師向本台回顧維權律師7年來的生存和奮鬥。
今年的7月9日對許艷來說特別不一樣，因為她的丈夫余文生律師終於重獲自由，與她團圓。通過許艷牽線，余文生在獲釋後首次接受本台訪問，他回顧過去7年，感慨中國維權律師的生存環境每況愈下。
余文生：對未來不抱期望
「即使我現在在監獄外面，實際上也是無法工作。前兩天司法所還給我打電話，可能是提醒我，我現在還是被剝奪權力的人，」余文生苦笑，「這7年多，環境是越來越惡劣，我對未來是不抱什麼特別好的期望，現在的情況讓人感覺非常壓抑。」
2015年7月9日，中國政府在23個省份大規模逮捕丶傳喚丶刑事拘留或是約談200多名維權律師丶法律助理、異議人士以及他們的親屬，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709大抓捕」事件。余文生在事發後挺身而出為多名被捕律師辯護，並於2015年7月30日控告中國公安部及部長違法拘捕公民，是「709大抓捕」事件後首位公開反擊的維權律師。
回顧當時，余文生對本台記者說，他和妻子許艷也是廣義的「709大抓捕」受害人：「『709』剛爆發的時候，是我和我妻子率先發聲、開始反擊，當時是為謝燕益、王宇發聲，後來我又控告公安部，也使我當時被北京警方破門。」
湊局搓麻將的角色到「一隻花瓶」
余文生口中的王宇，是「709大抓捕」首位被抓的律師。
回憶，當時在她任職律所擔任助理的維權活動人士吳淦，在當年５月因涉嫌「尋釁滋事」被拘留，加上中國官媒發表文章抹黑，稱她有「案底」在身還「四處接活」，她有預感當局可能會加大力度打壓自己，但她沒有料到是大規模的全面抓捕。
王宇：「我要求找這些律師，我每說找哪個律師，他（當局）就說『他已經被抓了』，我說找誰他就說被抓了，甚至說『你找誰就抓誰』，只要我提到的就說被抓了。」
王宇表示，曾經有幾年時間，中國的人權律師勉強能在狹小的範圍內活動，但自從「709大抓捕」事件以來，人權律師多面臨吊照、停業、抓捕軟禁，律師事務所被加強黨建工作甚至解散，律師協會出台各式規範限制，仍保有執照的律師不僅變得謹小慎微，替當事人辯護也處處受限，生存之道被完全堵死，從湊局搓麻將的角色到「一隻花瓶」。
「中國律師一直都是花瓶、都是擺設，沒有辦法真的去做工作的，之前像我們人權律師願意去抗爭的，還可以做點事……未來這種狀況，可能不是失望，我個人是挺絕望的，不知道中國律師出路是什麼。律師應該在法律框架內為當事人利益最大化，現在這個環境根本沒辦法。」王宇說。
2015年也因「709大抓捕」被官方抓捕與註銷牌照的維權律師謝燕益，在接受本台訪問時僅表示，「709大抓捕」是「人為製造的冤獄」，並呼籲當局尊重法治，不要製造冤獄和矛盾。
「希望當權者回到法治的軌道上來，善待人權律師和人權捍衛者……沒有法治和人權，大家都是犧牲品和受害者。」謝燕益說。
那些仍在裡面的人
雖然多數當年被判刑入獄的律師現在都已獲釋，但仍有一些當年被抓捕判刑的律師，目前仍在監獄服刑，譬如周世豐、覃永沛，以及釋放後卻再因「煽顛」、「尋釁滋事」被逮捕的律師謝陽，他疑似因為公開聲援「被精神病」的懷孕女教師李田田，在今年１月被刑拘、2月正式逮捕，是「709」受害律師中第一個出獄後遭二度逮捕的。
旅居美國的謝陽妻子陳桂秋接受訪問時說，謝陽這次被逮捕後當局控制的情況更為嚴厲，甚至連通信權都被剝奪，寄給謝陽的信遭到退回，使她對於謝陽的狀況一概不知。
「人一旦落在他們手裡面，酷刑也好，這些不讓會見、不讓通信的違法行為，各種各樣不講法律的東西都變成家常便飯了。」陳桂秋說，「位子顛倒了，他們（政府）的角色應該是服務我們（人民）的，而不是掌控我們的。」
人權律師們的理想很豐滿，中國法治的現實卻很骨感。為了這份理想，他們在7年前犧牲自由、遍體鱗傷；7年後，有的人仍在牢中承受苦難、有的人仍在監獄幽谷來回擺盪、有的人想盡辦法在當局的壓迫夾縫中求生存。不過，「709大抓捕」帶來的壓迫並沒有讓這些律師們意志消磨，余文生說，對於社會的不公不義仍會義無反顧，因為自由民主的思想早已在心中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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