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在巫一毛出生前的几个星期,她的父亲被定为“极右分子”,发配北大荒劳改。母亲因为拒绝和父亲划清界限,也失去了工作,行乞街头。
直到3岁生日,听闻父亲重病,为了让女儿见父亲一面,母亲带着她千里迢迢去了北大荒,父女才第一次见面。
此后巫一毛和妈妈被下放安徽农村,时值大饥荒,妈妈怕她饿死,就把年幼的她送回了天津外婆家。顶着右派子女的帽子,巫一毛的童年饱经凌辱。
她上学不能走正门,只能钻为黑五类准备的小门洞;课桌被放入粪便;多次被揪斗、殴打,遍体鳞伤。由于无人照顾,孤苦伶仃的巫一毛曾经被扔进暗无天日的孤儿院,目睹人间种种惨况。年仅8岁独自一人去看病的途中被一个军人以像章为诱饵强暴,9岁又被父亲的前同事再次强暴……10岁的时候已经要独自照顾年幼的弟弟。数次因病濒临死亡,全是自己硬挺过来。转学到合肥高中时还打赤脚,学校要求穿鞋。她万般无奈,去一家废品站,将粗长发辫剪掉卖钱买双塑料鞋,方才入学。
很多年后她才鼓起勇气,跟父亲讲这些悲惨往事的时候,同样历尽苦难的父亲都不愿相信。
她的父亲巫宁坤,是大名鼎鼎的翻译家。我们熟悉的名著《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是巫宁坤翻译的。他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抗战期间中断学业志愿担任大名鼎鼎的“飞虎队”的翻译。后又赴美担任在美受训的国军飞行员的翻译。抗战胜利后在美求学,就读于芝加哥大学,专门研究英美文学。
当年在芝加哥大学,巫宁坤的同学几乎后来都是学界泰斗——李政道、杨振宁、穆旦。他们还成立了“研究中国问题小组”。
1951年7月,在燕京大学的盛情邀请下,巫宁坤放弃了马上到手的博士学位,准备启程回国。但李政道和杨振宁却坚决不归。李政道把巫宁坤送上船的时候,巫宁坤极为不解的问:你为什么不回去呢?
李政道淡然一笑:我不愿被人洗脑。
很多年后巫宁坤才明白这句话。1957年因在双百运动时批评时政,后在反右运动时被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发配北大荒改造。1962年返回安徽大学当临时工。1966年开始继续受到各种批斗,被关“牛棚”。1979年才得以平反。在他之后回国的芝加哥大学同学穆旦则没有熬到平反那天……
在巫宁坤平反那年,同学李政道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衣锦还乡,被奉为上宾。刚刚获得平反的巫宁坤以“极右分子”的沧桑倦容前往相见,感慨万千:
“我蓦然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中,其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1951年的那次别离,让他们的人生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急速驶离,再无交汇。
1991年,兜兜转转40年后,巫宁坤还是又踏上了赴美的旅程。1993年他以英文撰写的回忆录《一滴泪》(A Single Tear)在纽约出版,迅速登上畅销书榜,并被翻译成日、韩、瑞典文等语言相继出版。
对于巫宁坤“自曝家丑”的举动,他退休前所在的单位极度恼怒,当年没收了其住房,停发退休金,甚至直接抄家。没有退路的巫宁坤无路可退,从此定居美国,直至2019年以98岁的高龄去世。
巫一毛早在父亲之前已80年代初便赴美留学,从此定居。她继承了父亲的天赋,在2007年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暴风雨中一羽毛》,揭开了自己童年不为人知的伤疤。父女俩的著作,虽然写的都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家庭,却是不同的视角和磨难。如果说巫宁坤的回忆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那么巫一毛的回忆就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的暗黑童年。
巫宁坤为女儿取名源自杜甫的名句:“万古云霄一羽毛”,是夸诸葛亮的。回头看看父女的人生,一滴不忍卒读的眼泪,一片被风撕裂的羽毛,勾画出一个中国家庭的悲凉史诗。
这滴泪、这片羽,幸而最终都落在了属于他们的土地之上。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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