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悲剧是数百万中共官员的宿命 （之一）

半个月前，李克强的神秘死亡震动中国震惊世界。一方面民间爆发出规模巨大、影响空前、世界瞩目的哀悼浪潮；另一方面党内出奇地死寂一片。中共党内除了官宣死讯、发布全文照抄李鹏死亡讣告的讣告（仅改几字）、公告遗体火化外，未见一篇纪念文章，连民间在官宣下的跟帖评论也被封禁。中共党的二号人物，死的蹊跷却又无处寻觅真相，这一切都给中共党内带来巨大的冲击与震撼，特别是上下官员唏嘘凄惶、恐惧不安，唇亡齿寒，人人自危。党内死寂一片，就是这种极度震撼的异样呈现。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中共许多官员从李克强的命运悲剧中，隐约看到了他们难以逃脱的宿命，

首先，中共“极权统治➕个人独裁”的制度恶，造成了李克强的总理之“困”，也是中共党内政府系统负责官员的普遍困境。 

中共夺取国家政权后，党内官员分成两大类：党务系统与政务系统。党务系统管理控制全党；政务系统管理控制国家与与社会。党的“领导”就是牢牢掌控国家一切权力和资源；“党的领导”的人格化体现，即是各级“党委书记”对人大、政府与司法，实施强力而有效的控制。在党中央，总书记领导总理；在省里，省委书记领导省长，市、县依此类推。简言之，党务官员是实施中共统治的操盘手，政务官员是维持中共统治的打工仔。这决定了只要习近平想揽权，李克强就无法阻拦。李克强任总理十年，不可谓不兢兢业业。他的同学故友评说：“陪十年小心，一事无成”，“活得憋屈，死得窝囊”。

也确实如此，习近平不断肢解国务系统的相对独立完整性，揽夺李克强总理的权力，李克强施政寸步难行。

让我们回顾一些情况：

习近平上台后，很快以改革名义建立起一批“领导小组”并自任6个小组的组长。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习近平这是“抄作业”——模仿文革时期江青实际操控“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做法。 “小组是中国政治领导体制中的金字塔顶端”，“实际是制定国家重要经济战略决策的机构”[1]。习近平以“小组长”身份伸手抓国务院的权力，排挤李克强，逐步将他边缘化。习近平任组长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主管着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他重用刘鹤而将李克强排除出核心决策圈。这大概是北京人称曾被习近平重用的鲁炜是“网络沙皇”而刘鹤是“经济沙皇”的缘故吧。反过来，在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和千年大计“雄安新区”的决策以及实施中，人们也从来没见过李克强有任何参与其间的消息报道。

李克强任总理后的施政蓝图是“在工业化进程中推进中国城镇化”，其中包含着他所设想的促进改革与发展一揽子计划。然而， 2013年12月，习近平以党中央的名义召开中共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剥离出原本由李克强总理掌控的推进城镇化工作职权和组织架构，将其纳入习近平的中央“领导小组”体系之中。这在事实上改变了国务院系统内部的权责关系，李克强被架空——国务院部门不是向总理负责，而是直接向“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负责。

2018年2月，习近平中央全会决定名义，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进行系统性、整体性重构”[2]，经过一年多的机构合并调整等，把政府的重要而关键的部门直接抓在党中央手里。

其做法一是将承担公共行政职能的部门名义上都保留在国务院，但其中关键部门，比如财政部、发改委、审计署等，由中央“领导小组”或“中央XX委员会”领导管理。二是，将与中共党统治有关联并对统治构成重大影响的部门，合并到中共党的中央职能机构中。比如人力资源部合并进中央组织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广播电影局和中央电视台作为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的下属单位等。三是，将此前因各种原因分散为政府有关部门管理的武装力量，全部整编到中央军委领导下，中央军委实行军委主席一人负责制，即一人独掌军权。

总而言之，2018——2019年的“党政机构改革” 表明，习近平超过了毛泽东，用中共党的系统及其职能机构并吞政府职能部门，初步而正式地建立起“党、国一体”的党国体制及其运转机制【3】。

习近平这三大步直接分解了国务院权力，李克强成为1978年以后40年里最弱势的总理。中国经济决策的大权已不由总理掌握，国务院系统不再是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决策中枢和操作实施中枢，而是被矮化成落实“习近平中央决策”的执行系统，

正因为此，李克强难以提出和制定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难以调整某些经济社会政策，甚至连提出“地摊经济”以缓解底层民众生计艰难的倡议，都因遭到蔡奇等习近平帮伙的阻拦抵制而落空。

尽管如此，李克强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推进政府改革和经济发展，做了不少努力。李克强十年坚持不懈抓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放管服”改革。李克强牢牢抓住“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改革 。李克强曾经说过：“对市场来说，法无禁止皆可为，对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4]。他领导中央政府各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清理废除以往不符合“放管服”要求的政府规章、制度和文件。十年来推进“放管服”改革取得明显成效：中央各部委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2183项；各省市区取消调整36986项，全国三分之二的审批被拿掉。十年间，国务院力促减税降费，取消了61个税种或收费项目，累计减税14万亿，惠及10亿人；国务院大力扶植中小微企业以及民营经济，全国中小微企业从1400万户增加到5200万户。

举例而言，微信初起时，政府相关部门不赞成放行。李克强顶住了压力，他说看一看再规范，微信这才得以开放。快递业刚发展的时候，有些城市不允许快递存在，李克强强调对新生的事物应尽量秉持“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不能一上来就管死。今天，绝大多数人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微信与快递。

更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强始终尽心尽力而为于维护底层民众利益，提高民众收入、改善民众生活。比如，十年间，李克强力推保障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累计建成保障性住房5900多万套，让1.4亿低保低收入民众居有定所。再比如，2015年天津新区发生大爆炸事故，死难者中有不少是“临时工”，按以往的做法，每个死难者的赔偿费最多五、六十万，是李克强总理力排众议，将赔偿费用提高到了二佰万。

由于中国政治的黑箱化，以上这些情况几乎很少为民间所知，体制内人即便清楚内情，但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也不敢随便议论，更遑论公开言说。基于上述情况，若说十年“一事无成”，是有些冤枉了李克强，李克强尽其所能地在做事，只是他所能做成的事与正常国家情况下的总理权力应该做成的事，简直无法相匹配。

这种恶制度造成的总理之“困”，是“党领导一切”的共产极权国家所固有的，习近平上台后实行个人独裁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困境。就此而言，李克强之“困”非是李克强一人之困，而是中共体制内作为“二把手”官员普遍深陷其中的“困境”。

在中共体制内，一切唯上是从。习近平上台后削弱国务院和总理权力的几步做法，是自上而下一贯制。从中央到地方，党的书记权力大大扩张，地方政府权力不断削减，按照公共管理公共服务所需要的政府独立行政其实并不存在。

同时，“党领导一切”就是“控制一切”，“党”的人格化身——书记——要掌控所有的权力资源，其中最核心的是人权和财权。中共中央一直强调“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具体事务由中央组织部操作。以往中共党内还有民主集中制，任用重要官员，常委会还有集体讨论制度（尽管书记的意见往往权重大得多）。到了习近平时期，越是任用重要官员越是习近平个人考察个人决定，总理几无用人权。以此类推，地方“二把手”也几无用人权，即便参加意见也要由书记决定。这就等于各级书记把官员们的官帽子拎在手里，官员无不俯首听命于书记。

至于财权，习近平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就等于掌握了国家的财政大权。同样，地方各级 “书记圈子”的核心人员除了有组织部长，还有财政厅长（局长）。一个地方的财政究竟有多少钱，只有书记和财政局长知道。省长市长等“二把手”是否真知道当地财政有多少钱，取决于他与书记的关系如何。这种情况下，“二把手”即政府首脑，难以独立处理行政事务，更谈不上对一方重大公共事务拥有决策权。

这就注定了“二把手”是“一把手”决策的执行者。并且所有的“政绩”都首先记在“一把手”名下，“二把手”只能活在“一把手”的阴影里。“二把手”若能力强、水平高，做成了事还会招来某些“一把手”的忌讳，生怕其功高盖主。在地方报纸上“一”、“二 ”把手的新闻报道和照片亮相度，当地宣传机构都要小心摆正位置，“二把手”不得盖过“一把手”的风头。

“二把手”是否能在一地顺利为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对“一把手”的委屈礼让程度，甚至“二把手”是否有升迁可能，某种意义上也取决于“一把手”对他的评价如何。这就使得“二把手”犹如小媳妇，得处处陪着小心，自然十分憋屈。然而，一旦发生事故或上级追查，政府行政部门官员首先被当替罪羊。当事故或问题的严重程度仅用政府部门人员顶责还不足以平息事态的话，那么“二把手”顶罪就是无可逃避的结局。凡此种种，决定了中共体制内“一”、“二”把手之间普遍存在矛盾冲突。中共党内所谓强调“团结”，其实际内容就是“一”、“二”把手之间的团结。

这些情况体制外人看不到，体制内人忌讳谈。李克强的突然暴毙，出乎意料的引发民间哀悼浪潮，亦引发对李克强的各种评价。客观地说，民间对李克强的评价不高。这种不高甚至有些不恭的评价却又与哀悼汹涌浪潮共存于一体，显得相当奇葩。这其中的缘由何在？确实是“有赖同行衬托”，人们对习近平倒行逆施的强烈不满，终于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

另一方面民间对李克强 “十年一事无成”的评价，更加重了中国政府系统官员们心头长期积压的委屈与无奈，李克强的处境其实就是他们处境的集中写照。在中共现行体制下，任何一个希望为中国民众干好事、干成事的官员基本上寸步难行，即便他们能到点下船平安着陆，他们也必定以碌碌无为、忙死累死而告终。

（第一部分完）

[1]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变迁”，6/25/2014，ren shi.people.com.cn

[2] 习近平 ，人民日报2019年7月6日 1版

[3] 毛泽东时期是中共党和中国政府是各自自成体系的两个系统，党对政府的操控是通过向在政府部门派出“党组”来实现。由此，毛泽东时期中国社会是自上而下三层大的构架：党—政府——社会，党高踞于国家（政府）之上，国家高踞于社会之上。习近平2018年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用三手架空政府：用中央领导小组（19大、20大以后中央领导小组逐步改成“中央委员会”）来操控政府经济财政决策权力和金融管理权力，用党的机构直接吞并政府部门来掌控政府人事权力。第三，改变武装力量的管辖权。原先中国武装力量有一部分归政法委管：武警、特警、行业警察（森林警、水电警、黄金警、边防警、消防警、铁路警等）；只有解放军作为国防力量归中央军委管。19大以后所有武装力量全部收归中央军委统管，中央军委实行军委主席负责制，即所有武装力量归习近平一人管。

[4] 2014年3月15日李克强答新闻记者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