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悲劇是數百萬中共官員的宿命 （之一）

半個月前，李克強的神秘死亡震動中國震驚世界。一方面民間爆發出規模巨大、影響空前、世界矚目的哀悼浪潮；另一方面黨內出奇地死寂一片。中共黨內除了官宣死訊、發布全文照抄李鵬死亡訃告的訃告（僅改幾字）、公告遺體火化外，未見一篇紀念文章，連民間在官宣下的跟帖評論也被封禁。中共黨的二號人物，死的蹊蹺卻又無處尋覓真相，這一切都給中共黨內帶來巨大的衝擊與震撼，特別是上下官員唏噓悽惶、恐懼不安，唇亡齒寒，人人自危。黨內死寂一片，就是這種極度震撼的異樣呈現。

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中共許多官員從李克強的命運悲劇中，隱約看到了他們難以逃脫的宿命，

首先，中共「極權統治➕個人獨裁」的制度惡，造成了李克強的總理之「困」，也是中共黨內政府系統負責官員的普遍困境。 

中共奪取國家政權後，黨內官員分成兩大類：黨務系統與政務系統。黨務系統管理控制全黨；政務系統管理控制國家與與社會。黨的「領導」就是牢牢掌控國家一切權力和資源；「黨的領導」的人格化體現，即是各級「黨委書記」對人大、政府與司法，實施強力而有效的控制。在黨中央，總書記領導總理；在省里，省委書記領導省長，市、縣依此類推。簡言之，黨務官員是實施中共統治的操盤手，政務官員是維持中共統治的打工仔。這決定了只要習近平想攬權，李克強就無法阻攔。李克強任總理十年，不可謂不兢兢業業。他的同學故友評說：「陪十年小心，一事無成」，「活得憋屈，死得窩囊」。

也確實如此，習近平不斷肢解國務系統的相對獨立完整性，攬奪李克強總理的權力，李克強施政寸步難行。

讓我們回顧一些情況：

習近平上台後，很快以改革名義建立起一批「領導小組」並自任6個小組的組長。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習近平這是「抄作業」——模仿文革時期江青實際操控「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做法。 「小組是中國政治領導體制中的金字塔頂端」，「實際是制定國家重要經濟戰略決策的機構」[1]。習近平以「小組長」身份伸手抓國務院的權力，排擠李克強，逐步將他邊緣化。習近平任組長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主管着國家經濟發展的重大決策，他重用劉鶴而將李克強排除出核心決策圈。這大概是北京人稱曾被習近平重用的魯煒是「網絡沙皇」而劉鶴是「經濟沙皇」的緣故吧。反過來，在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和千年大計「雄安新區」的決策以及實施中，人們也從來沒見過李克強有任何參與其間的消息報道。

李克強任總理後的施政藍圖是「在工業化進程中推進中國城鎮化」，其中包含着他所設想的促進改革與發展一攬子計劃。然而， 2013年12月，習近平以黨中央的名義召開中共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剝離出原本由李克強總理掌控的推進城鎮化工作職權和組織架構，將其納入習近平的中央「領導小組」體系之中。這在事實上改變了國務院系統內部的權責關係，李克強被架空——國務院部門不是向總理負責，而是直接向「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負責。

2018年2月，習近平中央全會決定名義，對黨和國家「組織結構和管理體制進行系統性、整體性重構」[2]，經過一年多的機構合併調整等，把政府的重要而關鍵的部門直接抓在黨中央手裡。

其做法一是將承擔公共行政職能的部門名義上都保留在國務院，但其中關鍵部門，比如財政部、發改委、審計署等，由中央「領導小組」或「中央XX委員會」領導管理。二是，將與中共黨統治有關聯並對統治構成重大影響的部門，合併到中共黨的中央職能機構中。比如人力資源部合併進中央組織部；國家新聞出版署、廣播電影局和中央電視台作為中央宣傳部直接管理的下屬單位等。三是，將此前因各種原因分散為政府有關部門管理的武裝力量，全部整編到中央軍委領導下，中央軍委實行軍委主席一人負責制，即一人獨掌軍權。

總而言之，2018——2019年的「黨政機構改革」 表明，習近平超過了毛澤東，用中共黨的系統及其職能機構併吞政府職能部門，初步而正式地建立起「黨、國一體」的黨國體制及其運轉機制【3】。

習近平這三大步直接分解了國務院權力，李克強成為1978年以後40年裡最弱勢的總理。中國經濟決策的大權已不由總理掌握，國務院系統不再是領導國家經濟建設的決策中樞和操作實施中樞，而是被矮化成落實「習近平中央決策」的執行系統，

正因為此，李克強難以提出和制定事關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難以調整某些經濟社會政策，甚至連提出「地攤經濟」以緩解底層民眾生計艱難的倡議，都因遭到蔡奇等習近平幫伙的阻攔抵制而落空。

儘管如此，李克強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推進政府改革和經濟發展，做了不少努力。李克強十年堅持不懈抓轉變政府職能，推進「放管服」改革。李克強牢牢抓住「按照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 改革 。李克強曾經說過：「對市場來說，法無禁止皆可為，對政府來說，法無授權不可為」[4]。他領導中央政府各部委和各級地方政府，清理廢除以往不符合「放管服」要求的政府規章、制度和文件。十年來推進「放管服」改革取得明顯成效：中央各部委共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項目2183項；各省市區取消調整36986項，全國三分之二的審批被拿掉。十年間，國務院力促減稅降費，取消了61個稅種或收費項目，累計減稅14萬億，惠及10億人；國務院大力扶植中小微企業以及民營經濟，全國中小微企業從1400萬戶增加到5200萬戶。

舉例而言，微信初起時，政府相關部門不贊成放行。李克強頂住了壓力，他說看一看再規範，微信這才得以開放。快遞業剛發展的時候，有些城市不允許快遞存在，李克強強調對新生的事物應儘量秉持「包容審慎」的監管方式，不能一上來就管死。今天，絕大多數人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微信與快遞。

更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強始終盡心盡力而為於維護底層民眾利益，提高民眾收入、改善民眾生活。比如，十年間，李克強力推保障房建設和棚戶區改造，累計建成保障性住房5900多萬套，讓1.4億低保低收入民眾居有定所。再比如，2015年天津新區發生大爆炸事故，死難者中有不少是「臨時工」，按以往的做法，每個死難者的賠償費最多五、六十萬，是李克強總理力排眾議，將賠償費用提高到了二佰萬。

由於中國政治的黑箱化，以上這些情況幾乎很少為民間所知，體制內人即便清楚內情，但出於自身安全考慮，也不敢隨便議論，更遑論公開言說。基於上述情況，若說十年「一事無成」，是有些冤枉了李克強，李克強盡其所能地在做事，只是他所能做成的事與正常國家情況下的總理權力應該做成的事，簡直無法相匹配。

這種惡制度造成的總理之「困」，是「黨領導一切」的共產極權國家所固有的，習近平上台後實行個人獨裁則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困境。就此而言，李克強之「困」非是李克強一人之困，而是中共體制內作為「二把手」官員普遍深陷其中的「困境」。

在中共體制內，一切唯上是從。習近平上台後削弱國務院和總理權力的幾步做法，是自上而下一貫制。從中央到地方，黨的書記權力大大擴張，地方政府權力不斷削減，按照公共管理公共服務所需要的政府獨立行政其實並不存在。

同時，「黨領導一切」就是「控制一切」，「黨」的人格化身——書記——要掌控所有的權力資源，其中最核心的是人權和財權。中共中央一直強調「黨管幹部、黨管人才」，具體事務由中央組織部操作。以往中共黨內還有民主集中制，任用重要官員，常委會還有集體討論制度（儘管書記的意見往往權重大得多）。到了習近平時期，越是任用重要官員越是習近平個人考察個人決定，總理幾無用人權。以此類推，地方「二把手」也幾無用人權，即便參加意見也要由書記決定。這就等於各級書記把官員們的官帽子拎在手裡，官員無不俯首聽命於書記。

至於財權，習近平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就等於掌握了國家的財政大權。同樣，地方各級 「書記圈子」的核心人員除了有組織部長，還有財政廳長（局長）。一個地方的財政究竟有多少錢，只有書記和財政局長知道。省長市長等「二把手」是否真知道當地財政有多少錢，取決於他與書記的關係如何。這種情況下，「二把手」即政府首腦，難以獨立處理行政事務，更談不上對一方重大公共事務擁有決策權。

這就註定了「二把手」是「一把手」決策的執行者。並且所有的「政績」都首先記在「一把手」名下，「二把手」只能活在「一把手」的陰影里。「二把手」若能力強、水平高，做成了事還會招來某些「一把手」的忌諱，生怕其功高蓋主。在地方報紙上「一」、「二 」把手的新聞報道和照片亮相度，當地宣傳機構都要小心擺正位置，「二把手」不得蓋過「一把手」的風頭。

「二把手」是否能在一地順利為官，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他對「一把手」的委屈禮讓程度，甚至「二把手」是否有升遷可能，某種意義上也取決於「一把手」對他的評價如何。這就使得「二把手」猶如小媳婦，得處處陪着小心，自然十分憋屈。然而，一旦發生事故或上級追查，政府行政部門官員首先被當替罪羊。當事故或問題的嚴重程度僅用政府部門人員頂責還不足以平息事態的話，那麼「二把手」頂罪就是無可逃避的結局。凡此種種，決定了中共體制內「一」、「二」把手之間普遍存在矛盾衝突。中共黨內所謂強調「團結」，其實際內容就是「一」、「二」把手之間的團結。

這些情況體制外人看不到，體制內人忌諱談。李克強的突然暴斃，出乎意料的引發民間哀悼浪潮，亦引發對李克強的各種評價。客觀地說，民間對李克強的評價不高。這種不高甚至有些不恭的評價卻又與哀悼洶湧浪潮共存於一體，顯得相當奇葩。這其中的緣由何在？確實是「有賴同行襯托」，人們對習近平倒行逆施的強烈不滿，終於找到一個宣洩的出口。

另一方面民間對李克強 「十年一事無成」的評價，更加重了中國政府系統官員們心頭長期積壓的委屈與無奈，李克強的處境其實就是他們處境的集中寫照。在中共現行體制下，任何一個希望為中國民眾干好事、干成事的官員基本上寸步難行，即便他們能到點下船平安着陸，他們也必定以碌碌無為、忙死累死而告終。

（第一部分完）

[1]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變遷」，6/25/2014，ren shi.people.com.cn

[2] 習近平 ，人民日報2019年7月6日 1版

[3] 毛澤東時期是中共黨和中國政府是各自自成體系的兩個系統，黨對政府的操控是通過向在政府部門派出「黨組」來實現。由此，毛澤東時期中國社會是自上而下三層大的構架：黨—政府——社會，黨高踞於國家（政府）之上，國家高踞於社會之上。習近平2018年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是用三手架空政府：用中央領導小組（19大、20大以後中央領導小組逐步改成「中央委員會」）來操控政府經濟財政決策權力和金融管理權力，用黨的機構直接吞併政府部門來掌控政府人事權力。第三，改變武裝力量的管轄權。原先中國武裝力量有一部分歸政法委管：武警、特警、行業警察（森林警、水電警、黃金警、邊防警、消防警、鐵路警等）；只有解放軍作為國防力量歸中央軍委管。19大以後所有武裝力量全部收歸中央軍委統管，中央軍委實行軍委主席負責制，即所有武裝力量歸習近平一人管。

[4] 2014年3月15日李克強答新聞記者會。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