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大学

1997年底，苏州凯达房地产公司在市郊拿了块地，准备做他们的老本行——盖别墅。

很快，金融危机席卷亚洲，楼市的低迷让凯达退缩了。手里有地有钱，他们突然有了投资教育的想法，而且想办大学。

于是，他们主动去苏州大学寻找机会。此时的苏州大学，正苦于土地和经费短缺，想扩大办学规模而力不足。双方一拍即合。

1998年年底，苏州大学文正学院成立。

苏大文正学院引起了很大争议。教育部的人多次上门调研，态度始终没变，这场试验眼看要被叫停。

谁都没有想到，转机突然就来了。

1998年10月，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与妻子左小蕾，把一封建议书通过特定渠道送到中央领导手里：

《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三年扩大招生量一倍》

这是还在海外的汤敏夫妇为中国经济开出的一剂药方，用大学教育来刺激经济。

当时，中国的下岗工人达到了1500万。第二年，又会有数百万高中生离开校园，他们没大学可上，没工厂可去，毕业即失业。

领导很快采纳了汤敏夫妇的建议。1999年6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做出了高等教育扩招的决策。

三个月之后，就是中国大学的入学报道日。短暂准备后，当年的大学成功扩招了47%，大学新生比前一年足足多了：

52万。

这个数字，超过此前十年之和。汤敏也因此得名被媒体称为“扩招之父”。

大学新生太多，教室和宿舍都不够用了。那一年开学前，浙大学生宿舍靠着供电局加急赶工，才完成供电安装。人大的200个扩招生没有轮上学校的宿舍和床位，只能住在校外走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部里有官员提出改革思路：

动用社会力量办学。

一夜之间，苏州大学文正学院起死回生，而且成了借助社会资源办学的正面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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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正学院就此成为了国内第一所公有民办的二级学院。他们拉开了民办高校的大幕，替国家解决了很多问题。

在1998年的教育经费统计报告里，一个大学生要花掉财政经费6775元。当时上海有位老校长做了个推算，如果有30%的高校改为民办，就能多出来96万自费生，每年能为国家节约教育经费：

76亿。

大家现在都见多了小目标。一个区的自来水厂总经理都能搜出一亿多现金，76亿算啥。但在1999年，本科生在机关试用月工资是330元，中国外汇储备是1400多亿美金。

民办高校就此拿下了牌照。

1999年7月，浙江大学和杭州市政府、浙江省电信集团联合创办了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教育部部长先后两次到学校考察，第一次没有表态，第二次才松口：值得尝试。

教育部对江浙两省民办二级学院带有鼓励性的默许态度，让全国各地原本观望的社会力量，开始学习和效仿，民办二级学院开始全面扩散。一些借此机会进入教育领域的老板，当时还很惊讶，不敢相信：

能有这样的事。

到 2003年，二级学院的数量已经达到了360所。当时本科院校也才644所，也就是说全国的超过了一半的公办本科学校有了自己的二级学院。

观望四年后，教育部颁发了一个规范意见，这种船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得到了正式的名分：

独立学院。

它通常以某某大学某某学院的名字分布各地。作为发源地的江浙两省，之后两年又各自创立了20多所独立学院。最近因转设职业大学成关注焦点的两省独立学院，也大都位列其中。

院长被扣留几十小时的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也是其一。 

2

2011年，“独立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在官网刊发喜讯：

1881位毕业生获得华中科技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

另一边，华科本部2011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800名应届生没能穿上学位服。他们无法如期毕业。

愤怒的本部学生涌上网络声讨。他们怀疑华中科大出于利益，将原本属于自己的学位证分摊给二级学院。

“华中科大贩卖文凭”的话题。让独立学院一时成了众矢之的。违规招生、办学条件不达标等问题也逐渐冒了出来，有人把它称之为“高教改革怪胎”。

大学生越来越多，但却没多少人注意到，在教育部计划里，独立学院的定位一直就是阶段性的产物。2008年，教育部出台了《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独立学院的命运那时就已经被划定，只有三条出路：

继续作为独立学院存在； 

转设为民办普通高校； 

撤销或合并。

教育部还给了一个过渡的期限——五年。

五年很快过去。转设的独立学院寥寥无几，甚至到了下一个五年，全国范围内还是有265所独立学院，在校生有260万。

也就是说，中国每十个大学生中，就有一个是“独立学院”的学生。

去年5月份，教育部急了，出台了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表示，独立学院转设是高校设置工作的重中之重。教育部甚至立了一个flag，年底前，所有独立学院必须选一条路走：

转民办；转公办；终止办学。

效果是显著的。到今年年初，全国有超一半的独立学院完成转设。从教育部官网上的公开文件来看，这半年以来，又有50多所完成转设。

东北的绝大部分独立学院都集中完成首批转设。上海、广东、成都也同样如此。但到了江苏和浙江，作为独立学院的开创地，情况就很复杂了。

教育部本想一箭双雕，既收拾了独立学院的摊子，又完成职业本科院校的KPI，没想到事与愿违。学生们拒绝接受职业本科的学历，拒绝让自己大学变成“职业技术大学”，他们的诉求是：

要么普本，要么停办。

对于浙江而言，引起学生更大不满的原因最关键是：

浙江的三本独立学院，录取分数线很高。

为了留在省内，浙江学生宁愿选择上独立学院，也不去外省上更好的学校。他们把录取分数抬高了。以2019年来说，很多专业的录取分数线，比浙江本科线高了：

60多分。

三本独立学院的学费大多昂贵，一年高达3万以上。花十几万读了大学，却成了职业大学的校友，学生和家长们看来，这既不公平，也不体面。很多独立学院的学生抱怨：

别人是专升本，我们是本升专。

除了学生的阻力，江苏和浙江迟迟不愿意转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国有资本和地方政府深度参与其中。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是浙工大与绍兴市柯桥区合作的；

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是浙工商与桐庐县政府合作的； 

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是南师大与南师大教育发展基金会合作的；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是江苏大学与苏大教育教育发展基金会合作的； 

……

这些独立学院的土地和房产，都是国有资产。

对于股东来说，转为民办，将面临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转为公办，学费少了，地方政府既要给编制，还要给钱。

另外，国资的过户必须通过国资委、发改委、财政、税务等部门的同意。同时土地、房舍等过户要缴纳至少数千万元的税费。 

粗略算下，财政支出可能要高达百亿。 

3 

几年前，汤敏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是否后悔当时上书建议，他说：

不后悔。

这个经济刺激政策，其实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从大学生是个稀罕物，到大学生太多了，只用了20年。

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注意过，很多三本独立学院的官网上，介绍里都有这么一个描述：

应用型大学。

“应用型”三个字，在大众的认知中是模糊的，甚至是被人为美化过的。现在，薄纱要被无情地撕下了。

大幅度的本科扩招，让那些原本准备去中专和职高的高中生，可以进入大学了。同时意味着，技术型人才的减少。

1999年，北京的中专学校有2500多新生没有报到，职业高中有6200多新生没报道，大家都去上大学了。

大学扩招后的第二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制造业一线高层次的技术人才，从那时候一直处于短缺。

普通高中激增的招生人数，打乱了原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各占半壁江山的天平。20多年以后，中国最新的中考改革，试图回归平衡：

各地区普高录取率与职高录取率必须1:1。

2015年，独立学院迎来第一次卸妆。教育部提出，专门的职业大学将成为独立学院的归途。

现在江苏、浙江先后宣布暂停转设职业大学。但从现实来看，职业教育综合改革下的合并转设，已是大势所趋。

浙江宣布全面暂停合并转设的第二天，《职业教育法》迎来20多年来的首次大修，最重要的一句话是：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立法的意义，不言自明。

但对于学生来说，现实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如何确保在校生和校友的权益不被降格，比如考研考公是否一视同仁，升学和就业市场是否会被歧视，这些都需要明确的答案。

去年年底，苏州大学文正学院顺利地转设成为首家市属本科，苏州城市学院。尽管被摘掉了苏州大学的光环，但社交媒体上很多校友还是在庆幸自己的幸运。起码校名里没有出现“职业技术”四个字。

但很多其他学校的学生，要切身感受改革的阵痛。

1999年春晚，黄宏在小品《打气》里喊了一句“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让整个东北都没有过好年。

这种口号不应该再出现了，对于独立学院学生们的不理解，我们应该理解。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兽楼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