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大學

1997年底，蘇州凱達房地產公司在市郊拿了塊地，準備做他們的老本行——蓋別墅。

很快，金融危機席捲亞洲，樓市的低迷讓凱達退縮了。手裡有地有錢，他們突然有了投資教育的想法，而且想辦大學。

於是，他們主動去蘇州大學尋找機會。此時的蘇州大學，正苦於土地和經費短缺，想擴大辦學規模而力不足。雙方一拍即合。

1998年年底，蘇州大學文正學院成立。

蘇大文正學院引起了很大爭議。教育部的人多次上門調研，態度始終沒變，這場試驗眼看要被叫停。

誰都沒有想到，轉機突然就來了。

1998年10月，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湯敏與妻子左小蕾，把一封建議書通過特定渠道送到中央領導手裡：

《關於啟動中國經濟有效途徑——三年擴大招生量一倍》

這是還在海外的湯敏夫婦為中國經濟開出的一劑藥方，用大學教育來刺激經濟。

當時，中國的下崗工人達到了1500萬。第二年，又會有數百萬高中生離開校園，他們沒大學可上，沒工廠可去，畢業即失業。

領導很快採納了湯敏夫婦的建議。1999年6月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做出了高等教育擴招的決策。

三個月之後，就是中國大學的入學報道日。短暫準備後，當年的大學成功擴招了47%，大學新生比前一年足足多了：

52萬。

這個數字，超過此前十年之和。湯敏也因此得名被媒體稱為「擴招之父」。

大學新生太多，教室和宿舍都不夠用了。那一年開學前，浙大學生宿舍靠着供電局加急趕工，才完成供電安裝。人大的200個擴招生沒有輪上學校的宿舍和床位，只能住在校外走讀。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部里有官員提出改革思路：

動用社會力量辦學。

一夜之間，蘇州大學文正學院起死回生，而且成了藉助社會資源辦學的正面典型。

1

文正學院就此成為了國內第一所公有民辦的二級學院。他們拉開了民辦高校的大幕，替國家解決了很多問題。

在1998年的教育經費統計報告裡，一個大學生要花掉財政經費6775元。當時上海有位老校長做了個推算，如果有30%的高校改為民辦，就能多出來96萬自費生，每年能為國家節約教育經費：

76億。

大家現在都見多了小目標。一個區的自來水廠總經理都能搜出一億多現金，76億算啥。但在1999年，本科生在機關試用月工資是330元，中國外匯儲備是1400多億美金。

民辦高校就此拿下了牌照。

1999年7月，浙江大學和杭州市政府、浙江省電信集團聯合創辦了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教育部部長先後兩次到學校考察，第一次沒有表態，第二次才鬆口：值得嘗試。

教育部對江浙兩省民辦二級學院帶有鼓勵性的默許態度，讓全國各地原本觀望的社會力量，開始學習和效仿，民辦二級學院開始全面擴散。一些藉此機會進入教育領域的老闆，當時還很驚訝，不敢相信：

能有這樣的事。

到 2003年，二級學院的數量已經達到了360所。當時本科院校也才644所，也就是說全國的超過了一半的公辦本科學校有了自己的二級學院。

觀望四年後，教育部頒發了一個規範意見，這種船新的高等教育組織得到了正式的名分：

獨立學院。

它通常以某某大學某某學院的名字分布各地。作為發源地的江浙兩省，之後兩年又各自創立了20多所獨立學院。最近因轉設職業大學成關注焦點的兩省獨立學院，也大都位列其中。

院長被扣留幾十小時的南京師範大學中北學院，也是其一。 

2

2011年，「獨立學院」華中科技大學武昌分校在官網刊發喜訊：

1881位畢業生獲得華中科技大學的學士學位證書。

另一邊，華科本部2011屆本科生畢業典禮上，800名應屆生沒能穿上學位服。他們無法如期畢業。

憤怒的本部學生湧上網絡聲討。他們懷疑華中科大出於利益，將原本屬於自己的學位證分攤給二級學院。

「華中科大販賣文憑」的話題。讓獨立學院一時成了眾矢之的。違規招生、辦學條件不達標等問題也逐漸冒了出來，有人把它稱之為「高教改革怪胎」。

大學生越來越多，但卻沒多少人注意到，在教育部計劃里，獨立學院的定位一直就是階段性的產物。2008年，教育部出台了《獨立學院設置與管理辦法》，獨立學院的命運那時就已經被劃定，只有三條出路：

繼續作為獨立學院存在； 

轉設為民辦普通高校； 

撤銷或合併。

教育部還給了一個過渡的期限——五年。

五年很快過去。轉設的獨立學院寥寥無幾，甚至到了下一個五年，全國範圍內還是有265所獨立學院，在校生有260萬。

也就是說，中國每十個大學生中，就有一個是「獨立學院」的學生。

去年5月份，教育部急了，出台了加快推進獨立學院轉設工作的實施方案，明確表示，獨立學院轉設是高校設置工作的重中之重。教育部甚至立了一個flag，年底前，所有獨立學院必須選一條路走：

轉民辦；轉公辦；終止辦學。

效果是顯著的。到今年年初，全國有超一半的獨立學院完成轉設。從教育部官網上的公開文件來看，這半年以來，又有50多所完成轉設。

東北的絕大部分獨立學院都集中完成首批轉設。上海、廣東、成都也同樣如此。但到了江蘇和浙江，作為獨立學院的開創地，情況就很複雜了。

教育部本想一箭雙鵰，既收拾了獨立學院的攤子，又完成職業本科院校的KPI，沒想到事與願違。學生們拒絕接受職業本科的學歷，拒絕讓自己大學變成「職業技術大學」，他們的訴求是：

要麼普本，要麼停辦。

對於浙江而言，引起學生更大不滿的原因最關鍵是：

浙江的三本獨立學院，錄取分數線很高。

為了留在省內，浙江學生寧願選擇上獨立學院，也不去外省上更好的學校。他們把錄取分數抬高了。以2019年來說，很多專業的錄取分數線，比浙江本科線高了：

60多分。

三本獨立學院的學費大多昂貴，一年高達3萬以上。花十幾萬讀了大學，卻成了職業大學的校友，學生和家長們看來，這既不公平，也不體面。很多獨立學院的學生抱怨：

別人是專升本，我們是本升專。

除了學生的阻力，江蘇和浙江遲遲不願意轉設，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國有資本和地方政府深度參與其中。

浙江工業大學之江學院，是浙工大與紹興市柯橋區合作的；

浙江工商大學杭州商學院，是浙工商與桐廬縣政府合作的； 

南京師範大學中北學院，是南師大與南師大教育發展基金會合作的； 

江蘇大學京江學院，是江蘇大學與蘇大教育教育發展基金會合作的； 

……

這些獨立學院的土地和房產，都是國有資產。

對於股東來說，轉為民辦，將面臨國有資產流失的責任；轉為公辦，學費少了，地方政府既要給編制，還要給錢。

另外，國資的過戶必須通過國資委、發改委、財政、稅務等部門的同意。同時土地、房舍等過戶要繳納至少數千萬元的稅費。 

粗略算下，財政支出可能要高達百億。 

3 

幾年前，湯敏接受媒體採訪時被問到是否後悔當時上書建議，他說：

不後悔。

這個經濟刺激政策，其實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從大學生是個稀罕物，到大學生太多了，只用了20年。

相信很多人都沒有注意過，很多三本獨立學院的官網上，介紹里都有這麼一個描述：

應用型大學。

「應用型」三個字，在大眾的認知中是模糊的，甚至是被人為美化過的。現在，薄紗要被無情地撕下了。

大幅度的本科擴招，讓那些原本準備去中專和職高的高中生，可以進入大學了。同時意味着，技術型人才的減少。

1999年，北京的中專學校有2500多新生沒有報到，職業高中有6200多新生沒報道，大家都去上大學了。

大學擴招後的第二年，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製造業一線高層次的技術人才，從那時候一直處於短缺。

普通高中激增的招生人數，打亂了原本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各占半壁江山的天平。20多年以後，中國最新的中考改革，試圖回歸平衡：

各地區普高錄取率與職高錄取率必須1:1。

2015年，獨立學院迎來第一次卸妝。教育部提出，專門的職業大學將成為獨立學院的歸途。

現在江蘇、浙江先後宣布暫停轉設職業大學。但從現實來看，職業教育綜合改革下的合併轉設，已是大勢所趨。

浙江宣布全面暫停合併轉設的第二天，《職業教育法》迎來20多年來的首次大修，最重要的一句話是：

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立法的意義，不言自明。

但對於學生來說，現實問題才是最重要的。如何確保在校生和校友的權益不被降格，比如考研考公是否一視同仁，升學和就業市場是否會被歧視，這些都需要明確的答案。

去年年底，蘇州大學文正學院順利地轉設成為首家市屬本科，蘇州城市學院。儘管被摘掉了蘇州大學的光環，但社交媒體上很多校友還是在慶幸自己的幸運。起碼校名里沒有出現「職業技術」四個字。

但很多其他學校的學生，要切身感受改革的陣痛。

1999年春晚，黃宏在小品《打氣》裡喊了一句「工人要為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讓整個東北都沒有過好年。

這種口號不應該再出現了，對於獨立學院學生們的不理解，我們應該理解。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獸樓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