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专栏：中国外交的“韬光养晦”时代已经过去

去年11月三藩市拜习会后，外界认为，中国外交的调子不像过去那样带有攻击性，“战狼外交”的色彩减弱了，而在中国国内，一直有人呼吁外交当局重回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不要四面树敌。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对当局是否真正放弃“战狼外交”表示怀疑。

习近平上周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人士，其讲话主基调和用词表述承接了拜习会。谈到中美关系，他说，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只要双方都把对方视为伙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美关系就会好起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他表示，改革不会停顿，开放不会止步。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更广阔发展空间。欢迎美国企业更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赢在中国。这些表态让外界再次关注中国当局是否已在回归韬光养晦外交。

在我看来，习近平虽然很少说到韬光养晦这个词，但事实上早已放弃了韬光养晦的外交原则，不可能回归。不过，既然这个问题一段时间来引起了关注和争议，不妨对此作一番文本考察，以求更好地认识该问题和中国当局的外交行为。

中国“韬光养晦”外交方针，是在苏联帝国垮台，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后冷战”时期，由邓小平提出的。它的全称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著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被称为“20字外交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它让中国成功应对了“后冷战”时期出现的各种不确定局面，化解了国际政治风险。

但习近平上台后一直到现在，中国官方发布的外交档和领导人讲话，很少提到这个词，强调的是外交要“有所作为”、“奋发有为”，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

2013年10月，中国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了“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但习近平也强调“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中国后来分别在2014、2018和2023年召开了三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2014年外事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这种说法此后成为中国外交的正式表述，也成为中国努力推动的外交目标。在此基础上，2018年外事工作会议强调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2023年外事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要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条主线，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入一个可以更有作为的新阶段。

2017年10月和2022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大和二十大在关于中国外交的论述部分，主题都是促进/坚持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作为中共的外交使命。

王毅是中国外交的最高主管官员，在中共十九大一次开放讨论时，针对外国记者有关十九大报告是否意味著将放弃韬光养晦的提问，他没有明确回答该问题，仅表示，韬光养晦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理念，但时代在变化，中国发展环境在改变，韬光养晦的内涵和外延也自然相应地在改变。2020年5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美国CNN记者再次问他，中国外交是否已经放弃了韬光养晦原则，变得更强硬，王毅的回答是，“我们从来不会主动欺凌别人，但同时，中国人是有原则、有骨气的。对于蓄意的中伤，我们一定会作出有力回击，坚决捍卫国家的荣誉和民族尊严。对于无端的抹黑，我们一定会摆明事实真相，坚决维护公平正义和人类良知。”

王毅的这两次回答，对中国是否还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看起来有点含糊其辞，但他不明确表态，即可把它理解为中国不再坚持韬光养晦。相对王毅的含蓄，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在今年3月参加中国两会接受记者采访时直截了当宣称，中国不能够像过去那样一味的韬光养晦了。

官方学者讨论这一问题更早。2012年，就有人建议放弃韬光养晦。时至今日，虽然仍有一些学者主张，韬光养晦依然不能放弃，但更多学者呼吁，中国外交的定位应该从韬光养晦过渡到更多的有所作为和奋发有为。比如清华大学国关学院院长阎学通曾表示：“从韬光养晦变成奋发有为，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质的变化。过去之所以要韬光养晦，是因为我弱你强，我们向国际社会示弱，显示我们对所有事情不介入。而如今的奋发有为则是要向周边国家显示我们的关系是‘我强你弱’，这是根本性质上的变化。”

多数学者之所以建议放弃韬光养晦，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实力看起来比10年前强大，就像卢沙野所说，“你现在成为一头大象了，不可能再躲在树后面。”此外，中国面临美国和西方的打压与围堵，即使想韬光养晦，也不可能。

可以说，无论从客观情形还是习近平的主观目的看，中国韬光养晦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事实上放弃了邓、江、胡三代实行的“韬光养晦”外交。但假如人们把韬光养晦理解成一种外交的理念和原则，或许习近平在中国不利的战略环境下，可能在某个阶段会按照该原则来处理外交实务，然而，从他一再强调外交要发扬斗争精神看，实际上很难做到这点。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