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举报换了人间? | 舆论手札

照相的宋师傅
2024-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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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底,苏州公务员马翔宇公开举报顶头上司系列违纪、涉嫌违法窝案,最后以“相信组织”四个字告退。此一风波与万年李佩霞事发酵时,舆论试着探讨:被赋予组织内最权威甄别机关的纪监委,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能避免马翔宇们的出现?

关于这个问题,没人能提供标准答案。但在马翔宇之前、尤其是他举报后的舆情态势看,涌现了不少体制内人士的仿效举报,令人侧目。这些人有在职的中院副院长和法官、前警察、现检察官、司法局干部,公检法司齐聚网络举报门下。

这些人的网络举报,一个显著影响是,为体制外的民众带来了关于体制内权力运行的细节,而他们不一定敞亮的职业故事中间闪现着不公平、不公正之处。而诸般痛陈,都从内部人角度补充了权力失范的状况,以及它对所谓内部人的倾轧。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体制中人走到网络举报这一步,其目的不是要跟体制决裂,而是利用自身的故事,引入社会压力,为原本是组织内部的解决程序增加外部压力。最终的目标,依旧是制造一种投鼠忌器的氛围,为自个卷入的麻烦寻找有利的出口。

作为一个典型案例,马翔宇的爆料,因为其提供了较多的视频资料与话术策略,展现了体制内举报人士的微妙心态,暴露了他们既矛盾,又竭力调适举报影响的别扭姿态。他们不是不相信组织,而是相信组织存在另外一副面貌。

对于组织来说,马翔宇们实质上都从不同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背叛”,他们在体制外“流落”得越久,这种“背叛”的浓度越高。而组织对这一情形的敏感,举报者们心知肚明。所以,马翔宇们声言反对的是违纪分子,他们则随时听从组织的重新征召。

到目前为止,马翔宇们的公开举报是有效果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在于,民众对权力的失范怀有共情,哪怕它伤害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但出于对乱权的惧怕与厌恶,他们仍愿意声援这些体制内举报者——哪怕清楚这些人不过是在利用他们。

也就是说,权力的无差别侵害,会暂时拉平体制内外本已显著存在的情感鸿沟。这是马翔宇们获得最基本的网络声援的原理所在,民众并没有把这些体制内举报者当成“我们”的一部分,只不过,在他们暂时的自我流放之时,与一般人有了命运的共振。

如果接续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或许换一个角度来回答可能更符合国情,更接近求解。既然体制对社会人士的举报有圆熟的处置模式,那可以类推,来自体制内人士的公开举报,在什么状况下会自动钝化锋芒、并大幅度消除其引发舆论共情的刺激因素?

毫不讳言地讲,体制外人士的公开举报,赖以成功的要素是经历的惊悚程度,根本在于个人的不幸与时代的反差;而体制内人士的网络举报,其“卖点”在于身份与体制的反差,他们或自外或被排挤出来,是一个体制的零余者角色。

只要对体制内举报者保持距离,秉持越来越常见的看笑话的态度,他们的举报效果只会降低而不会强化。或者说,民众不再承认与体制内哪怕最沮丧的失意者享有共同的命运,不再自动代入权力失范的伤害想象,迷失的官与绝望的民,就不可能是同路人。

客观地说,这对组织可能是一个好消息,亦即:选择网络举报的体制中人,在举报逻辑上有着回归体制的天然驱动力,他们最终(也许是很快地)将与“群众队伍”分道扬镳。而群众也将意识到,为保持群众队伍的纯洁性计,他们也无法接纳这些人。

所以,一个看似好消息是,网络举报因为举报者身份的崭新特征,好像预示着人间世换了一个样貌。可仔细去看,这些来自体制内的举报人,并没有改变什么,他们首鼠两端,测试着舆论的耐心与组织的弹性,以弃子的命争取着重归组织怀抱的运。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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